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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錮之禍”是東漢后期統(tǒng)治階級內部宦官、外戚兩派長期斗爭的產(chǎn)物。

外戚當權，即殺戮和罷免一大批宦官，而提拔重用他們的同黨；反之，宦官掌權，則大殺外戚集團，罷免和壓制外黨。

桓帝時，一批比較正直的士家豪族和“名士”出身的封建官僚，聯(lián)合3萬多太學生，一起反對宦官集團。

宦官則近水樓臺控制了桓帝，捏造對手罪狀進行反擊，桓帝不得不下令逮捕了李膺、陳實、杜密等200余人，并對逃亡者懸賞追捕。這就是發(fā)生于延熹九年的第一次“黨錮之禍”。

后來，由于外戚集團的支持，桓帝下令開赦李膺等200人。

不久，外戚與黨人聯(lián)合起來計議誅殺宦官，泄秘后反被宦官先發(fā)制人，陰謀陷害，將李膺、杜密等200余人一并下獄處死。

之后，宦官為斬草除根，又在全國各地陸續(xù)逮捕“黨人”。

靈帝建寧元年，下詔各州郡查究“黨人”，凡“黨人”及其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現(xiàn)居官位者，一概免職禁錮，這就是所謂第二次“黨錮之禍”。

所謂“黨錮”，也就是視為“黨人”而予以禁錮，絕其仕進之路，永遠不許為官。

鄭玄曾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賞識與提攜，所以也被視為“黨人”，于建寧四年和同郡孫嵩等40余人俱被禁錮。這一年，鄭玄才45歲。

鄭玄被禁錮后，絕了仕進之路，便杜門不出，隱修經(jīng)業(yè)，集中全部精力來進行遍注群經(jīng)的工作。鄭學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漢代經(jīng)學有今、古文之分。

秦始皇焚書后，漢代有一些老儒生憑記憶背誦出來一些經(jīng)文，用當時通行的文字記錄并整理出來，叫做“今文經(jīng)”。西漢成、哀之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發(fā)現(xiàn)了一部用古籀文字書寫的《春秋左氏傳》，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禮》、《古文尚書》，和當時尚未立于學官的《毛詩》，便成了古文經(jīng)的主要經(jīng)典。

研習今文經(jīng)的，叫“今文學派”，修讀古文經(jīng)的，叫“古文學派”。

今、古文經(jīng)不僅經(jīng)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說和觀點差異甚大。

兩派各按自己的觀點注經(jīng)立說并收徒講學，漸成水火不容之勢，以至于發(fā)展到相互指責、論辯，相攻如仇的地步。

后來，古文經(jīng)也被立于學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兩派的斗爭更加經(jīng)常并激烈了。

到東漢時，今、古文經(jīng)并行，古文學派的影響迅速擴大。

鄭玄進入經(jīng)學界，正是處于今、古文學派激烈斗爭之時。

今、古文經(jīng)學派的相互攻擊，在本質上并沒有什么進步意義，雖然兩派都各有一些長處。

經(jīng)學講究“師法”和“家法”：嚴守經(jīng)師之說毫不走樣，叫做師法；同一經(jīng)師的不同學生又各自為家，故師法之下又講家法，在遵從師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師法是追溯淵源的，家法是對師說的引伸與發(fā)展。

如此“疏不破注”，疊床架屋，致使一經(jīng)就有數(shù)家，一家又有若干說，各講各的一套，謬誤百出，使后學者不知所從。繁瑣、支離、教條，成了經(jīng)學的突出弊病。

鄭玄起初從第五元先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屬于今文經(jīng)學派的。

后來他又跟張恭祖學習《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這是屬于古文經(jīng)學派的。可見他并不專守一師之說，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學多師，兼收并蓄。

他在馬融門下受業(yè)多年，而馬融乃是古文經(jīng)學大師，總的來看，他是傾向于古文經(jīng)學一邊的。但是，鄭玄并不遵守當時經(jīng)學中師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淵博的學識遍注古文經(jīng)，注中并不專用古文經(jīng)學家的釋義，同時也采用了許多今文經(jīng)學家的解釋。即以古文為主，兼采今文，擇善而從。

在受禁錮的14年中，鄭玄遍注群經(jīng)。

“鄭注”出現(xiàn)以后，原來各守門戶的今文經(jīng)學與古文經(jīng)學，便逐漸不再為人們所信了。

他在當時不僅集古文經(jīng)學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為一爐，獨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學派——“鄭學”。

人們轉而崇尚“鄭學”，使之逐漸成為“天下所宗”的儒學。

例如，鄭玄所注的古文經(jīng)學費氏《易》流行，而今文經(jīng)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廢止了；鄭注《古文尚書》流傳，而今文經(jīng)的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便散失了；鄭玄箋注了古文經(jīng)的《毛詩》，而今文經(jīng)的齊、魯、韓三家的《詩》也就不顯了。

鄭學的出現(xiàn)，使經(jīng)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的變化，它使經(jīng)學進入了一個“統(tǒng)一時代”。

期間，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當時有位著名的今文經(jīng)學大師名叫何休，他用17年的時間寫成了《公羊春秋解詁》一書，對《公羊》一書的內容多所發(fā)明。從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廢疾》三文中可見，他認為《春秋》三傳中只有《公羊》義理深遠，象墨子的城防一樣無懈可擊。而《左氏》與《谷梁》二傳則存在嚴重的缺點，根本不值得研究。

鄭玄乃針對他的觀點，著《發(fā)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以駁斥之。他認為三傳各有其優(yōu)缺點，《公羊》并非十全十美。

何休讀了鄭玄的文章，也帶著嘆服的口氣說：“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意思是說鄭玄能從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說法來駁倒他的立論。

由于鄭玄對何休的批駁十分有力，使經(jīng)師和學者們十分驚服。

據(jù)說當時京師之人稱何休為“學海”，而稱鄭玄為“經(jīng)神”，鄭的聲望遠超過何。

當時求學者不遠千里投到鄭玄門下者甚眾，他的徒黨通于天下。

總之，鄭玄從45歲被禁錮，到了靈帝中平元年58歲才蒙赦令，前后長達14年。在此期間，他打破了經(jīng)學的家法，注釋與著書“幾百余萬言”，創(chuàng)立了“鄭學”，在中國經(jīng)學發(fā)展史上做出了無與倫比的突出貢獻。

黃巾農民大起義爆發(fā)后，東漢王朝為了平息地主階級內部的紛爭，一期共同鎮(zhèn)壓農民起義，乃大赦“黨人”，這時年已58歲的鄭玄始獲自由。

鄭玄曾先后游學十幾年，走遍了各地，連大經(jīng)師馬融都自嘆不如，成了全國著名的經(jīng)學大師。

他著述豐贍，又弟子眾多，在當時是有相當大聲望的。

解除黨禁后，朝廷當政者對鄭玄的大名已早有所聞，于是爭相聘請他入朝擔任要職。

但康成公求名而不求官，羞與外戚閉寺為伍，絕不愿涉足仕途，乃屢拒征辟，一心一意從事著書講學的學術工作。

靈帝中平二年，執(zhí)掌朝廷權柄的外戚大將軍何進為了籠絡人心，首先征辟鄭玄入朝為官。

州郡官吏脅迫起行，鄭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見何進。

何進為表示禮賢下士，對鄭玄禮敬有加，設幾、杖之禮以待之。

鄭玄為保其名士節(jié)操，拒不穿朝眼，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與何進相見。

見面后，鄭玄一一回答了何進的問詢，并對其做了建言，最后又鄭重表示了自己堅決不留下做官的強烈意愿。

僅隔了一夜，未等靈帝授予官職，他就逃走了。

何進一看“此人實不可奪志”，也就只好放任他離去了。

靈帝中平四年，三司府曾先后兩次征辟鄭玄，但他都借故婉言謝絕了。

第二年，鄭玄與荀爽、申屠蟠、襄楷、韓融、陳紀等14人并被征為博士，他以父喪為名未去。

后將軍袁隗表舉鄭玄為侍中，他仍以居喪為理由而拒絕出仕。

中平六年，靈帝死，少帝劉辯繼位，不久董卓廢少帝而立獻帝，遷都于長安。這時，公卿們又舉鄭玄為趙王乾之相，玄借故“戰(zhàn)亂道路不通”，仍舊沒有受召。

鄭玄屢拒征辟，其間除避亂于徐州外，大抵是在家鄉(xiāng)隱居，聚徒講學，專心經(jīng)術，著書立說。

他的弟子遍于天下，多有人自遠方而投至門下，如河內趙商、公孫方、王基、郗慮等即為其間著名者。他的學生常常超過千人，為一時之盛。

獻帝建安二年，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為北中國最大的割據(jù)勢力。

一次紹大宴賓客，71歲的鄭玄應邀出席，在席上對一些所謂“豪俊”的提問進行了一一的答對，語驚四座，使賓客無不折服。

其中一粗野云將口吐唾沫說：“當今天下大亂，誰兵強將勇，誰就能當上皇帝老兒，‘子曰’、‘詩云’能頂啥用？”

鄭玄端容正色答曰：“將軍只可謂以管窺天，周公圣人統(tǒng)軍平叛，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而匹夫之勇，不過一人敵耳。將軍豈不聞楚霸王項羽乎？力拔山兮氣蓋世又如何，終是難免自刎烏江！”

那將軍聽后無言以對，全場亦是鴉雀無聲。

袁紹為之折服，乃舉鄭玄為茂才，并表請鄭玄為左中郎將，但鄭玄卻毫不為之所動，一一予以婉拒。

獻帝建安三年，獻帝征鄭玄為大司農，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給安車一乘，所過郡縣長吏送迎。

鄭玄在家拜受后，便乘安車至許昌，但馬上又借口有病，請求告老還鄉(xiāng)。

他雖然并未到任就職，但因為已經(jīng)拜受此命，故世人稱他為“鄭司農”。

總的看，鄭玄解禁后被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之多，然玄皆拒不受。

公車征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也都沒有就職。

在漢末黑暗的社會情況下，鄭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節(jié)，不肯與他所鄙視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圖的假名士們?yōu)槲椋恍脑趯W術上發(fā)揮自己的才智。他以布衣而雄視世人，不愧為真名士。

“荒山書院有人耕，不記山名與縣名。為問黃巾滿天下，可能容得鄭康成。”

中平五年冬十月，黃巾軍占領青州，攻破北海，不受征召的鄭玄與其門人避于不其山下，在這里開辦了康成書院，與世無爭地進行著注經(jīng)和講學活動。

康成書院的舊址在城陽區(qū)嶗山北麓的三標山兩側的朝陽坡下。

這里，北倚巍峨屹立的不其山，南臨風光秀麗的墨水河。

“康成”是鄭玄的字，書院是鄭玄修建和執(zhí)教的場所，所以又稱作“康成書院”。

康成書院建成之后，遠近慕名求學者很多。

許多學徒自遠方投至門下，相隨者數(shù)百千人。

康成書院曾盛極一時，聞名于世，三國時的名士崔琰、王經(jīng)、國淵、任嘏、孫乾等人都曾是鄭玄的學生。

但康成書院僅開辦了短短一年，就因災荒致使糧食斷絕，無法維持下去了。鄭玄只好與學生們痛哭一場，各奔前程了。

鄭玄師徒離開不其山后，康成書院也漸漸荒廢了。

雖然康成書院早已不在，但關于鄭玄的故事卻一直在當?shù)亓鱾鳌?

據(jù)說不其山上有古井不竭，井邊生有一種細而長的草，很有韌性，時人稱之為書帶草，又叫康成書帶。據(jù)史料記載，這種可以捆書簡的書帶草，因鄭玄講學不其山得書卷氣熏染而有靈氣，故而受到歷代文人的青睞和歌詠。

唐大詩人李白有“書帶留青草，琴堂幕素塵”詩句，宋蘇東坡也有“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之詠。

另外，在此地還零散生長著一種喬木，木質如家楸、金楸、銀楸、黃楸、綿楸，只是其葉脈網(wǎng)絡宛如圓長多變的篆紋，鄭玄譽之“篆葉楸”。

雖然鄭玄在這里授徒時間不長，但留下的影響卻是巨大的，當?shù)卦S多引人向善的故事都愛用鄭玄當主角，這也體現(xiàn)出了人們對他的愛戴。

傳說康成書院建成時還發(fā)生了這樣一個傳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