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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浩波

我在這里所說的四種虛榮心，指的是當代中國詩歌中普遍存在的，渴望用某種姿態進入詩歌史的虛榮心。并且，中國當代詩人因不同的格格不入的虛榮心，構成了傾軋、分野，進而演變成不同的、故步自封的宗派。

最有代表性的應該是以下四種：政治虛榮心、先鋒虛榮心、文化虛榮心和技術虛榮心。

我不認為有這些虛榮心是壞事，也不認為完全沒有這些虛榮心的寫作就是更純粹的寫作。相反，正因為擁有這樣的虛榮心和由此帶來的詩歌史野心，才使得一些詩人的寫作，具備了強烈的文化意志和個人辨識度，使他們不僅僅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好詩人，更成為特定歷史階段的重要詩人。我本人亦是如此。

但虛榮心和野心帶來的詩學偏執，很容易變成對詩歌的傷害。詩人們囿于自身的固執、狹隘和偏見，將虛榮心膨脹為寫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類”皆視為歧途，使得原本只是附著在詩歌上的虛榮心變成了執念。這種強烈的外在執念，壓倒詩歌本身，形成負面吞噬，令有才華的詩人在寫作上無法寸進，甚至不斷倒退。

同時，虛榮心背后的文化理念會產生“光暈”——一種強烈意志形成的吸附效應。每一個攜帶虛榮心的相對重要的詩人背后，都有大群意志薄弱的年輕或不年輕的追隨者，造成越來越多的群體式詩歌對峙。這種對峙、爭論、不服氣，本身并非壞事，在初期，構成了理念的交鋒式溝通，甚至構成了一種激進的繁榮。但對峙并非建筑于高水平的詩歌理念之上，而是建筑于低水平的偏狹執念之上，建筑于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荒謬立場之上，建筑于因為自身的文化欠缺而帶來的文化自卑，又因為要掩飾文化自卑而一味拼命強化自身是唯一合法、唯一真理的內在動機上。久之，在低水平對峙中，每個群體都給自己罩上厚厚的烏龜殼，故步自封，坐井觀天。

近十多年來，這種狀況對當代詩歌的發展損耗很大。漢語詩歌始終無法建立起正常的詩人與詩人交流和溝通的最低標準，無法建立起碼的共識。不絕于耳的各種爭吵，大部分與詩歌關聯不大，吵的都是外在的主義。

每一種虛榮，都有一條非常容易進入的歧途。

政治虛榮心最大的歧途，便是使詩歌淪為意識形態對抗的工具。存天理，滅人性，用強大的政治、道德武裝自己，而在事實上，放逐了詩歌本身。政治正確的嘴臉，由政治正確所帶來的二元對立的嘴臉，以社會道德良知作為寫作合法性的嘴臉，本就是詩歌的天敵。這種歧途，進一步導致詩人內心的干燥，越社會化就越取消自我，越正確就越偏離詩歌。

政治虛榮心在中國詩人的內心中根植甚深，來源大致有三：

一是中國人從小接受的詩歌教育本身就有這種傾向。對“詩言志”的理解，對批判現實主義的推崇等，都起到了某種心理暗示作用。中國的讀者，喜歡要求詩人充當良知的代言者，充當意識形態反抗的主體，根源恐怕也在這里。

二是中國當代詩歌發端的時代關系。當代詩歌發端于20世紀60～70年代，空氣中都充斥著意識形態荷爾蒙的時代；發端于食指、北島；發端于帶有意識形態對抗意味的“朦朧詩”。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詩人充當了思想的先驅，詩歌天生就具備的獨立、自由的意志，無意間迎合了整個時代的心理需求。這是一個浪漫的巧合，是詩歌與那個時代的必然，而不構成詩歌與所有時代的必然。“朦朧詩”的傳奇效應，時代賦予詩歌的英雄主義色彩，誘惑了很多年輕的詩人，政治虛榮心甚至是很多人開始寫作的唯一因素，意識形態對抗使得詩人凌駕于詩歌之上。這種畸形的英雄主義自我實現方式，這種渴望充當時代的喇叭、思想的吹鼓手的虛妄念頭，被后來的很多詩人警惕和反抗，并逐漸形成共識。

以政治虛榮心為寫作依據的思潮，本來已經煙消云散，但在近年又有卷土重來之勢。這種反復，根源是詩歌的邊緣化。社會越來越功利，越來越以“實用”作為唯一標準，人們對詩歌的質疑和妖魔化就越劇烈。“寫詩有什么用？”詩歌原本就不是以有用無用為標準，它是精神、生命、經驗、意志、語言、美學等共同作用下的結晶體，追求的是永恒的價值。但這種價值無法清晰、簡單地傳達給大眾。面對大眾振振有詞的一問，詩人只好攤開雙手：是，沒用，但我們愿意，可以嗎？詩人放棄了闡釋詩歌的機會，大眾獲得了評價詩歌的權力，對詩人提出了要求，要求詩人像他們接受過的詩歌教育里的樣子，成為良知和道德的展現者，要求詩歌重新變得有用。在新世紀，互聯網越發普及，中國人的表達欲望、言說欲望越來越強烈，對社會發言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滿足著很多文人的英雄主義夢想，他們也確實備受關注。在互聯網上，各種政治正確的堅定言論飽受追捧，搖滾歌手、媒體人、專欄作家、博客寫手、大學教授、作家、商人……都搖身一變，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并且仿佛只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就獲得了某種文化上的道德優越感。對很多年輕時就胸懷英雄夢和時代先知夢的詩人來說，這構成了刺激。前一分鐘他們被放逐，后一分鐘他們上網，他們渴望重新回到焦點，重新變得有用。一方面是詩人被時代和大眾放逐的焦慮，一方面是大眾對詩人站出來鼓吹良知和成為道德代言人的淺薄需求。帶著投機的欲望，不少詩人的政治虛榮心開始在寫作中上升。

我并不反對有限度的政治虛榮心，我自己也是一個愿意對時代和社會保持敏感、保持關注，乃至隨時以寫作介入的詩人。但在這樣的寫作中，詩歌應該大于政治虛榮心，政治虛榮心應該對詩歌起到正向作用。殘酷的是，我看到很多詩人以取消詩歌本身的規律為代價，口干舌燥、聲嘶力竭地殺了過去。空洞的良知，乏味的道德，假大空的政治正確，非此即彼的反抗，陳詞濫調的囁嚅，幾乎取消了詩歌的一切幽微、敏感、濕潤。

先鋒虛榮心的歧途在于，因自身的淺陋狹隘，一味把先鋒置換成反文化，繼而更鄙陋地置換成以沒文化為榮，展示自己沒文化。被刻意放大的沒文化虛榮心和被刻意放大的文化虛榮心，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前者通常以流氓無產者的姿態出現，后者通常以飽學的文化貴族姿態出現，本質都是基于對文化的臣服和自卑。

先鋒虛榮心的另一種歧途，則是將先鋒精神的一個維度——對人性幽暗復雜的挖掘和對人性真實的尊重，簡單置換到“我口寫我心”的粗淺層面，甚至達不到“我口寫我心”，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抵達心之微妙，只是停留在“我口寫我最簡單的動物性欲望”的層面。更有甚者，為了展露所謂的“先鋒肌肉”，在寫作中一味好勇斗狠，刻意追求粗鄙的表達方式，刻意炫耀流氓“無產者”的生活方式，用先鋒標榜自己，以掩飾自卑。

先鋒虛榮心的第三種歧途，是宣稱自己發明了某種唯一的詩歌真理。某些語言詩派（他們認為語言是詩歌的唯一真理）甚至為此炮制出了類似于宗教教義那樣的真理條款。最近的某個真理條款宣稱，一切修辭都是遠離詩歌的。我不反對，甚至欣賞某些詩人個人化的極端語言實驗。堅決，乃至極端，確實可以成就某些詩人，放大他們堅持的美學理想，拓寬審美的范圍。但“唯一真理”、對其本人的詩歌創作故步自封，以及其影響力所及的其他詩人的詩歌創作，帶來的危害已經清晰可見。

我本人的詩歌理想之一，就是堅持詩歌寫作的先鋒性。我密切關注當代漢語詩歌每一個維度上的先鋒性嘗試，我知道每一個行走在先鋒道路上的詩人在想什么，想干什么。非常遺憾，我確實感到，很多詩人因先鋒的執念，被先鋒所困；因耽于先鋒的虛榮心，寫作變成了一種外在的虛榮性寫作、標簽化寫作，不再與內心有關。

21世紀初，我和我的朋友們發起了一場“下半身詩歌運動”，形成了一種先鋒性寫作潮流。其后，中國詩歌洋溢著“向下”、“崇低”的寫作思潮，與“無產者”的生活方式結合后，更是泛濫成災。很多人當時無法理解，我為什么對這些“向下”、“崇低”批評居多。有人認為我想保持個人的先鋒話語權，有人認為我無法進一步向下，喪失了進一步的先鋒。殊不知，在我看來，再怎么先鋒，也不能使先鋒淪為標簽和形式，不能令對先鋒的追求外在于詩歌。

我也曾因這種先鋒的執念，有時劍走偏鋒，好勇斗狠，不惜代價強行披掛先鋒外衣。這樣的寫作嘗試，與內心嚴重脫節，變成了一列脫軌的火車。如何將先鋒性控制在與內心匹配的范圍內，控制在詩歌寫作內在邏輯的軌道上，是一個復雜的話題，絕非一味向下那么簡單。

最近在讀小招的一本遺作，他在2010年自殺身亡。說實話，我讀得有些難受。阿堅寫的序言說，我是小招生前“方方面面都服氣”的詩人。阿堅還開列了一份小招熱愛的詩人名單，每一個都帶有強烈的先鋒標簽。在小招的整本詩集中，我看到這些詩人的影子，包括我的影子在內。我依然要說，這不是一本我喜歡的詩集。

在這本詩集中，小招幾乎一一試穿了他喜歡的詩人的先鋒外衣，每一件穿在身上都不合身。他對這種外在于內心的先鋒性的追求，大于對詩歌本身的追求，他追逐著他們身上熠熠發光的先鋒標簽，像小孩收集陣亡戰士的勛章，把勛章一一扎進皮肉，沖上想象中的詩歌戰場，義無返顧。

在最后的一些詩歌中，小招的天才開始體現，他開始找到自己的嗓音。這種嗓音，我認為是當代詩歌先鋒性探索的最前沿的嗓音。他開始嘗試將自己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個人命運，較為天然地融入駕輕就熟的口語敘述，讓其中的詩意自然呈現。可惜天不假年，這種開始走向成熟的寫作戛然而止。

但這部分詩歌，詩意更多還是體現在與主流社會世界觀的對抗中。這種對抗，甚至是洋洋得意的。這不誠實，或者說，并沒有體現出“誠實”的能力，也就失去了這種寫作最大的張力和微妙的詩意。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世界觀、生活方式，“無產者”的生命直覺和生存意志，是天然的詩意。但這種天然的詩意，會被刻意的洋洋得意的炫耀式對抗削弱，不能抵達其中包孕的內心優勢。生活和命運帶來尷尬、痛苦、苦悶、孤絕、無奈、焦慮，才是內心真正的黃金，才是“人”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