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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道光改元，庸暗不明，連“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都談不上，因為根本不明善惡。而且性情跟明思宗很相像，喜用嚴刑峻法，但以善惡不明之故，每每摧折好人，除寒透了心的英和以外，督撫中有才干、有治績的，常在最后遭受挫折。如精敏強識的蔣攸铦，受曹振鏞排擠出任兩江總督后，嘉慶十年，以處置鹽梟黃玉林案，在因病乞假，內召回京途中，突蒙嚴譴，降為兵部侍郎，以至病歿于旅途之中。

又如那彥成，道光七年辦理回疆善后，盡去積弊，賜紫韁、雙眼花翎，繪像紫光閣，刊功臣之末。后來回疆復生叛亂，論者借詞攻擊那彥成，竟詔斥那彥成誤國革職，但十三年病歿于家后，復又追念平教匪功，依尚書例賜恤，并謚文毅。然則始終肯定了他的毅力，而竟在垂暮之年，予以嚴譴，豈非欲速其死。

魏默深這些略近憤激的議論，使得原已深為感慨的龔定庵得了一個結論：“高宗善惡并用，操縱由心；仁宗善善必用，微惜惡惡不去；今上則惡者常得出頭，善者每遭挫折。由此可以看世運了。”

有好一陣，龔定庵跟魏默深在一起盤桓，常常是兩個人對據一張方桌，一大壺酒，一個“盒子菜”，以箸代籌，指畫山川險要，就清軍入關以來的大戰役，各抒所見，評論得失，往往談到深宵方散，還不愿歸寢，獨坐沉思，心潮起伏，壯志未消，精力漸衰，書空咄咄，心有不甘，滿腹自信絕非紙上談兵的籌邊偉略，莫非真是就此埋沒，隨身入土？

苦悶多日，為吉云看出來，終于忍不住發問：“看你心事重重，何不跟我說一說？”

“今年四十六了，望五之年，還是一名禮部主事，白首為郎，還則罷了；上面還有員外、郎中，什九后輩，豈不難堪？”

“這是世俗之見。”吉云說道，“不應該出自你的口中。”

“好，這不說。”龔定庵忽然想問一問，“吉云，你以為我只不過文字勝人而已！是不是？”

“我倒不是這么看，文章原有義理、辭章之分，精于義理，就能成為經世致用之學。我看你的幾篇雜記，《說京師翠微山》《說昌平州》《說天壽山》《說居庸關》《說張家口》之類，不是普通的游記，光是描寫風景，論形勢，論建置源流，用兵為政，亦都可參考你的輿地之學，實在是很有用的東西。”

“唉！”龔定庵嘆口氣，“吉云，你我性情上有不投之處，不過，你總算也是我的知己之一。我現在不甘心的，就是雖有籌邊良策，毫無用處；縱有抱負，無從抒展。”

吉云不作聲，想了好一會兒說：“我們紹興的烏師爺，你一定看不起，可是，你們杭州的陳潢，莫非你亦不屑一顧？”

這是勸龔定庵考慮，是不是可以作督撫的幕客？“烏師爺”為雍正朝田文鏡司章奏，迎合世宗的意旨，使得田文鏡寵信日固，但田文鏡其人，就為龔定庵所鄙視，烏師爺亦就不值一談。可是提到杭州的陳潢，龔定庵不能不動心了。

陳潢是康熙朝治河名臣靳輔的謀主。靳輔是鑲黃旗的漢軍，出仕之途較寬，順治九年以官學生考授國史館編修，康熙初年以內閣學士外放安徽巡撫，從此開始了他一生不朽的盛業：治理黃河。

明朝末年，流寇四起，運道斷絕。一條黃河，百孔千瘡，到處泛濫，由河南到山東這一段，由于李自成幾次決口以黃河水灌淹開封，災害尤為嚴重。所以多爾袞領兵入關后，一到河南、山東歸入掌握，立即派出漢軍鑲白旗的楊方興為河道總督。此人是清朝在關外第一次開科取士所取中的舉人，到任后全力修堤，疏通河道。一直到順治九年，身心交瘁，上書請罷官，但治河正有起色，不容他抽身告退，上諭慰留，楊方興亦勉為其難，一直櫛風沐雨，親自防河督工。

其時有一些言官，聯名上疏，建議勘查九河故道，導河北流入海。原來黃河發源于青海，經河套東行一折往南，出龍門至潼關前面，再折而往東，即入河南地界，在與山東接壤之處，復又轉向西北，以地形阻隔，一條大河分為九條小河，在山東、直隸之間，流入渤海。但黃河早就與淮河合流，由西南出口，如說要導河北流入海，既不可能，亦不必要。

因此楊方興上奏：“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異宜。宋以前治河，但令赴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迄我清，東南漕運，自清口迄董家口二百余里，借河為轉輸，河可南，必不可北。”這段話言簡意賅，說得很清楚，但宋朝“可南亦可北”的說法，是有含蓄的，真正的情形是，在南宋，黃河可北不可南，因為黃河自河南之東應向北而竟向南時，金兵便可利用黃河南侵，所以南宋治河，以使河北流為不易的宗旨。

自金章宗明昌五年，黃河改道往南以后，自南往北的運河被沖斷成兩截，因此，自淮安府的清口入黃河，往西行二百余里，再由董家口往北入運河。這就是說，漕船自南北向的運河行至此處，有一段去程自南轉西，回程自北轉東，總計二百多里，必須經行黃河，謂之“借黃”。如果黃河循故道往北，運河“無黃可借”，勢將中斷，所以楊方興雖“請敕下廷議，定畫一之規，屏二三之說，俾有所遵守”，其實朝廷仍是支持楊方興，否定了言官的建議。

繼楊方興治河的，是浙江義烏人朱之錫，順治三年進士，十一年以兵部尚書銜，總督河道，康熙五年病歿于任上，親見朱之錫治河辛苦的地方大吏，上奏表功，說：“之錫治河十載，綢繆旱溢，則盡瘁昕宵；疏浚堤渠，則馳驅南北。受事之初，河庫貯銀十余萬；頻年撙節，現今貯庫四十六萬有奇。核其官守，可謂公忠。及至積勞攖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請告，北往臨清，南至宿遷，夙病日增，遂以不起，年止四十有四，未有子嗣。”朝廷自然優恤，但猶不足為朱之錫之榮，江淮間頌揚德政，說他死為“河神”。

當靳輔由安徽巡撫轉任為河道總督，治河功不即見，但圣祖相信他徹底整理的步驟正確，所以雖遭工部官員及御史的責難彈劾，信任如故。而靳輔亦有治河必成的信心，這份信心，主要的來自陳潢。

此人與靳輔的遇合，殊非偶然。陳潢懷才不遇，路過邯鄲的呂祖祠。相傳此地便是盧生一夢，歷盡繁華富貴，醒來黃粱猶未成飯這個故事的所在地。陳潢一時感慨，題詩壁間，為路過的靳輔所見，看詩語豪邁，知道他是一個奇士，追蹤而往，終于相遇，邀入幕府，成為他治河的智囊。

陳潢治河，主順河之性，因勢利導，水性就下，所以應該讓它有出路。至于河患一事，首先要探究的是致患之因，找出病根，然后可以對癥發藥。

因此靳輔治河，用他的主張，開大海口，使河水宣泄得暢。但陳潢亦很重視堤防，認為在治標以外，堤防還有一個極大的用處，便是所謂“束水攻沙”。

黃河挾泥沙以俱下，但泥水的性質不同，河工上人稱之為“勤泥懶沙”，意思是泥會隨水不斷流動，但沙則本身較重，一遇水流較緩，沙便沉淀不動，河床因而日漸墊高，所以當河水流動，應該有相當大的沖刺力量，將沙攻走，不使河床淤墊。

加強水流的力量，便用得著堤防了，堤防堅固，水勢大時能擋得住，自然而然地水流便急了，這就是“束水攻沙”。至于平時防治河務，他主張工要核實，料要早備，施工進料，不宜過省，因為“省則速敗，所費較所省尤大”。凡此原則，都為靳輔所深信不疑，同時亦為圣祖所嘉許，因為這是長治久安之計，不能急功近利。

圣祖于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方知靳輔有陳潢為助，因而授官。但靳輔由于主張加大海口，征收民地，甚至民間的祖墳亦須遷移，以致大受兩淮京官的攻擊，言官交章論劾，牽連及于陳潢。圣祖為平憤起見，以犧牲陳潢來保全靳輔，因而被逮，解入京師，未及下獄而病歿。

陳潢自然受了委屈，但受委屈更甚的是靳輔，由于興屯田之故，與在籍紳士的權利相沖突，圣祖因三藩初平，經營河務、漕運，需要江蘇士紳的協力，同時因為太皇太后駕崩，最孝順祖母的圣祖，哀毀過甚，處理這種是非糾纏的大事，精神有所不濟，因而以閩浙總督王新命代靳輔而為河道總督。

及至康熙二十八年南巡，命靳輔隨行，一路視察河工，河深堤固，采訪民意，多稱頌靳輔功德，圣祖特命賞還原來的品級，三十一年且復任河道總督。靳輔其時已抱病在身，但奉旨以后，力疾從公，奏請恢復陳潢原官。吏部奏覆，陳潢身故免議。靳輔還想再爭時，病勢已劇，不久歿于任上。遺愛在民，哀榮久隆，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之請，建立專祠，四十六年追贈太子太保，正四品的騎都尉世職。至于陳潢，身后雖未復官，但附祀于靳輔專祠，廟食千秋。生前的議論，為人輯成《河防述言》十二篇，附在靳輔的《治河奏績書》之后，乾隆年間，奉高宗之命，收入四庫全書，無論立功立言，皆已不朽。

顯然地，吉云是諷刺丈夫不妨走陳潢的路子，亦足以一展抱負。但陳潢是遇到可為之時、可為之事、可為之人，方能盡抒平生所學，“三可為”之中首先要遇到可為之人，放眼當今封疆大吏中，只有三個人可能有為。

一個是兩廣總督鄧廷楨，一個是江南河道總督麟慶，一個是湖廣總督林則徐，尤其是林則徐，以詞臣起家而久任外官。大致外官之賢者，亦只求循良，無事為福。而林則徐在分內之事力求妥帖以外，更能銳意猛進，這一點最為龔定庵所傾倒，私下打算，如果要像陳潢那樣，借大府之力以行其志，入林則徐幕府，應該是最理想的。

其時中國的大患是，現銀日缺，漏出海外，自道光三年至今，逐年增加，每年漏出銀數由一千七八百萬兩增至三千萬兩，這些白花花的銀子，換來的是什么？是漆黑一團的鴉片。

鴉片輸入中國，起于乾隆中葉，英國東印度公司獨占印度、孟加拉的鴉片專賣權以后。嘉慶元年初次禁止吸食鴉片，同時取消海關的鴉片稅，于是鴉片走私，日漸猖獗，嘉慶二十一年第一次銷毀走私鴉片三千二百箱，大申禁令，阮元當兩廣總督時，實力奉行禁令，但禁者自禁，販者自販，吸者自吸，禍害不可勝言。

到得道光九年，有個御史章沅，第一次將紋銀走私出口與鴉片走私進口相提并論，于是輿論談禁鴉片必及于紋銀偷漏，談銀貴錢賤必及于嚴禁鴉片。主張禁煙最力的是鴻臚寺卿黃爵滋，此人是江西宜黃人，詩作得很好，亦愛交游，晚上閉門書草奏疏，白天坐車看朋友，飲酒賦詩，意氣甚豪，這樣的人所草的奏疏，自然慷慨激昂，易于見聽，但禁歸禁，販賣吸食鴉片的人卻愈來愈多了。

有個太常寺少卿許乃濟，是許滇生的胞兄，為人篤實，對于禁煙的看法，不肯人云亦云，隨眾附和。他亦贊成禁煙，但重在禁煙的步驟，首先考察鴉片走私之所以猖獗，是因為廣東的“十三行”，以雄厚的財力在經營這項非法的買賣，而從事走私的不僅是所謂莠民，還有廣東及其他沿海的官軍，甚至緝私艇之中，裝載的就是走私的鴉片。除非先實力整頓官軍，禁煙并無成效可言，而整頓官軍又談何容易？

再看吸鴉片的人，下及販夫走卒，禁令容易生效，但往上看呢？地方紳士已經不易對付，何況還有達官，甚至封疆大吏中亦不乏其人。在京里，就更難處置了，王公貴親，亦頗有一榻橫陳，吞云吐霧，了無顧忌的。有一回巡城御史在一座尼庵中查到莊親王帶著他的侄子輔國公溥喜在吸鴉片，試問如何處置？此外內務府人員以及太監，吸鴉片的不知凡幾，狡兔三窟，根本就不容易查到。政令的效力如果只及于小民，后果一定非常嚴重。

因此許乃濟的看法是禁煙要一步一步來，首先應該像雍正當年革除州縣征錢糧的弊端那樣，化暗為明，一切擺在明處，才可以控制自如。他確信他的見解是正確的，因而愿冒天下之大不韙，上疏請弛煙禁。

他在奏疏中說：“煙禁雖嚴，閉關不可，徒法不行。”建議照舊制納稅，但只能“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這樣至少可以將紋銀偷漏至海外的這個缺口堵塞起來。

其次是吸食罪名，專重官員、士子、兵丁。所謂“專重”是就目前執行禁令的步驟而言，官員、士子、兵丁既已不吸鴉片，然后再擴及其他，并非表示除此三類人以外，皆可吸食鴉片。

可想而知的，此疏登抄，輿論大嘩，但皇帝卻批交廣東研議。那時的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塤，都是疆吏中的賢者；粵海關監督，翰林出身的正紅旗滿洲人文祥，更被認為旗人中少見的通達之士，他們的復奏，都贊成許乃濟的建議，而且擬具了《禁紋銀出洋章程》九條，附在復奏之中。

可是地方大吏的意見，并未受到重視，因為道光皇帝從曹振鏞病歿以后，很想獨斷獨行，有所作為，而軍機處的領班東閣大學士潘世恩，是蘇州的狀元宰相，凡事將順，毫無主張，更談不到相業；其次是武英殿大學士穆彰阿，此人是漢軍，本姓郭，字鶴舫，翰林出身，筆下很不弱，秉性陰弱，工于心計，另有一套攬權的功夫，對皇帝的裁斷，明知其非，當面不說，但為何行不通，會發生什么后果，早在估計之中，到得他預料的情況出現，皇帝問到他時，他自有說法。

他的說法是，皇帝的原意本來極其高明，只為出現了某種變化——如果他要打擊哪一個封疆大吏，便說是此人奉行不善；而如真的奉行不善，卻又是他需要照應的人，便另外找一個理由，然后提出補救的辦法，自然而然地操縱了皇帝的意向。

軍機大臣中，正色立朝的是王鼎，他的科名比穆彰阿早得多，但穆彰阿拜相卻在他之前，因而在軍機處后來居上，王鼎變成第三。軍機的規則，召見垂詢時只由領班奏對；領班不言，居次位的才能說話，潘世恩讓穆彰阿，穆彰阿不讓王鼎，便難有發言的機會，同時因為他賦性耿直，皇帝很不喜歡找他問話，每天只是隨班進退，御前發言的不是潘世恩，便是穆彰阿。京中有副諧聯：“喳，喳，喳！主子洪福；是，是，是！皇上圣明。”便記的是穆、潘二相的日常奏對之語。

因為如此，鄧廷楨領銜，贊成許乃濟的建議的復奏，在軍機處歸檔了事。在禁煙入口、禁銀出口一事上，遵照皇帝的意旨，從嚴辦理，許乃濟貶官降四級調用，湖廣總督林則徐奉召入覲。

原來黃爵滋再接再厲，上奏請用重典禁煙，吸食者治以死罪，奉旨交中外大臣議奏，其中支持最力的是林則徐，復奏中有警句：“此禍不除，十年之后不惟無可籌之餉，且無可用之兵。”皇帝深為動容，再看他擬呈的六條辦法，亦頗切實，因而降旨召見。林則徐馳驛到京，宮門請安，先賜紫禁城騎馬，連日召對，計十九次之多。結果是頒賜欽差大臣關防，馳往廣東查辦英商私自進口鴉片事件，水師咸歸節制。

在龔定庵看來，這是遇到了可為之時、可為之事、可為之人。他一向對鴉片深惡痛絕，決意想輔佐林則徐建此不世的功業，因而寫了一封信，陳述心愿，并附了一篇《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這篇序文，龔定庵開門見山地說，他要向林則徐貢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義就是義理，說得淺一點便是所謂道理，“決定義”就是必然如此、無可爭議的道理。

三種決定義的第一種是談銀漏于海。他說，中國從大禹、箕子以來，食貨并重——這個說法符合實際，但與經書并不吻合，《尚書·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而后人解釋是：“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是食物，貨是貨幣，在后世除了非常特殊的情況以外，以貨易食，有錢就不會餓肚子，所以說“食貨并重”沒有錯。

接下來談銀的生產：“自明初開礦，四百余載，未嘗增銀一厘。今銀盡明初銀也。”假使不漏于海，每年由于人事禍患，要消耗三四千兩，“況漏于海如此乎”。他的意思說，明初所開的銀礦，經過四百多年，每年消耗三四千兩，銀子已經很少了，哪禁得起走漏至海外？因此應該嚴禁銀子外漏，“此決定義，更無疑義”。

其次是談禁煙。他說漢朝的五行家，以“食妖”“服妖”來預測世局的變化。所謂“妖”是極不正常之意，“鴉片煙則食妖也”，吸鴉片的人，“病魂魄，逆晝夜”，成了極不正常的人。因此，“食者宜繯首誅；販者、造者宜刎頸誅；兵丁食宜刎脰誅”。這就是說吸鴉片的應受絞刑，販賣、制造鴉片，以及兵丁吸鴉片，應該斬首。此亦是“決定義，更無疑義”。

第三種“決定義”是為林則徐設想。他說誅不勝誅，則唯有絕鴉片的來源，洋人自然無計可施。

但存著不逞之心的奸民，可能會以武力反抗，是故宜以重兵自隨，此亦正是朝廷頒發關防，準許節制水師的本意。

決定義是非如此不可，旁義則不妨視情勢而定。第一是“食妖”既絕，并應杜絕外國衣料的輸入，使得中國的蠶桑木棉，能獲厚利，又鐘表、玻璃、燕窩之類，皆都市浮華少年所喜愛，而為至不急之物，亦宜杜絕。

其次是宜勒定限期，命內地洋人全數遷徙澳門，廣州只留“夷館”一所，專為貿易之用。最后一旁義是：“火器宜講求。”龔定庵問：“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于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群吏議。如帶廣州兵赴澳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胡宗憲是明朝嘉靖年間的浙江巡撫，曾有平倭之功，他的《圖編》便是火器的圖編。

至于三種答難義是，預設有人提出反對責難，應該如何辯駁。第一種是食古不化的儒生，說食急于貨，重貨而置食于不顧，豈為正辦？龔定庵認為“此議施之于開礦之朝，謂之切病”，因為開礦則土地不能用之于耕種稼穡，方是重貨而置食于不顧；“施之于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因為兩者并無關聯。

又有一種責難，來自關吏，說禁止呢絨、鐘表等等進口，影響稅收。龔定庵認為“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關吏：“行將關稅定額，陸續請減，未必不蒙恩允。國家斷斷不恃榷關所入。”至于另外有一批迂謬荒誕的書生所持的反對論調，無非中國是天朝大國，應該寬大，用兵是下策，務必避免，等等。龔定庵的看法是：海口用兵，不比陸路用兵，此為驅逐洋人，并非剿滅洋人，目的在防備國境，不許洋人進入，并非與洋人在海上作戰，“伏波將軍”不過駐地近水而已，非“樓船將軍、橫海將軍”。而況陸上路路可追，海口無路可追，為了阻遏“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軍部署于近海的原野不可，這與在陸路開邊釁，完全是兩回事。

接下來，龔定庵有一段議論，直揭游士政客的真面目，非常透徹。他說：“以上三難，逆難者皆天下黠滑游說，而貌為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賈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他勸林則徐“殺一儆百”，以止邪說。又提出警告：“公此行、此心，為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連用疊白，正就是龔定庵深知道光皇帝心意不堅，宜趁乾綱大振之時，作速料理，錯過事機，皇帝的意向一變，就什么都不用談了。

最后是“歸墟義”，歸墟二字出于《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所謂“歸墟義”，實即龔定庵對林則徐至大至廣、無可限量的期待，他說：“何為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年，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寬，人心定，而后歸報我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鵠矣！”

這篇文章，需要細看，但林則徐實在太忙了，除召見以外，軍機處及有關部院紛紛約晤，尤其是在皇帝決定派他為欽差大臣，到廣東料理與英國的糾紛以后，更有許多公事要接頭。此外便是一天兩三個飯局，不能不應酬，因此龔定庵的這篇贈序，只能瀏覽一遍，要等閑一閑，才能細細思考。

不過，龔定庵信中所述及的愿望，他很快地做了處置，請他的一個本家，認識龔定庵的林岵瞻，專誠拜訪，向龔定庵致謝以外，解釋不能延攬龔定庵的苦衷：第一，他這回是以湖廣總督差往廣東辦事，除了在湖北調派屬員以外，京中只有兵部、戶部、工部各派司官隨行，未便請調禮部主事的龔定庵；其次，這回奉派到廣東，是個短局，而且預見到有許多麻煩，不敢勞動龔定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目前既無適當的職務可以安置龔定庵，而且亦沒有能讓龔定庵從容展布長才的可能。他亦很想羅致龔定庵入幕，但需廣東差滿，回任湖廣以后，再從長計議。

這些都是實情，林岵瞻又說得非常懇切，龔定庵自然充分諒解。不久，林則徐出京，督撫奉召陛見，或自請述職，照例對京官都要應酬，臨行的饋贈，稱為“別敬”，龔定庵也收到一份，是二百兩銀子。他正在窘鄉，這二百兩銀子在他正感需要，但因為有那篇贈序之故，他不愿意林則徐誤會意在打秋風，所以毫不遲疑地當時便退回了那份“別敬”，當然也寫了道謝的信。

第二天收到林則徐自良鄉專差送來的回信。他是一出京，在轎子里便細讀了龔定庵的文章，認為“旁義”之第三，以及“答難義”之第三，都可以算作“決定義”，此表示講求火器，及陳兵海口，拒絕英商登陸，在他已是無可更改的決心。至于旁義第二，亦就是勒限命夷人遷居澳門，他說以前曾奏請過，未能允行，當然亦不必再奏請。至于“答難”第二義，減低關稅，以及禁止奢侈品進口，他亦深以為然，且已略陳梗概。

至于龔定庵顧慮林則徐到廣東后，有各種“貌為老成迂拙者”會設法阻撓他既定的決策，林則徐的答復是：執事“謂彼中游說多，恐為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不在彼則在此，強烈暗示他在京已聽到許多相反的意見。這使得龔定庵為之憂心忡忡，因為此刻有皇帝的信任，這些相反的意見亦不過“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但如皇帝的意向有了轉移，“妄言”立刻會成為強烈的反調，而成為林則徐獲咎的由來。

雖然林則徐的復信，情意懇摯，字里行間處處顯出他對龔定庵這篇文章的重視與欣賞，但看情形，林則徐到廣東以后的一切，未可樂觀，不禁有爽然若失之感。當然他想如陳潢一般，一展懷抱，已成空想，亦是讓他抑郁不歡的原因之一。

就在這侘傺無聊的日子中，傳來一個令人不能不關切的消息，太清春家庭中發生了變故。

太清春已經居孀。這年的七夕，奕繪急病去世，正好四十歲。由他的長子載鈞襲爵，照例降封，亦即是由貝勒降一等成為貝子。

奕繪共有五子四女，兄弟姐妹大排行，除了老二、老九兩個男孩早夭以外，還有三子四女。不幸的是，載鈞既為長男，又為奕繪正室妙華夫人唯一的兒子，因此與奕繪交厚的宗親至友，明知載鈞與庶母不睦，如果讓他襲爵，太清春及她所生的六個兒女，日子會很難過，但載鈞居長嫡出，除非有特殊而且重大的緣故，連皇帝都無法不讓他襲爵。

載鈞之與庶母不和，一半要怪奕繪。由于天性褊狹，加以幼年喪母，載鈞的心理本就不大正常。而奕繪由于寵愛太清春的緣故，對子女自不免偏心。太清春倒是常常相勸，應該撫慰載鈞，管教亦不必太嚴，但奕繪全不理會，他說：“管教不嚴怎么行？他將來要襲爵當差、支撐門戶，如今管教不嚴，將來全家受禍。”

話說得義正詞嚴，太清春不便過分干預，只能自己處處照應載鈞，但越是如此，載鈞似乎反感愈深。當然親友中亦有嫉妒太清春，而故意表示同情載鈞，間接形容太清春之不賢。而男女下人中，無事搬弄是非者，更不乏人。這一來，載鈞與庶母之間，便有了一個難解的結了。

其時太清春的長女，行三的孟文，已遠嫁至察哈爾，是蒙古科爾沁旗超勇親王的福晉；另外兩個女兒，行四的仲文及行七的以文，都已許字貴族，尚未出閣。載鈞對這兩個妹妹，比較客氣，但對異母所出的兩弟，行五的載釗及行八的載初，非常厭惡，動輒呵斥責罵，從無好臉嘴。載釗十四歲，載初更只有八歲，受了委屈，少不得向母親哭訴，但太清春不敢出面理論，因為那一來載鈞必然借題發揮，大吵一場，只好多方撫慰兩個兒子。載釗很懂事，能夠體諒母親的委屈，八歲的載初總是哀哭不休，哭得太清春心煩意亂，不免施以夏楚，但真如俗語所說的，“打在兒身，痛在娘心”，太清春每每終宵以淚洗面，憔悴得不成樣子了。

太福晉倒是很同情太清春，但她對長孫亦無計可施，因為他會回嘴，有時讓太福晉氣得發抖，反倒要太清春來解勸。

如是經過三個月，有一天太福晉將她找了去說：“我看你還是搬出去住吧！不然一定會出事。”

太清春大吃一驚。“會出什么事？”她想了一會兒說，“請太福晉明明白白告訴我。”

“我也說不清楚，你也不必問了。”

“不！”太清春很堅持，“太福晉不跟我說明白，我不知道會出什么事，日夜提心吊膽，那種日子怎么過？”

“你只要搬出去了，自然沒事。”

“這么說，是大爺要攆我？”

“他倒沒有說這話。”

這就奇怪了，既非載鈞之意，然則是——她陡覺脊梁上一陣涼，用抖顫的聲音問：“是太福晉不準我住在府里？”

“我怎么會攆你？”太福晉立即否認，停了一下說道，“我是看老大的意思，似乎只要你搬了出去，他就，他就不往下追究了。”

“追究什么？”

太福晉搖頭不答，但經不住太清春一再追問，她嘆口氣說：“唉！總怪你喜歡作詩作詞，本來沒有的事，只為有筆墨留在外頭，才會有人造謠生事。”

太清春恍然大悟，緊接而來的是莫名的悲憤，恨不得以死明志，但一想到兒女，決絕之心自然而然地就軟了。

滿懷的幽怨委屈，無法與小兒女訴說。幸而孟文由察哈爾歸寧，以超勇親王福晉的身份，載鈞對這個小他一歲的妹妹，不能不以禮相待，同時對庶母亦勉強維持著一份應有的禮貌，但骨肉之間的矛盾，只是暫時被隱藏，并未消融。

到晚來，母女倆在府中的天游閣上單獨相處，孟文才有機會細問風波的由來。太清春將太福晉的話告訴了她，孟文既駭且怒，當然也陪著她母親流淚。

“我沒有想到大哥的天性這么涼薄。他不能這么欺侮人，娘，我明天去看三太爺。”

“三太爺病在床上，已經在辦后事了，哪還能管咱家的事？”

“那就看五太爺。”

“三太爺”與“五太爺”是指皇帝的胞弟，惇親王綿愷與惠親王綿愉，在近支親貴中輩分最長，高宗一系的子孫，凡有委屈，往往向他們乞援。惠親王綿愉秉性恬淡沖和，篤于宗親，在他的侄女、侄孫女中，最鐘愛的便是幼受母教，亦寫得一手清麗的小詩的孟文。如果去向他哭訴，他一定會出面來主持公道。

太清春考慮了一會兒，覺得不妥：“就算是冤家，也宜解不宜結。”她說：“皇上這兩年處事很嚴厲，倘或五太爺跟皇上談到咱們家，萬一皇上又生了氣，給你大哥一點什么處分，那不更是結下了不解之仇？”

“那么，明天我自己來跟他理論。”

“那也不見得有用，表面敷衍，心里越發記恨。等你一回察哈爾，只怕我跟你兩個弟弟更要受他的氣了。”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莫非娘就老受他的欺侮？”

太清春不作聲，好久嘆口氣說：“為來為去，為你兩個弟弟。反正也只是三四年的事，我就暫且避開他，等載釗到了十八歲再說。”

原來王公子弟，定制十八歲行冠禮受封，有了俸祿，便可自立，如果謹慎當差，逐漸晉封，太清春還有一段桑榆晚景。

“娘這么打算，我也沒話說了。可是避到哪里去呢？”

“自然是在外面找房子。”太清春說，“我已經揀出來幾樣首飾，打算托人變價。如果你贊成，我就趁你在這里，把這件事辦了。”

“娘何必拿首飾變價？”孟文說道，“我讓韃子館撥款子過來好了。”

原來蒙古王公每年朝貢，附帶亦做貿易，到京以后，有固定的住處，俗稱“韃子館”，又分內外兩處，外館在安定門外，內館在御河西岸，那一帶是外藩集中之地，禮部設有“會同四譯館”——明朝名為“四夷館”，入清忌諱“夷”字，改稱聲音相近的“四譯”，共計八館，韃子館即為八館之一。

蒙古的貢使乃貿易隨從，照例冬去春歸，貨物皆卸在韃子館，以皮貨為主，貨款大都托韃子館的執事代收。超勇親王的貢使是陪著孟文一起進京的，他帶的貨物很多，孟文如果要支用個千把兩銀子，只要到韃子館將他找來，交代一句，他自然會去張羅。但太清春不愿意這么辦。

“這么辦，對你不好，對我也不好。不管怎么樣，你大哥的面子，我得維持住。而且——”太清春沒有再說下去，因為她變賣首飾，出府別居，這種境況，比較易于博得人的同情。等彼此的怨恨為歲月沖淡以后，仍可回府。這是她一種乞憐的打算，不必說破。

孟文當然也能體諒母親的心境，琢磨了好一會兒，欣然說道：“娘，我有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你就把首飾賣給我好了。”

當然，孟文承受她母親的首飾，一定會出善價。太清春覺得這個辦法不錯，因為孟文的夫婿只知道她花了上千兩銀子買首飾，不會想到她是變相津貼了娘家。

話雖如此，仍舊要用間接的方式。京師自乾隆末年，和珅當政以后，流行一種行賄的方式，以古玩鋪、珠寶店為媒介，譬如有人想謀一個肥缺，居間的人就會告訴他，到哪一家店，去買怎么樣的一幅畫，或者一只花瓶作為禮物，送進去了自有效驗。指定之物，開價極昂，不在話下。其實此物就是由受禮者家中取來的，表面送禮，內里行賄，而受賄者，看來只是收受了一樣禮物而已。

太清春亦是用這樣的手法，托一家熟識的珠寶店經手，由孟文通知貢使，付價取物，并不知道這幾樣首飾的來歷。

其實，從太清春不容于嫡出之子，打算移居的消息一傳，自愿相助的很多，太清春為了維持一份自尊，總是婉言辭謝，如今照孟文的辦法，籌得置屋之資，要找房子，便不妨托人，很快地在西城養馬營，覓得了略有花木、清幽整潔的一所住宅，攜兒帶女，遷離朱門。

龔定庵是從許滇生口中得知此事始末，很想去看一看太清春，但聽了許滇生的一番話，打消原意。

“她如今居孀，家庭之間又有蜚語，所以她雖是家母的義女，我亦不便到養馬營去看她。內人倒是常去的，每一回都陪她淌眼淚。載鈞實在太豈有此理。上個月蓮生進京，想去看她，我勸他不必，因為有害無益。”

這話實際上也是勸阻龔定庵，他當然聽得出來，爽然說道：“照此情形看，想寫首詩慰問慰問，都大可不必了。”

“這才是聰明的辦法。”許滇生換了一個話題，“令叔快要真除了。”

這一說，不想引發了龔定庵的牢騷。原來龔守正是嘉慶七年的翰林，為人庸俗，雖在翰林從不講學問，龔定庵曾經公然批評他“一竅不通”，又說：“家叔的學問都從五色書而來。”人家問他：何謂五色書？他說：封面五色，就是五色書。紅面的是縉紳錄；黃面的是京報；黑面的是屬下的稟帖；白面的是各衙門的知會；藍面的是賬簿。

但是龔守正的官運亨通，因為他那種謹小慎微，從不多事，亦從不敢說一句有風骨的話，正適合曹振鏞、穆彰阿所倡導的政風，所以早在道光十年，便已當到侍郎！這幾年一直在各部轉，先是禮部，后是兵部，再遷戶部，復轉吏部，仍回戶部。

這年九月終于升署禮部尚書，由于只是署任，所以龔定庵在禮部當主事，不必因為需要回避而請求改調。

“定庵，”許滇生又說，“令叔一真除，你自然要改官。到刑部來如何？”

許滇生是刑部侍郎，很想羅織龔定庵入刑部，但龔定庵的官興已冷如死灰了。

“到時候再看吧！”

龔定庵并無意轉調刑部供職，但許滇生不死心，極力慫恿，表示如果龔定庵肯到刑部，將請他當“秋審處總辦”——這是刑部最具權威的差使，秋審處總辦一共八個人，十八行省以及拘系在刑部“詔獄”——俗稱天牢的待決重犯，都須先經秋審處審核，何者“情實”、何者“可矜”，一一推詳，造成“勾冊”，在霜降以前，呈上御前，待朱筆“勾決”。這份生殺大權，實際上操之于秋審處，所以這八總辦被稱為“八大圣人”。

“定庵，刑律所窮，濟之以禮。禮是府上的家學，你又一向講究經世致用，目前秋審處的總辦，就少像你這樣一位精于《禮記》的專家，以致許多‘服制案’不得其平。我希望你考慮。”

所謂“服制案”，是殺人犯所殺的人，如胞伯胞叔，或胞兄等，照《大清通禮》在服制上為“期服”，即是次于父母三年之喪的服喪一年，照刑律例須加重，但地方官向來以出“逆倫重案”為諱，因為有逆倫案即表示職司民牧的人，不能化民成俗，不足以為“父母官”，輕則降調，重則革職。同時“刑名師爺”有幾條一脈相承的心法，其中有一條是“救生不救死”，所以明明胞弟殺了胞兄，應該抵命，往往夾簽聲明，“并非有心干犯”，同時在口供上亦每每避重就輕，有意開脫。

這一來在勾決時，便可刊入“緩決”冊內，死者豈非沉冤莫白。

這番說法，倒使得龔定庵有些動心了，如果肯徇從許滇生的要求，轉到刑部，派了秋審處的差使，遇到這種“服制案”便可據理力爭，務得其平。可是畢竟只是動一動心而已，并不愿做出承諾。

“你要我當‘圣人’，太抬舉我了。”龔定庵為戲言搪塞，“到時候再看吧。”

一回到家，龔定庵少不得將他胞叔的“好消息”告訴吉云，同時征詢妻子的意見，即是龔守正真除了禮部尚書，他想乘此機會辭官。

“辭了官干什么？”

“我可干之事甚多，著書立說，書院掌教；再不然漫游江淮，賣文為活，亦強似做這個吃不飽，餓不死，還要伺候貴人顏色的小京官。”

“那么你是拿什么理由辭官呢？”

“老父年逾七十，就是理由。”

“既然如此，”吉云建議，“何不寫信回去請示老太爺？”

“請示老太爺，還不如請示太老師。”

“太老師”指原任體仁閣大學士阮元，已在這年五月告老，住在揚州。龔定庵專函馳問起居，順便提到辭官。他相信阮元如果贊成，就一定會替他謀一條很好的出路。

正月初一，龔定庵到他叔父龔守正家去拜年。他們叔侄一年只見兩三次面。見了面亦沒有什么可談的，不過這年因為有辭官一事，龔守正倒顯得很關切。

“我勸你不要辭。許滇生想延攬你到刑部，大家都是熟人，你去了也好。”

“刑律我不熟。”龔定庵說，“我想還是辭官的好。”

“你辭官，于我的面子不好看。”龔守正說，“倒像我當了尚書，容不下一個胞侄似的。”

龔定庵覺得他提出來的理由很奇特，同時心里也不免反感，世界上有侄子為了叔父的“面子”，不能自己選擇出處的道理嗎？

正在這樣想著，門上遞進一張名帖來，此人姓吳，現任翰林院編修，是龔守正的小門生。龔定庵最討厭少年翰林那種趾高氣揚、自以為了不起的神氣，便即起身，避到屏風后面。

“近來忙不忙？”他聽見龔守正在問。

“還好。”

“噢，閑下來干點什么？”

“寫大卷子。”

“好！”龔守正脫口夸贊，“你要想得考差，第一在書法要下功夫，字跡要端秀，墨要濃，點畫要平正。所謂黑、大、光、圓，”他一字一句地說，“能如此，就沒有不入彀的。”

龔定庵實在忍不住了，一面出屏風，一面鼓掌。“翰林的學問，原來如此！”他說，“領教了，領教了。”

這吳編修尷尬得手足無措，龔守正是把臉都氣白了。龔定庵自己也覺得有點荒唐，當然，他知道他以后不必再來，就是來了，他叔父也不會見他。

這件事在京中，尤其是浙江的京官之中，傳為笑談，以至于遠在杭州紫陽書院主講的龔闇齋都知道了，家書中痛責龔定庵無禮，說他很擔心龔定庵會在口舌筆墨上得禍，既然有辭官之意，不如速辦為是。

接著，阮元也來了信，他的信是托進京的便人帶來的，還有一百兩銀子。信中說，他不便勸龔定庵辭官，因為到底只有四十多歲，年力正強，可為朝廷多做點事。不過人各有志，不便相強，龔定庵果真去志已決，在他來說，林下有一個可談之人，是一大樂事。至于出路，不足縈心：“天下安有餓死之定庵哉？”

于是再一次與妻子商量歸計。這一回，吉云完全贊成。原來不知從何處散播出一種流言，說定庵與太清春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吉云絕不信有此事，但流言卻越傳越盛，使得她非常痛苦，當然龔定庵本人一無所知。

現在既然決心辭官，吉云覺得應該將此事作一番澄清，因為龔定庵遲早會知道的，到那時人已離京，無從分辯，豈非一生蒙受不白之冤？

但是，她不知道如何開口。措辭欠當，立即會引起夫婦之間的裂痕。因此，在談家務時，不知不覺間流露出心神不屬的表情，龔定庵不免奇怪。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龔定庵說，“移家當然不容易，起碼得有三千兩銀子，才能把各處地方的賬料理清楚，不過，我已經有打算了。”

“你是怎么個打算？”

“我先單身出京，去找幾個朋友，其中有兩個朋友，一定可以幫我很大的忙。”

他的這兩個朋友都是道光九年會試的同年，一個叫何俊，字亦民，安徽望江縣人，三甲第一名，但卻是翰林出身，前年外放為知府，分發江蘇，為南河總督麟慶所延攬。

何俊在河工上的差使，入息甚豐，他私人接濟以外，還可以在南河衙門，照例應酬過往官員的“公款”中提一筆款子相贈。

再有一個是盧元良，字心農，江西南康人，三甲第二十四名，榜下即用，外放為江蘇的知縣，十年下來，逐漸調任優缺，如今是揚州府附郭的甘泉知縣，地當運道，商務繁興，有他幫忙，打個千把銀子的秋風，輕而易舉。

“時間不必太久，有半年工夫，我就能回京接你們。至于住杭州，還是住昆山，到那時再看。”

住昆山便是住龔定庵的別墅羽琌山館。吉云問道：“昆山的房子，恐怕要修了吧？”

“那花不了多少錢。”龔定庵說，“或許要住揚州也說不定。”

“何以呢？”

“太老師住揚州，他或許會在那里替我謀個館地。揚州既有何亦民、盧心農在，諸事皆有照應，所以在揚州安家，亦不失為善策。”

吉云點點頭不作聲，眉宇之際卻又顯現了心事，龔定庵自然要追問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放不下心？”

“何亦民、盧心農，跟你是無話不談的？”

“嗯。”龔定庵答說，“盧心農還比較客氣，何亦民倒確是無所不談。”

“他們如果問起你跟太清春的事呢？”

“太清春？”龔定庵大為詫異，“我跟太清春有什么事？”

“你還不知道？”

龔定庵越發驚駭，急急問說：“知道什么？”

“我一直沒有跟你說，因為我不相信有這回事。”吉云終于說破了，“外面沸沸揚揚，都說你跟太清春如何如何，我亦不必形容了。”

龔定庵又驚又氣，但很快地恢復了平靜。“你信不信呢？”他問。

“我自然不信。剛才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那么，你這些話是從哪里聽來的呢？”

“問我的人也不止一個。你何必問？”

“不！我一定要知道流言的來源，才知道是誰在造我的謠。”龔定庵又問，“許滇生夫人跟你談過沒有？”

“她跟我談過。不過，她知道是謠言。”

“她怎么說？”

“她說：‘有人在造定庵的謠言，說他跟太清春有曖昧。定庵的情形我不清楚，不過太清春冰清玉潔，我是信得過的。’”

“好！”龔定庵點點頭，“你這么說，我倒不妨問問許滇生。”

“也好。這種事最好早弄弄清楚，到一出京，人家問起你來，你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辯都無從辯起，豈不是跳到黃河都洗不清了？”

“說得是。我今天就到許家去。”

“不過，項蓮生跟太清春也很熟，人家造謠為什么造到你頭上，這一點你也應該想想，總有個緣故在里頭吧？”

龔定庵沉吟了一會兒說：“好，我給你看一首詞。”

龔定庵揀點出來的，便是那首《清平樂》，兩闋八句四十六字，但“三里春風韋曲岸，目斷那人庭院”，地點指得太明確了。吉云到此時才知道他對太清春確有愛慕之意，但這也是無足為奇的事，龔定庵多情善感，而本性又是意氣飛動，心里藏不住話的人，所以結句“可能紉佩同歸”，亦只是有那么一個念頭而已。

“我已經‘招供’了。”龔定庵問道，“吉云，你不會誤會我吧？”

吉云笑一笑，念了龔定庵的一首七絕：

“偶賦凌云偶倦飛，偶然閑慕遂初衣。

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為汝歸。”

這便很明顯了，吉云的意思是，此亦不過又一“偶”而已。龔定庵自是深感欣慰。但流言究竟從何而起，不求個水落石出，他是不能安心的，因而當天便去看許滇生，直道來意。

“流言已非一日，中傷的不是你，是太清春。知道他們家庭風波的，流言從何而來，不言可知。”

“原來，”龔定庵恍然大悟，“原來是載鈞在散布這種無根之言！”

“定庵，”許滇生說，“在他人看，并不算無根之言。跟太清春酬唱的人很多，何以獨獨拿你扯在一起？你那一卷《無著詞》幾乎都是‘無題’，難怪引起猜測。”

“那卷詞是道光三年夏天刻的，其時我還不認識太清春。”

“人家怎么會知道？”許滇生隨手拿起龔定庵那本《無著詞》說，“這兩天我正好在看你這一卷詞。我念兩首你聽聽，你就知道流言之起，無怪其然。”

許滇生翻了一下，念的是兩闋《桂殿秋》：

“明月外，凈紅塵，蓬萊幽窅四無鄰。

九霄一派銀河水，流過紅墻不見人。

“驚覺后，月華濃，天風已度五更鐘。

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扃幾萬重。”

“這兩首詞是記夢。”龔定庵說，“小序中不說得明明白白嗎？”

“《無著詞》大多無題，這兩闋《桂殿秋》，加上一段序，托言夢境，而有人以為實有其地，定庵，試問你何詞以解？”

接著，許滇生便念那段小序：

“六月九日夜，夢至一區，云廊木秀，水殿荷香，風煙郁深，金碧嵯麗。時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蕩瀣氣之空濛，都為一碧。散情景而離合，不知幾重？一人告予：此光明殿也。醒而憶之，為賦兩解。”

龔定庵一面聽他念，一面在轉著念頭，夢中情景，與太平湖的“朱邸”，確有相似之處，實在難怪他人猜疑。

“好吧，滇生，你要尋章摘句，我亦無法，不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總也看得出來。”

“當然。”許滇生說，“詞中像‘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扃幾萬重’，只是愛慕惆惘之語，發乎情，止乎禮，我輩深知，無奈資以為口實者，有意渲染，話就很難聽了。”

“這些，”龔定庵頗為不安，“這些難聽的話，傳到了天游閣沒有？”

“你想呢？”

“這——”龔定庵頓足無語，不住長吁短嘆。

“你也不必難過。她倒是諒解的，”許滇生又說，“我已替你辟了好幾次謠，不過，這種事只能隨緣化解，如果刻意想澄清，反倒落了痕跡。無奈者在此！”

“承情之至。”龔定庵說，“幸而還有知者。”

“也幸而太清春還諒解。她寄名在家母膝下，我們不能不管她的事，如今正在多方調解她的家庭糾紛，大概可望重回故壘。”

“那太好了。”龔定庵略感安慰，“她的境況如何？”

“很窘。”許滇生說，“又不受人憐，真是愛莫能助。”

接著，許滇生談了些太清春的近況，但她的生活，似乎除了清苦以外，并無改變，依舊課兒教女，依舊按譜填詞，依舊很細心地照料她的籠鳥金魚，還有那頭全身雪白、無一根雜毛的獅子貓。

四月廿三日，龔定庵帶著書童晉福，飄然出京，兩部騾車，一部乘坐，一部裝行李。行李中最主要的是一百卷的詩文集。鋪蓋倒是新制的，箱子里還有百多兩銀子的盤纏。這些都是他的一個姓朱的同年，進京引見，因為宦囊豐盈，慨然相助。倘非如此，四月廿三還走不成。

早在定了行期之時，龔定庵便決定以詩記行，勒為一卷，作為辭官的紀念。當然，這些詩還有一個很實在的用處——可用來打秋風。

此念初起，感懷平生，瞻念未來，便一口氣寫了四首七絕：

著書何似觀心賢？不奈卮言夜涌泉。

百卷書成南渡歲，先生續集再編年。

我馬玄黃盼日曛，關河不窘故將軍。

百年心事歸平淡，刪盡蛾眉《惜誓》文。

罡風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臥九閽。

終是落花心緒好，平生默感玉皇恩。

此去東山又北山，鏡中強半尚紅顏。

白云出處從無例，獨往人間竟獨還。

第一首開宗明義，宣示著作事業的另一個開始。本來著書立說，不如返照內視的觀心境界來得高明，何況著作已有百卷之多，本可罷手，無奈夜來文思泉涌，下筆不能自休，于是只好重新編年，自此以后的著作，列為續集。“卮言”是謙辭，“支離無首尾之言，謂之卮言”，但照《莊子·寓言》篇的注解，卮為酒器，滿則傾，空則仰，是故所謂“卮言”，在龔定庵的意思是自有那么多的話要說，不由自主地傾吐。至于所謂“南渡”，用唐詩“故人北游久不回，塞雁南渡聲何哀”，自擬塞雁之失所，“南渡歲”當然是指這一年——道光十九年己亥。

第二首是說不因境遇，而困厄他的名山事業。“玄黃”是馬的一種病態，黑馬如果有了病，毛皮會變黃色。病馬難效馳驅，但盼日落黃昏，可以歸櫪息足，這是龔定庵自言辭官的原因。但他的雄心壯志，卻如“故將遺老”，關河雖遙，并不因病馬不得力而覺得束手無策，這是自喻他在著作上還有漫長的路，決心要去走完，而且要改變作風，刪落艷詞浮語，一歸于平淡精微。

第三首便不免自我解嘲了。“春魂”與“落花”相呼應，首言罡風力大，春魂動蕩，以喻不能安于位；“春”欲叩閽，訴之于天帝，無奈虎豹當關，不得上達。《楚辭·招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注：“言天門凡有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主啄嚙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也。”九閽即天帝所居的“九門”，亦作“九關”，此言“春魂”雖為“罡風”所欺，而又畏懼虎豹，不敢闖關向天帝一陳委屈，只好如落花之辭枝，卻不道反是一種成全。“終是落花心緒好”，用杜甫逢李龜年詩意，“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四月二十三適是“落花時節”，此去江南，正當好景，而又有多少故人重晤，心緒極好，不能不默感玉皇無恩之恩，而言“平生”者，無恩之恩不知凡幾？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真正道出了龔定庵隱藏在狂態之下的本心，博得許多朋友的激賞。

第四首寄悲傷于感慨，“白云鄉”是仙鄉，亦是帝鄉，獨往獨還，枉走一遭，從無此例，亦是自傷“明主棄”，但不以為自己是“不才”。

但落花自辭，仍戀故土，亦戀故人，第五首自道其情：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第六首是第二首“百年心事歸平淡”的引申：

廉鍔非關上帝才，百年淬厲電光開。

先生宦后雄談減，悄向龍泉祝一回。

利刃謂之“廉鍔”，亦借用作詞鋒犀利，典出《文心雕龍》：“義吐光芒，辭成廉鍔。”但“上帝才”三字很費解，有人私下問他說：“‘上帝’可用以稱王者，你說‘廉鍔非關上帝才’，是否意謂今上庸弱？”龔定庵當然否認，他說“上帝才”不過指天才之才，必須后天“淬厲”。他說他鍛煉成一把“龍泉寶劍”，入仕以后，覺得出手易于傷人，只好乞利器諒解，這便是“悄向龍泉祝一回”。

以下便是一連串的“辭行”，第七首自注“別西山”：

太行一脈走蝹蜿，莽莽畿西虎氣蹲。

送我搖鞭竟東去，此山不語看中原。

第八首是“別翠微山”，用的是仄韻“九屑”：

翠微山在潭柘側，此山有情慘難別。

薜荔風號義士魂，燕支土蝕佳人骨。

第九首、第十首是留戀京城，因為三世作宦，幾及百年：

進退雍容史上難，忽收古淚出長安。

百年綦轍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

祖父頭銜舊颎光，祠曹我亦試為郎。

君恩夠向漁樵說，篆墓何須百字長？

再以下便是別友，第一個是河南光州的吳虹生，龔定庵與他有“七同”，主要的是同一年中舉，同榜中進士，而且同出于王植門下，因而情誼特深，龔定庵以鶼鰈相比擬：

事事相同古所難，如鶼如鰈在長安。

從今兩戒河山外，各逮而孫盟不寒。

其次是道光十六年進士，現任刑部郎中的黃玉階，他們的交情是：

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溫文。

照人膽似秦時月，送我情如嶺上云。

黃玉階籍隸廣州，屬于嶺南，所以用“嶺上云”來對古道照人的“秦時月”。

再有些好友，如孿生兄弟——湖南道州的何紹基，字子貞；何紹業，字子毅；湖南益陽的湯鵬；等等。總有十來個人，一一賦詩留別。

接下來便是回憶入仕以來，令人難忘之事，有得意，也有感慨。龔定庵最難忘情的是金殿對策，大致本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書》，自命為救時的良策，亦自信應可入翰林，結果大失所望。如今牢騷雖已消失，而回想殿試當時的興會淋漓，得意之情猶在：

霜毫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

就這樣，一路上回憶為學、服官、交游，雜以沿途所見的感慨，都記之以詩，到得清江浦時，已積下八十幾首，第一個讀者是他的同年何俊。

但是，他只略略翻了一下，便將詩稿置在一邊。“我現在沒工夫拜讀大作。”何俊說道，“你的運氣不錯，最近麟河帥的心境很不壞，趁他還沒有去看閘以前，你去見他一見。走，走！”

他口中的“麟河帥”指南河總督麟慶。此人是遼金皇室完顏氏之后，字見亭，隸屬滿洲鑲黃旗，道光十四年的進士，自道光三年，外放徽州府知府以后，宦途極其順利，十年工夫當到湖北巡撫，不久調任南河總督，至今六年，年年“安瀾”。南河總督只要河工不出事，便是天下第一美缺。

原來河道總督，本有三員，分別管轄直隸、河南與山東、江南的河道，簡稱北河、東河、南河。乾隆十四年裁北河總督，東河總督由濟寧移駐兗州，南河總督則一直駐清江浦，與駐淮安的漕運總督，掌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而南河任重權大，過于漕督，亦過于東河，因此，經費非常充裕。

南河每年的修護經費四百五十萬兩，倘遇決口漫溢，另外可以請款。這四百五十萬兩的歲修銀中，只要用到十分之三，便已足夠，換句話說，每年至少有三百萬兩的額外開支：第一是分段管河的各“廳”，濫支浮銷；第二是支付“掛名差使”的干薪；第三便是應酬交際費用。當然，這些額外開支，必須由舞弊而來，河工的積弊，花樣百出，由來已久，瞞上不瞞下，視為當然，但緊要關頭，不能出事，一出事必獲嚴譴。河工上重視交際應酬，廣結人緣，亦就是為了怕出事，就在龔定庵到清江浦以前不久，有個河廳同知因為舍不得一百兩銀子，結果花了兩萬兩。

有個無賴姓王，云南人，他的祖父在嘉慶年間亦是河廳同知，闊極一時，身后子孫不肖，竟無法回籍，流落在兩淮，最后只剩下一個孫子，便是這個無賴。淮揚一帶，最多刻薄文人，坐領干薪，飽食終日之余，每好用文字消遣他人，所以這個姓王的無賴得了個用杜甫詩意的雙關的外號，叫作“王孫”。

一個多月以前，王孫向這個不識趣的河廳同知去“告幫”，要借一百兩銀子。那同知不但一口拒絕，而且還牽涉到他祖父，很挖苦了他一頓，那王孫笑笑答說：“一樁小事，閣下何必如此認真！我看閣下恐怕失算了。”

過不多久，麟慶出巡。河工的規矩，沿堤須先堆積材料，以便一旦潰決，即時可以搶修。材料不外乎木柴、石塊，其名曰“垛”，購料舞弊的方法，便是外實中空，叫作“虛堆假垛”。王孫找到一處假垛，藏身其中，等麟慶經過時，故意發出呻吟之聲。

“這是什么聲音？”麟慶問說。

“沒有啊！”

王孫一聽這話，立即放聲長號：“啊——喲——”

麟慶大怒。“把這柴垛移開來看！”他說，“看是怎么回事？”

于是隨行的親兵，紛紛動手，等一拆開，原形畢露，里面空空如也，一床草薦，睡著一個病夫。

“小人沒有家，”王孫跪在地上，喘息著說，“又得了個哮喘癥，迫不得已，只好借此遮遮風雨，已經有三年了。”

“瞎說！”那河廳同知氣急敗壞地向麟慶說，“回稟大人，此人叫王孫，是有名的無賴，明明是他把木柴偷空了，說什么有哮喘癥。請大人把此人交給卑職，嚴辦他的竊盜之罪。”

“你說我偷木柴，莫非我還偷石頭？”王孫指著那些“虛堆假垛”說，“請憲臺大人驗一驗，沒有一處不是空的。”

一驗果如所言。麟慶大怒，即時派隨行的何俊將此同知看管，一回衙門便將拜折嚴參。河員瀆職，處分極嚴，令人最難堪的是枷號河堤，甚至河督得了革職的處分，除非特旨，亦不能免于此辱。因此，那同知千方百計，請出漕運總督與淮安關監督來緩頰，總共花了兩萬兩銀子，方得無事。

麟慶在南河五年有余，官聲平常，但圣眷優隆，得力在他的鄉榜座師——麟慶是嘉慶十三年的舉人，這一科順天鄉試的正副主考是曹振鏞、潘世恩——道光以來，一直都是最顯赫的人物。因為如此，原本頗受重視的師生、同年的關系，運用到麟慶身上，更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何俊對這一點當然很清楚，因此他在介紹龔定庵之先，很巧妙地將他與麟慶的師承淵源綰合在一起，變成了同出于阮元門下的再傳弟子。

原來阮元是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的四總裁之一，這一科探花王引之，是龔定庵在嘉慶廿三年戊寅恩科鄉試中舉的座師，而王引之的會榜同年，二甲卅八名，點了翰林的毛謨，是麟慶會試時的房師，照這層關系來說，龔定庵與麟慶是不折不扣的平輩世交，亦都是阮元的小門生。

阮元是早在前一年夏天告老還鄉的，他原籍儀征，定居府城揚州，麟慶每次到揚州拜見太老師，阮元總要談起龔定庵，譽之為天下奇才。麟慶久已心慕其人，所以一聽何俊談起龔定庵要來，立即表示渴望一見，而且已問過幾次，何以至今未到？照這樣的情形來看，龔定庵此行，一定大有所獲，但何俊不能不擔心一件事。

“定庵，這是極好的一個機會，就怕你口沒遮攔，無端逞口舌之快，弄得不歡而散，那就是再窩囊不過的一件事了。”

“今非昔比，你沒有見我的詩‘先生宦后雄談減’‘百年心事歸平淡’？而況麟見亭禮賢好士，生平雖無赫赫之功，在旗人亦算庸中佼佼，我何苦傷他？”

“照你這種口吻，其實無形中已傷了人。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但愿口角之間留神，別弄得大家都掃興。切記、切記！”

督撫衙門，皆有花園，不是在后，便是在西，南河總督衙門的花園在署右，是一座獨一無二的“賜園”。

這座花園是康熙年間河督張鵬翮所辟，乾隆朝高斌大加擴充，避用園林之名，題名“荷芳書院”。高宗南巡，曾在此駐蹕，照規制，類此駐蹕之處，如果不改作行宮，亦應封閉，高宗格外體恤，特命賜南河總督為休沐之地。既是賜園，不必再用掩耳盜鈴的書院名稱，因而改名“淮園”，后來又改為“澹園”，最后取海晏河清之意，改名“清晏園”，園額最近換過，是麟慶的手筆。

清晏園之勝，全在張鵬翮所開的一座方池。池子很大，中有一道曲折虹橋，盡頭一座六角亭，額題“倚虹得月”，便名為“得月亭”。亭柱上有麟慶題的一副楹帖：“四面綠蔭春管領，一池紅雨水文章。”池子四周，有三十多株大柳樹，池中又滿種紅蓮，所以這十四個字是寫實。

一到夏天，麟慶以得月亭為會客治公之地。何俊陪著龔定庵到達時，麟慶正在接見一位人瑞，此人是漕船上的一個水手，雖然鶴發飄蕭，但看上去只不過六七十歲，其實已經一百三十二歲，有雍正七年初充水手的印冊，以及嘉慶十二年河督李長森賞給的百歲銀牌為證。

由于是人瑞，麟慶特為給了他一個座位。在亭外旁觀的龔定庵，聽得麟慶問他：

“你叫什么名字？”

“史浩然。”聲音還很清亮。

“哪里人？”

“山東汶上。”

“你是哪年生的？”

“康熙戊子。”

“你幾歲到漕船上的？”

“廿二歲。”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到雍正七年正是廿二歲。只見麟慶屈著手指數了一會兒，大概因為他所言不虛，表示滿意，便又問道：“你的養生之道一定很高明。”

史浩然聽不懂他的話，便有帶他來的一個武官說道：“大人是問你，你是有什么法子，能夠活得這么長？”

“小人是蠢人。”史浩然說，“餓了吃，困了睡，心里從不想事。”

養生的秘訣，如是而已！麟慶自然不必再往下問什么了。賞了十吊制錢，遣走了史浩然，接待慕名已久的龔定庵。

他的稱呼很客氣，是“定庵先生”；龔定庵則論科名，稱之為“老前輩”，麟慶早于龔定庵九科，但年齡卻只大了一歲。

見了面，先敘師門淵源。“久聞太老師對定庵先生的賞識，異乎尋常。”麟慶說道，“我聽甘泉鄉人傳說，京師有兩句歌謠：‘阮公耳聾，見龔必聰；阮公儉嗇，交龔必闊。’真正難得。”

這兩句話，龔定庵還是第一次聽到，對傳述之人，無形中生出感激之心，但心知其故，說了老實話。

“果真有此兩句歌謠，無非因為：第一，阮公失聰是假裝的，常有人以俗務關稅相擾，阮公拒之不可，只有裝聾作啞，或許是因為我從不跟他談這些事，所以不必有所顧忌。至于‘交龔必闊’，是因為我窮的緣故。”

這就自然而然地吐露了需要周濟的意向，麟慶很痛快，但也很含蓄地表示說：“此為我輩之過。”接著，便看了何俊一眼，眼色中很明顯地暗示，應該多送程儀。

“大帥的《鴻雪因緣圖記》，不妨讓定庵瞻仰瞻仰。”何俊轉臉又問龔定庵，“想來你亦聽說過，麟大人有這么一種生面別開的自訂年譜？”

“噢，聽說過，不知其詳。”

“你一看就知道了。”

麟慶對這件事最感興趣，當即命書童將他的《鴻雪因緣圖記》的稿本捧了出來。原來“鴻雪”是出于蘇東坡的詩意：“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麟慶自從道光三年外放徽州知府以后，升遷甚速，宦轍所經，無論人事景物，頗有可記，因而在道光七年興起一個念頭，不妨畫圖作記，以供晚年退歸林下的回憶，同時流傳后世，至少亦可讓子孫知道先世的經歷。因而請幕府繪畫的三位幕友執筆，自髫年開始，每歷一事，必制一記，繪一圖，預定每八十幀圖記，匯成一集，現在已經積有兩集了。

這兩集“圖記”一時看不完，倘或借了去看，萬一遺失損毀，主人痛惜，客人不安，所以龔定庵心中打算，只能略翻一翻，看到有可資以為談助的，便即停下手來談論一番，作為應酬主人的雅意。

哪知隨手一翻，恰好翻到“西湖問水”這一幀，當然就停下來了。原來麟慶的父親字曙墀，嘉慶十一年以知府分發浙江，第二年署理臺州府，旋調溫州，麟慶時年十七，隨父宦居浙江，尋幽探勝，共有十三幀圖，“西湖問水”“凈慈坐禪”“韜光踏翠”“錢塘觀潮”“玉泉引魚”“六和避險”是在杭州的游蹤；臺州有兩幀，“赤城餐霞”“石梁懸瀑”；此外有在紹興的“禹穴征奇”，有在溫州的“永嘉登塔”“石門躍鯉”。

有此淵源，龔定庵大感親切，一幀一幀看下去，看到“敷文載筆”，復又讀麟慶所作的記。敷文是指敷文書院，在鳳凰山的萬松嶺上，南宋時密邇大內，所以明朝初建書院時，即名“萬松”。入清以后重修，康熙五十五年御書賜額“浙水敷文”，因而改名敷文書院。其中有芙蓉石、玩心亭、飛躍軒、石匣泉諸勝，又有一座毓秀閣，供奉魁星，又名魁星閣。所謂“敷文載筆”，便與這座魁星閣有關。

麟慶記道：“相傳求名之士，于元旦日初出時，以五色絲纏香往拜，如易得手中筆，必獲科第，然往往有不見者，則必顛躓棘闈，屢試屢驗。余聞而心動，請于母，笑頷之。乃先期齋沐，于戊辰元旦，趁晨光熹微，衣冠登閣，仰視魁星手中，竟不見筆，甫拜祝，而筆自落，因以香易歸焉。”

戊辰是嘉慶十二年。在麟慶“敷文載筆”后不久，奉到恩詔，以來年為皇帝五旬萬壽，舉行恩科鄉會試，麟慶北上應試，得中順天鄉試舉人。第二年己巳，連捷成進士，同榜二百四十一人，以麟慶年十九歲為最輕。

敷文書院曾是龔定庵肄業之地，追憶當年，神往不已，彼此有許多往事可談，一直談到黃昏，麟慶還要留他喝酒，但因第二天一早，龔定庵便須轉往揚州，而何俊有好些事要跟他談，所以代他辭謝了主人的情意。

回到何俊的寓所，已有五份請帖在等著龔定庵。他匆匆看了一下，一股腦兒推到何俊面前。“你看，”他說，“該怎么辦，我聽你的。”

何俊看完了請帖問道：“你明天走不走？”

“走又如何？不走又如何？”

“不走，不妨每處到一到，不必擔心什么時候才能回來。如果明天要走，我勸你哪里也不必去了，今晚上你還要辦事。”

“辦什么事？”

“你先別問。”

龔定庵略想一想答說：“盧心農在揚州等我，明天要走，既然晚上還有事，咱們就不必出去了。而且，近年心情不同，酒食征逐，亦沒有什么意思。”

“好！我叫他們去弄個魚翅來請你。”

何俊將聽差喚了來，指明到清江浦最大的一家徽館四景園，關照要一大碗紅燒魚翅，另外配四樣菜，馬上送來。哪知聽差尚未出門，南河總督衙門已有一個戈什哈持著麟慶的名帖，帶著廚子挑夫，送來了一桌燒烤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