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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很快地，徐樹錚以段祺瑞的名義，召集了一次督軍團的“天津會議”，但出面邀請的，卻是直隸督軍曹錕與山東督軍張懷芝。除了西南及“長江三督”以外，都親自或派代表參加了這個會議。

會議的主題有二：一是如何化除馮、段之間的隔閡；二是對西南的態度。馮、段之間的糾紛，能任調停之責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徐世昌，一個是梁士詒。前者不成問題，早有表示，希望馮、段和衷共濟。比較麻煩的是梁士詒。

梁士詒的問題是，他還無法公然出現在北京，因為“洪憲禍首”的罪名猶在。所以要他來襄助徐世昌調停化解，先決條件是要撤銷通緝令。這一層當然也不難辦到。問題是，梁士詒有沒有興趣來做調人？或者說得再明白些，他愿不愿以負責調停馮、段爭端，來交換他的撤銷通緝？倘或通緝令是撤銷了，他卻不愿管此閑事，那時又奈之何？

于是徐樹錚即時要了個北京的電話，要求葉譽虎到天津來一趟。當晚見了面，說明經過，徐樹錚建議：“你不妨馬上發一個電報，問問燕孫的意思。”

“不必！”葉譽虎答說，“我可以負責答復，撤銷通緝，一見明令，保證他三天之內，就從日本動身回國。”

“那好，咱們馬上就進行！”徐樹錚說，“請你一回京就去見馮大總統，當面提出要求，看他如何說法，咱們再商量對策。”

葉譽虎點點頭，心里在想，這不應該是求情，要找個光明正大的理由。理由越光明、越正大，通緝令撤銷得越快。

徐樹錚已看出他的意思，便即問道：“你在找題目是不是？”

“是啊！有什么好題目？”

徐樹錚不假思索地答說：“俄國過激黨鬧事，不是極好的題目？哈爾濱都已波及，這件事要借助日本的力量，而燕孫這一回游日，頗受朝野重視，一定會談到共同防俄的問題。如果政府撤銷了燕孫的通緝令，豈不是他就更受日本的重視了？必要的時候，亦可代表政府談判。”

原來俄國此時發生了“十月革命”，但連徐樹錚這種對世界局勢有了解的人，都還不知道有“共產主義”這么一個名詞，所以管“共產黨”叫過激黨或者過激派。哈爾濱俄國過激黨鬧事，是政府重視的一件大事，如果梁士詒能對此事有所幫助，撤銷通緝，必能獲得輿論諒解，馮國璋應該不會不同意的。

“這個題目好，這個題目好。”葉譽虎欣然表示，“我明天一回京，就去見馮大總統。”

天津會議的另一議題，是討論對西南的態度，一致決定，仍以武力對付。出席的督軍，連張作霖在內，都答應出兵。當然，軍費必須政府負擔。

談到這個問題，便只有徐樹錚跟段祺瑞關起門來商量了。段祺瑞只陶醉于武力統一全國，如何進行，全靠徐樹錚出一個主意：借參戰為名，向日本借錢作戰費，這就是武力統一中國的資本。由于正好有個曹汝霖，又正好寺內內閣改變對華政策，因而借款相當順利。不過，武力統一全國，不是一年半載的事，眼前雖可應付，日子長了如何支持，猶須從長計議。

“歐戰看樣子快要結束了。歐戰一結束，自然無須參戰了。不過，現在有個機會可以利用。”徐樹錚說，“俄國過激派革命黨起事，聲勢浩大，日本大起戒心。如果能用中日共同防俄這個題目，倒很有一篇文章好作。”

這一說段祺瑞立刻就明白了，要防俄就要整軍，要整軍就要錢。所以你要我共同防俄，就得先借我錢。這個道理跟參戰是一樣的。

“你說得也有道理。不過，日本人的意思到底怎么樣？先得探明了才好。”

“是！”徐樹錚說，“田中義一現在很管事，不妨托梁燕孫就近探一探口氣。”

段祺瑞毫不遲疑地答道：“好！就這么辦。”

于是徐樹錚親自擬了個極長的電報稿，交葉譽虎用密碼發給梁士詒，請他去訪田中義一，看看日本是否有此共同防俄的計劃。同時試探著問一問，日本政府對于段祺瑞的武力統一中國政策是否支持。

田中義一是寺內內閣的陸軍參謀總長，屬于長州閥的后起之秀。日本軍人有兩大系統：長州陸軍，薩摩海軍。作為明治維新基礎的尊王倒幕運動，山口的長州藩與鹿兒島的薩摩藩，功勞最大，勢力最強，特別受朝廷優遇，因此，這兩個藩閥的軍人，逐漸發展為陸海軍的主流。

長州陸軍的總帥是山縣有朋。大正元年——也是民國元年，陸軍不愿支持海軍造艦計劃，反強硬要求在朝鮮增加兩個師團，與內閣總理西園寺公望相持不下。山縣有朋便指使陸相上原勇作，利用“帷幄上奏”的特權，徑向剛接位的大正天皇請辭，同時拒絕推薦陸相繼任人選，逼垮了內閣。

山縣的這一套手法，使得日本社會大為反感，認為軍閥的橫暴作風，非加以抑止不可。于是立憲國民黨的犬養毅與政友會的尾崎行雄，發起護憲運動，提出“打倒閥族，擁護憲政”的口號，結果演變成一場暴動。

為山縣所支持，從西園寺組閣的桂太郎，因此辭職。但長州閥的勢力雖遭挫折，受益的卻是一向與長州對立的薩摩閥，元老們推薦海軍大將山本權兵衛組閣。不久爆發了海軍貪污事件，山本垮臺，由大隈重信接任首相，總算有了一個名義上的政黨內閣。

大隈內閣，聲名狼藉。繼袁世凱魂歸洹上以后，大隈亦于十月九日在元老、貴族院、在野黨的一致攻擊之下而垮臺。繼任者為寺內正毅元帥。長州閥的勢力，終于又抬頭了。

寺內內閣的陸相大島健一，不甚管事。軍事方面由致力于“在鄉軍人會”、在陸海軍皆具人望的參謀總長田中義一負主要責任。梁士詒跟他是舊識，他亦知道梁士詒在中國交通界是實際上的首腦，在日本當前對華政策中，為必須拉攏的人物，所以在“料亭”中，偎依著藝妓，與梁士詒款款深談，顯得相當誠懇。

原來由大隈到寺內，對華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一方面固然是接受了“二十一條”的教訓，看中國民氣不可侮；另一方面，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俄國內部發生劇烈變化，沙皇既被推翻，日俄四次密約，便都落空了。

日俄戰爭的結果，俄國雖敗而“不割一寸地，不賠一盧布”，日本實在是“慘勝”。因而改弦易轍，與俄國“化敵為友”，在一九○七年——光緒三十三年，訂立《日俄密約》，劃定南北滿界線，派分中國東北的權利，合力排斥第三者侵入。以后在一九一○年、一九一二年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密約，雙方伸展勢力范圍至內外蒙邊界，劃分內蒙古為東西兩部分，各不侵犯。到得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復有第四次密約。但不久爆發俄國革命，不但這一次密約成為廢紙，以前的三次密約，亦將失其法律上的效力。

如果是改朝換代，新政府當然繼續承認國際條約上的義務，但日本軍部接到駐俄武官荒木貞夫、小畑敏四郎等人的報告，懔然于“布爾什維克”與日本的國體，絕不能相容，必須加緊防備。因此，對俄政策作了日俄戰爭以來的第二次大轉變：軍部希望能利用中國的軍隊，聯合防俄。

這樣，就必須在中國軍閥中找一個對象，加以扶植。田中在復辟之前，曾作了一次中國大陸南北的旅行，初步目標看中張勛。及至到了徐州一談，大失所望，張勛根本不能辦大事，而且也難以控制。于是目標轉向段祺瑞，“馬廠起義”，段祺瑞的聲望益隆，更堅定了日本軍部的信心。

田中很坦率地表示，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統一中國的政策，因為段祺瑞越強，對日本越有用。當然段祺瑞必須跟日本“充分合作”，是他取得經濟、軍事上“援助”的一個先決條件。

此外，田中對馮、段不和也表示了嚴重的關切。這些情形，都由梁士詒用密電告知葉譽虎，再經過徐樹錚，轉達段祺瑞，促成了對西南用兵的實際行動。

第一個目標是湖南，分兩路進兵，第一路推曹錕為主帥，率軍由京漢路南下，經湖北進攻湘北。第二路推張懷芝為主帥，率軍由津浦路南下，經江西進攻湘東。兩路兵力，總計六萬人，奉軍獨出兩萬，直隸、山東、安徽各一萬，山西、陜西都是五千。開拔以前，由曹錕領銜電請北京政府明令討伐西南。

這時北洋在無形中已經“分家”，以地域而分為直、皖兩系，直系馮國璋，皖系段祺瑞。論勢力當然是皖系占上風，所以徐樹錚密謀打倒馮國璋，創造一個中外古今所未聞的新名詞，叫作“整理政府”。

整理之道，內則倒王，外則去李。因為大總統是無法公然驅逐的，否則便成了造反，不是“革命”二字所能掩飾的。所以唯有“架空”之一法，外而除去江蘇督軍李純，內而推倒總理王士珍，馮國璋便只剩“大總統”一個虛名了。

去李必從倒王入手。倒王不難，問題是哪里去找一個能教馮國璋動彈不得的內閣總理？數來數去，除去徐世昌再無別人。

于是“小徐”打算說服“老徐”，暫且委屈，將來捧他繼馮而為大總統，作為報答。這個想法，多少是一廂情愿，徐世昌豈是除了袁世凱，肯屈居人下的人？但馮國璋卻有些著慌了，趕緊對段祺瑞作了讓步。

因此十二月十六日，明令發表曹錕、張懷芝為第一、二路司令，隔了兩天，又特派段祺瑞為“督辦參戰事務”。曹錕派第三師師長吳佩孚，張懷芝派山東暫編第一師師長施從濱，分別領兵循京漢、津浦兩路，南下攻湘。

其時馮國璋的密使，正與西南實力派在談和，所以戰況一度沉寂。但終因馮國璋的游移寡斷，失去了妥協的時機，戰火復起。皖系亦就大唱武力統一的高調，表示決不妥協。馮國璋和戰兩難，進退失據，大感狼狽，迫不得已親自去看徐世昌，并且事先約了段祺瑞、王士珍一起會談，表示要到各省去視察，當面跟直系各督軍懇談，以便消除隔閡。

王士珍自然不會表示意見，徐世昌與段祺瑞都知道，他的目的是要跟“長江三督”，尤其是李純去商量如何自保，所以亦都默不作聲。于是聊了些不相干的閑話，無結果而散。

在段祺瑞這方面，由于徐樹錚的策略，另外有了新的行動，就是加緊聯絡奉軍，由段系要角曾云霈出面，與張作霖的智囊楊宇霆密談，決定扣留由日本運來的一批軍械，主要是步槍，總數達兩萬七千余支之多。

原來除了曹汝霖經手的西原借款以外，段祺瑞在徐樹錚策劃之下，另外指派陸軍總長段芝貴，與駐日公使章宗祥，在進行軍火借款，同時談判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協定》。

對于這個協定，雙方的目的各不相同。日本是為了對付“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國——協約國既不滿俄國與德國單獨講和，亦討厭列寧所倡導的“世界革命政策”，因此借口援救為德奧聯軍所包圍的捷克軍隊，預備出兵西伯利亞，替日本軍部帶來了一個極好的借口。

日本的打算是，出兵攻俄有兩大利益，一是取代俄國在北滿的地位；二是占領西伯利亞大片土地。但此一戰略利益的獲得，必須取得中國的支持。更實際的說法是，必先能夠控制中國的軍事力量。如果能夠簽訂一項軍事條約，將與蘇俄接壤的地區劃作“行軍區域”，就地征集資源，供應日軍，同時指揮中國軍隊配合作戰，那就比明治年間的日俄戰爭，更有制勝的把握了。

當然，要釣魚必須用餌。西原借款的主要作用是經濟侵略，談軍事“合作”應該另辟蹊徑。因此，從西原借款中，另外劃出一部分，稱為“參戰債款”，用這筆借款來購買軍火，供段祺瑞“武力統一全國”之用。田中義一向梁士詒表示支持段祺瑞的政策，即為這筆借款必可成功的宣告；相對地，段祺瑞只要借了這筆款子，即等于收了“定洋”，保證“軍事協定”必可成立。因此，日本方面很大方地在“協定”未簽以前，先撥出第一筆“參戰借款”，由段芝貴經手，直接跟大倉喜八郎做了一次交易。

大倉喜八郎是日本的八大財閥之一。他以開“鐵炮店”起家，成為軍火商，慶應四年“戊辰之戰”幕府軍與倒幕聯軍雙方的軍火都由大倉供給。結果倒幕派大勝，日本全國就此統一。西鄉隆盛因此成名，而大倉亦因此大發其財，所以有“一戰功成，一商暴富”的說法。

以后日本侵臺之役、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軍火都由大倉供應。對于日本之侵略中國，他是極重要的一個幕后人物，但表面上表現得非常“親善”，投資于本溪湖的煤鐵，與盛宣懷合作，貸款與漢陽鐵廠。他喜歡在中國游歷，收藏中國的文物，尤其是古錢。在北平西山造了一座很豪華的別墅，經常以盛宴款待北洋軍閥，所以跟段芝貴極熟。這筆軍火買賣，自有極優厚的回扣，除卻段祺瑞，無不分潤。

不過，照道理說，大倉所供給的兩萬多支步槍，應該平均分配給北京政府所屬的各省軍隊。直、皖既已分家，徐樹錚認為“長江三督”不應分享這批軍火，卻又說不出口，于是別生一計。

當直、皖分家時，徐樹錚對段系的實力做了一番檢討，以地盤來分，浙江督軍楊善德、淞滬護軍使盧永祥、安徽督軍倪嗣沖、福建督軍李厚基、陜西督軍陳樹藩、山西督軍閻錫山、直隸督軍曹錕、山東督軍張懷芝、四川督軍劉存厚、廣東督軍龍濟光，都是“自己人”，看起來比馮國璋的“長江三督”要強得多。但細細檢點，卻是問題多多。

首先是劉存厚、龍濟光岌岌可危；其次，閻錫山不是隨便肯聽人擺布的；曹錕自然是要角，但直系的色彩很濃；而張懷芝一向以“曹三爺”的馬首是瞻。凡此非嫡系的部隊，在運用上并不能指揮如意。

另一方面，西南勢力浩大，卻與馮國璋素有淵源，加以湖南托庇于西南；而不可輕視的馮玉祥，翻覆詭詐，亦為隱憂。兩相比較，直系的實力未見得充足。欲求自保，當然不成問題，但既有“武力統一全國”的雄心，自非具壓倒的優勢不可。

因此，徐樹錚遠走關外，進行“聯奉制直”的計劃。奉天督軍張作霖，此時重用一個日本士官生楊宇霆。此人字鄰葛，遼北法庫縣人，在士官八期步科，與田中義一同學。徐樹錚亦是士官出身，與楊宇霆前后同學，彼此早都知名。而且楊宇霆的性情、作風，與徐樹錚相似，都是好大喜功的霸才。還有一項相同的是，兩個人都獲得長官的絕對信任，言聽計從，幾乎可以獨斷獨行。

這一下就不但談得投機，而且說做就做，照商量好的步驟，首先派奉軍第二十七師張景惠一旅，入關進駐灤州。等日本輪船運到第一批軍械——步槍二萬七千支，停泊秦皇島時，由張景惠加以截留，除山西的一部分放行，以及少數一部分撥給曹錕及李厚基以外，其余悉數轉運出關，裝備奉軍。

不多幾天，段祺瑞的“督辦參戰事務處”正式成立，下設五處，由靳云鵬以“參謀處長”的名義當家，各部總長指聘為參贊，次長為參議，儼然另一個“內閣”。

于是，奉軍五個旅，以“助戰”為名，陸續開拔入關。一部分駐扎京津附近，扼守要路；一部分沿津浦路南下，威脅在南京的李純。同時在軍糧城設立奉軍司令部，總司令是張作霖，卻是由徐樹錚以副司令的名義，代行總司令職權。

這步棋大出馮國璋意外，立刻派了財政總長王克敏及與段祺瑞關系極深的長蘆鹽商王郅隆到安徽蚌埠去看倪嗣沖，探詢奉軍入關的真正目的。因為徐樹錚與他經常有密電往來，一定深知真相。

可是，倪嗣沖不便明說，只照馮國璋的意思，打了個措詞婉轉的電報給張作霖，問他入關的本意。

張作霖的復電是：“只求得一完全鞏固之責任政府，共謀國是，他非所知。”這一來，王士珍完全明白了，原來奉軍入關，是為倒閣而來的。當下“退避賢路”，專車出京到天津暫住。

這一來，政治的重心突然移到了關外，北寧鐵路上冠蓋絡繹，自以為在時局及組閣問題上有發言資格的人，都派了代表到奉天去看張作霖，表達對大局的意見。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北京造幣廠監督吳鼎昌，他是徐世昌的代表。

當然，出現了這樣的情勢，是徐樹錚一手所造成。張作霖此時還沒有問鼎中原之心，目的只希望統一東三省，以將來得段祺瑞之助，驅逐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作為與徐樹錚合作的條件。而徐樹錚的兩大目的是捧段出山及聯奉制直，此時看到時機成熟，便與吳鼎昌談好了步驟，征得張作霖的同意，用他的名義，開始發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