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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討逆軍事，前后不過十天工夫，但靳云鵬與段芝貴的軍費，一共五筆：“討逆軍總司令部七十萬元”；“直隸墊撥討逆軍總司令部十五萬元”，所謂“墊撥”是一句話，實際上就是另外給曹錕十五萬；“士兵犒賞十萬元”；“陸軍部收來臨時增加軍隊七十萬元”，這筆款子專用來解散辮子兵；“遣留東廠胡同衛隊及馮德麟部下用款二十萬元”，東廠胡同指黎元洪的私邸而言。總共報銷了一百八十五萬元。

但是討逆軍的主力第十六混成旅，軍費只報一萬多元，相形之下，花賬未免太大了。所以干脆不要馮玉祥報銷，除了事先已經送過的款子以外，決定再撥五萬大洋。

馮玉祥帶兵的作風是，凡遇大筆款項收入，首先考慮的事是買軍火。這一回他想買一門大炮，可是派人到王府井大街的洋行里一打聽，一門炮起碼要二十萬，只好知難而退。

于是有個連長石友三建議：“馮德麟進關是帶了手槍隊來的。馮德麟一垮，手槍隊的手槍都三文不值兩文地賣掉了，流落在前門外店鋪里的很不少。咱們不如收買手槍，成立一個手槍隊。”

馮玉祥接納了這個建議，而且將收買手槍的差使，就交給了石友三。他是吉林人，馮德麟的手槍隊中，有不少是他的同鄉，如今流落在北京的，也還有好幾個。石友三找到一個同鄉，了解了情況以后，便去找一家字號叫作“求增號”的軍裝鋪，一談即妥。稱為“自來得”的手槍倒不貴，每支不過四五十元，但光有槍沒有子彈也無用，一發子彈要一塊兩毛，每支槍配一百發子彈，總數便得一百六七十元。

當時軍閥的風氣，以成立手槍隊作衛隊為時髦。馮玉祥當然不為了趕時髦，照連的編制，組成兩個手槍隊，將李鳴鐘的營副劉汝明調為旅部副官，管理這兩個手槍隊，一面訓練，一面南下援閩——這是段祺瑞左右的一條調虎離山之計，省得馮玉祥專門在京里說些“怪話”。

梁啟超入閣，有兩大計劃：第一是認為張勛復辟，中華民國的法統即已中斷，所以主張照武昌起義后的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重新制定國會組織及選舉法。這話表面上聽來言之成理，但稍微多想一想，便先站不住腳。最明顯的一點，如果法統中斷，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由約法而產生的大總統黎元洪、副總統馮國璋，亦應去職，那一來不是搞得天下大亂了？

第二是想利用緩付的庚子賠款與幣制借款，來徹底改革幣制，整頓金融。這是書生論政的理想，行得通行不通，且可不說；眼前的業務，不能不管。財政總長如主持中饋的主婦，多少人等著要開銷。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國庫如洗的財政總長，恐怕梁士詒都干不了，何況從沒有財經界經歷的梁啟超？這一點當然是預先可以想到的，因而早就物色好了一名次長來“管家”。

這名次長就是王克敏，由張君勱代為接頭。初意請他以次長專管監務，王克敏不愿，提了三個條件：第一，總長不可多立計劃；第二，不可多交條子；第三，不光是管監務，還要管部務。

這不是“管家”，而是想要“當家”。張君勱勸梁啟超接受他的條件，因為王克敏有兩個條件，恰是梁啟超所必須而缺少的：第一，民國元年王克敏做直隸交涉使，北京各外國銀行為了償還外債問題，提出交涉，王克敏很出了一番氣力，替他們直接向財政部接頭，結果相當圓滿，所以各外國銀行都買他的賬；第二，王克敏是富家子出身，聲色犬馬，無一不好，而且揮金如土，慷慨之至，因此，馮、段的幕府中跟他有交情的很多，此外實力派的軍閥，如曹錕、倪嗣沖，都跟他有相當的淵源，一定可以做到政通人和的境地。

這一外一內的兩種關系，足補梁啟超之不足，因而欣然同意。當然，梁啟超一到任，還談不到改革幣制、整理金融，首要之事是要先把臨時參議院召集起來。因為對德宣戰問題，不獨是段祺瑞的一大政治主張，激出復辟這場鬧劇，推原論始，亦由對德外交政策而起。一旦大權在握，當然要實現他的主張。此又不僅是抱負舒展之快，而且還關聯著一個決定段祺瑞政治生命的大問題。

原來段祺瑞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武力統一中國。既然用武，當然要餉、要軍械，是件最花錢的事。正好日本長州藩閥出身的寺內正毅組閣，一反袁世凱時代大隈重信內閣的猙獰面目，改用笑臉發動銀彈攻勢，決定將過剩的資本，投入中國。于是由久任北洋政府顧問的阪西利八郎，介紹一個經濟專家西原龜三來見曹汝霖。據說他是寺內的親信，在寺內當朝鮮總督時，經濟問題都由西原在幕后策劃。這一次亦是奉了寺內的密令，來做經濟提攜的修好之計。

當時曹汝霖是交通銀行總理，正在進行一筆借款，由交行的董事施肇基跟日本的軍火商大倉喜八郎接頭，目標是五百萬日元，而一直尚無成議。于是曹汝霖便提到此事，西原一口承諾：絕無問題。

果然，西原大有來歷。不多幾天，日本藏相勝田主計親自打了個電報給曹汝霖，日元五百萬元照借，不需抵押品。接著匯款亦到了，西原亦不要回扣。中國自從胡雪巖“發明”借外債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好事。段祺瑞大為興奮，亦因此決定重用曹汝霖，就是要借重他談判大借款，來達成他武力統一的愿望。

不過，日本有個先決條件，就是中國一定要對德參戰。事實上，段祺瑞如非假借參戰名義，又何能向日借款，更何能以借款購買大批軍火來打內戰？但一國對外發動戰爭，如非出于國民公意，對外不足以見重，對內何能爭取支持？所以參戰問題，非要經過國會做成決議的形式不可，否則對外尚未參戰，在內反對的聲浪四起，豈不形成國際上的一大笑柄？

因此，段內閣成立不到十天，即由梁啟超執筆，以國務院名義，通電各省征求召集臨時參議院意見。結果是北洋系軍人贊成，而西南各省在首創約法的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表示反對。但梁啟超執持不化，段祺瑞一意孤行，終于出現了“護法運動”，造成南北分裂。

不但南北分裂，段內閣內部亦分裂了。原來梁啟超打的是如意算盤，與內務總長湯化龍、司法總長林長民及其他研究系要角開好一張名單，由內務部密電各省照選。段系得此消息，大不為然，公推徐樹錚向段祺瑞進言。

徐樹錚揭發了研究系的私心，是想借此機會，取國民黨而代之，成為國會中的第一大黨。不但目前政府一舉一動都將受研究系的挾制，而且將來的政局，亦難免為研究系所操縱。及今不為之計，將成心腹大患。

段祺瑞有些為難，因為他跟梁啟超有默契，關于對德參戰、武力統一全國，乃至于由曹汝霖向日本去借外債，研究系都可以支持；但關于制造“新法統”，要求段祺瑞讓他們放手去干。言猶在耳，不能說了不算。

因此，段祺瑞含含糊糊地沒有明確的表示。徐樹錚看他意思是動了，而且自信做得不錯，將來不至于受責備，于是，他倒是放手去干了。

但是段系耍槍桿子的很多，而議員所長在作弄口舌、耍筆桿，何能在各省找到適當的人選。迫不得已運用軍隊收編、改編的辦法。徐樹錚找了王揖唐來商量這件事，決定設立一個俱樂部，作為段系組織新黨的大本營。

“我一個人搞不起來，得找個幫手。”王揖唐問道，“你夾袋中有沒有人？”

“沒有。”徐樹錚忽然想起，“你不是說段香巖的秘書長，姓梁的，很能干嗎？”

“啊，啊！”這一下提醒了王揖唐，“不錯，我來找他。”

原來徐樹錚所說的“姓梁的”，名叫梁鴻志，字眾異，福建長樂人，前清是學部小京官，入民國后在國務院當個小差使。他的詩作得很好，與黃秋岳同為陳石遺的弟子，亦同被稱為詩壇“閩派”的后勁。其時段祺瑞的親信曾云霈，由于同鄉的關系，很照應他。漸漸地，在冠蓋京華中，居然也有人知道了“梁秘書”這個人。

當時政界的風氣，視天津為別府。做官在北京，享樂在天津，周末離京赴津，被看作是件很時髦的事。各省軍閥有所活動，由于北京耳目太密，亦多集中在天津，拿“吃空缺”來的大把銀子，供應政客的聲色犬馬。在這等場合中，脫略身份，往往可以無話不談。因此，要打聽消息，有所謀干，易于成功。

梁鴻志生性善于投機，心想，要想成為要人，一方面得多識政要，一方面又要多做要人狀。于是每逢周末，他也坐上頭等車，隨帶俊仆兩名，線裝書一函，瀟瀟灑灑上天津。

有一天王揖唐恰好也在車上，閑得無聊，看梁鴻志手邊有詩集，便借一本來看。這本詩集是宋版的杜詩，鈐著好些名家的收藏印。王揖唐不由得刮目相看，請教姓氏，記得聽說過有這么一個人。

梁鴻志自然識得王揖唐，心里很想結識這個人，表面上卻是淡淡的。及至送書回來，里面夾了一張詩箋。梁鴻志一看，知道是王揖唐剛才所作的一首“即興”，涂涂改改，完全是草稿，當然是不經意夾在書中的。

這是個機會。梁鴻志依韻和了一首，當面請教。王揖唐仰慕他的同鄉先輩龔芝麓，亦以愛才自名，便與梁鴻志訂了文字交，頗為投緣。

有曾有王，梁鴻志很快地亦成了段系，不過還是三流角色，所以徐樹錚連他的名字都還叫不出來。梁鴻志當然也知道徐樹錚才大于海，眼高于頂，難以巴結，巴結上了也不見得有多大用處，因而目標在段芝貴這班好相與的人身上。討伐事起，段芝貴被任為東路軍總司令，梁鴻志主動請纓，做了段芝貴的秘書長，隨軍出發，自道“書生從軍”，一路上興高采烈地作了好些詩，將老段、小段恭維成古來罕見的名將。因此，段祺瑞也很知道這個人了。

由于梁鴻志的策劃，王揖唐原來搞的一個小組織“安福俱樂部”，名氣突然很響亮了。

這個俱樂部設在宣武門內安福胡同，所以取名安福俱樂部。每天高朋滿座，打麻將、抽大煙、叫條子；抽空談一談“正經事”，條件因人而施，或者送支票，或者許官職。就這樣，許多出于研究系的“進步黨黨員”成了安福俱樂部的會員。

不過，段系在政治上很得意，在軍事上卻很掃興。段祺瑞用武的對象，自然是西南四省，以湖南制兩廣，以四川制滇黔。湖南的督軍兼省長是譚延闿，深知湖南處于北京與西南兩大之間，兩廣北伐必須道出湖南，北京征討西南亦必須先取湖南，吳三桂與洪秀全的例子擺在那里，如果西南與北京發生武裝沖突，最倒霉的定是必爭之地、首當其沖的湖南。為求自保起見，倡議“湘人治湘”“聯省自治”，采取中立的態度。這個態度為湖南人所全力支持，但眼前已有保不住的趨勢了。

由于譚延闿在湖南頗得人望，所以段祺瑞還不敢連根掘掉，發表命令以譚延闿為湖南省長，派他的親信湖南人傅良佐為湖南督軍，表示仍符“湘人治湘”的原則。同時以江西督軍李純調任江蘇，接替入京就職的“馮大總統”，而以素來接近的陳光遠調補李純的遺缺，作為傅良佐的后援。

傅良佐的新職發表后，在京招待記者，宣布湘人治湘，軍民分治，不帶北兵入湖南之大治湘方針。但暗地里卻有范國璋第二十師，與第八師王汝賢所部，悄悄開拔至湖南。西南方面見此光景，便由兩廣巡閱使陸榮廷組織“兩廣護國軍”，派他手下大將廣西督軍譚浩明為總司令，出兵八十營，組成五個軍，大舉援湘。南、北雙方，眾寡之勢已可判定勝敗，加以范國璋、王汝賢都是河北人，直接聽命于馮國璋，而馮國璋一向與陸榮廷有聯絡，反對向西南用兵，所以范、王二人，在前線陰陽怪氣，不受傅良佐的節制。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索性自前線電請停戰。傅良佐一看變生肘腋，倘不見機，有被活捉之危，星夜棄長沙遁走。

在四川這方面，自從蔡鍔一死，川、滇兩軍一直混戰，互有勝負，各不相下。段祺瑞聽從徐樹錚的計謀，制造矛盾，派貴州的戴戡兼署川督，結果川、黔兩軍又發生沖突。段祺瑞便派駐軍岳州的內弟吳光新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帶領兩個混成旅入川，本意是先利用川軍驅逐滇軍與黔軍，然后以“查辦”為名，占領四川。這步棋相當巧妙，也相當毒辣。壞在吳光新是個飯桶，由岳州到得宜昌，逗留了個把月，才有一部分軍隊到達重慶。而就在這個把月之中，川軍熊克武已有了布置，湖南的局勢也惡化了。

及至范國璋、王汝賢臨陣欲退，傅良佐棄城而逃的消息傳到四川，與西南已有聯絡的熊克武，隨即發動突擊，包圍繳械。吳光新突圍逃回宜昌，辛辛苦苦由三峽逆水而上的大批輜重，盡為川軍及黔軍截留。

兩路敗報到京，再加上一個直督曹錕、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蘇督李純聯名主和的通電，搞得“再造共和”的“元勛”，灰頭土臉，見不得人，只好提出辭呈。

初辭慰留，再辭照準，馮國璋派外交總長汪大燮暫代國務總理。這個內閣本來是段祺瑞與研究系的“聯合內閣”，段既辭成，研究系失去了合作的對象，當然也要請辭，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還有一個愿與段祺瑞同進退的張國淦，聯翩出閣。這段“政治婚姻”，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

一個星期以后，馮國璋任命王士珍組閣，除了曹汝霖蟬聯交通總長以外，其余都是新任。

曹汝霖之獨能蟬聯交通總長，原因有二：第一是曹汝霖本已接任交通銀行總經理，不想兼任交通總長，不道交通系的大將葉譽虎極力慫恿，用意是希望曹汝霖為他們看守“大本營”，以待交通系首腦——由于“洪憲禍首”被通緝的梁士詒復起接收。在段內閣垮臺以前，梁士詒正應日本財閥大倉、澀澤之邀，由香港到東京，在談“經濟合作”之道，復起有望，自然要支持曹汝霖再看守下去。

其次是，曹汝霖正經手在辦日本的大借款。不管是誰組閣，都不會許他辭職。尤其是段祺瑞，倘無曹汝霖繼續未竟之業，即令能卷土重來，亦無所作為。因此，作為段系靈魂的陸軍部次長徐樹錚，與曹汝霖的交往，反比段祺瑞在臺上時，更為密切。

當然，日本人盡管是一等一的“支那通”，看到走馬燈似的中國政局，亦不免迷茫困惑，對于這一次段祺瑞轟轟烈烈進京，不過四個月的工夫，復又黯然離京，更感關切，因為寺內內閣施行藏相勝田主計所謂“菊分根”的經濟侵略政策，自八月底至段祺瑞辭職之前七天，已完成了四筆日幣借款：第一筆，善后借一千萬；第二筆，交通銀行借款兩千萬；第三筆，吉長鐵路借款六百五十萬；第四筆，陸軍部購買軍火借款一千七百余萬。這四筆總數超過五千萬，約為中國國庫兩個半月支出的巨款，表面上為防國內反對黨阻撓，以及遮蔽國際視聽，由各大銀行組織銀團，作為民間投資，實際上責任全在內閣，倘或出了問題，寺內正毅立刻就會垮臺。

為此，作為寺內特別代表的西原龜三，特地去看曹汝霖，要求跟徐樹錚當面談一談，了解真相。曹汝霖自然照辦，一個電話就將徐樹錚請來了。

“徐將軍，”西原開門見山地說，“請原諒我直言，我們也知道段總理閣下是中國軍人的實際領袖，但是這一次因湖南、四川軍事失利而辭職，何以貴國各省督軍沒有希望挽留的表示？”

徐樹錚略想一想答說：“我們北洋軍人，但求國家進步，能夠上軌道，并沒有權力意氣之爭。如果段總理的后繼者，施政符合大家的理想，我們做個太平百姓，亦是一樁好事。倘非如此，當然仍舊要段總理出來，擔當大任。只要時機一到，迎刃立斷，《孫子兵法》所謂‘解棼絲不控拳’，易如反掌。現在各省沉靜無事，正表現了我們內部的紀律與秩序。”

所謂“表現了我們內部的紀律與秩序”，就是說段祺瑞對各省督軍，有足夠的控制力。西原對這句話的印象很深，接下來便又問：“就目前看，這一次政變會出現怎么樣的結果？”

一聽得這話，徐樹錚轉為很嚴肅了：“我只能談一談我個人的看法。”

“是的，是的！就請徐將軍把你個人的意見告訴我。”

“以我的看法，小則，江蘇、江西不免易人；大則，恐怕要請東海出來收拾殘局。”

這話說得很含蓄，但也很露骨。言外之意，西原不容易聽得懂，曹汝霖翻譯時，很費了些心思，終于使得西原大致能夠領會了。

“江蘇的李將軍，一向有反對段總理的言論；江西的陳將軍，不是由段總理放出去的嗎？”

西原指的是李純與陳光遠。李純是馮國璋的嫡系，陳光遠以前雖跟段祺瑞接近，但與馮國璋亦有相當的淵源，一到江西，受了李純的影響，有不受段系節制之意，所以徐樹錚欲去之而后快。不過，這些話，不便明說，笑笑答道：“請足下看事態的演變好了。”

再有一句話，就更不容易回答了。西原問說：“請徐世昌老先生出來收拾殘局，是組閣呢，還是接任總統？”

徐樹錚想了一下答說：“請你想一想東海的資望，就不必我回答你的問題了。”

這便是明明表示，馮國璋任期滿了以后，段系將擁護徐世昌出任總統。這是天字第一號的重要情報！西原大為興奮，當天就發了一個極長的密電到東京寺內首相的私邸，開頭注明“總理大臣親譯”。

約莫隔了三四天，葉譽虎親自打電話給徐樹錚，約他“打邊爐”，吃魚生，聲明“只有曹總長作陪”，再三叮囑：“務必賞光。”

準時赴約，曹汝霖已經先到了。“沒有別的客。”葉譽虎說，“我有一個電報，請又錚兄過目。”

電報是梁士詒從日本打來的，葉譽虎親筆的譯文，說寺內接到西原的報告以后，立即訓令他這一系的“有力諸要人，并達林權助公使，謂段雖暫時去職，北洋系實力并無失墜，此后對華方針，仍認定東海、合肥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盡友誼援助等語，請即達又錚轉陳合肥”。

看完這個電報，徐樹錚喜上眉梢。“我馬上就轉達。”他說，“請代為向燕公致謝。”

“是。”葉譽虎問說，“此后如何辦法，局勢是如何變動，要請又錚兄早點給我們一個信，以便因應。”

“當然，當然！”徐樹錚起身說道，“暫借筆硯一用。”

就在葉譽虎的書房中，徐樹錚擬了一個分致張作霖、倪嗣沖、陳樹藩、張廣建、李厚基、楊善德、劉存厚、吳光新、盧永祥、龍濟光等人的電報，將他與西原談話及梁士詒傳來的消息，一一詳告。最后加上七個字：“所關甚大，特飛聞。”

寫完了，順手交給葉譽虎。他只看了一個開頭的稱呼，隨即將電稿反折了起來，抬頭問道：“是馬上發？”

“拜托。”徐樹錚大袖郎當地拱一拱手。

“小事，小事！”葉譽虎說，“自然是密電，不過——”

徐樹錚不等他說完，便擺一擺手說：“用你們部里的密碼本好了。”

原來徐樹錚是有意要將這個電報的內容泄露出去。但絕不能用明碼電，因為清末以來風氣如此，非密電不足以表示重要，非“親譯”不足以表示機密。葉譽虎當然深諳其理，但表面上不能不有一番表示格外慎重的做作，打鈴將聽差喚了來，吩咐去請他的機要秘書。

這個秘書姓余，等一請了來，葉譽虎仔細交代：“用第四號密碼本發，請當地電報局長親自送交收電各督軍。原稿馬上送回來。”

“是！”余秘書鞠個躬，拿著電稿退了出去。

“這一下軍心大定了。”徐樹錚很高興地說，“今天可以多喝幾杯了。”

于是葉譽虎關照開飯。先吃魚生，盛在一個特號海碗中，另有兩大盤出汁的蘿卜絲與現炸的“馓子”，與十來個小盤子，從油鹽到菊花瓣，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卻都是連蘿卜絲一起拌入魚生的作料。

當然，另外還有燒烤熏鹵的冷葷。賓主剛剛動筷，余秘書已經將發電的原稿，裝在一個信封中，送了回來。葉譽虎接到手中，原封不動地擺在徐樹錚面前。

“兩位不妨看一看。”徐樹錚為了表示可共腹心，主動將原稿公開。

這個稿子寫得層次分明，簡要有法，文字不深，而警辟之處自然予人很深的印象。曹汝霖心想：信筆揮灑，而能有此，實在難得。

“又錚兄，”他說，“不說別的，僅是你這份捷才，就足有資格當‘達拉密’了。”

清朝軍機處的“章京”領班，滿洲話叫作“達拉密”，軍機大臣“承旨”以后，轉述與“達拉密”寫出來，即時封寄各省督撫或“欽差大臣”，稱為“廷寄”，貴在簡明扼要，表達得恰到好處。曹汝霖這樣說法，自然是對他的文字的恭維。

但徐樹錚卻半認真、半開玩笑地問道：“潤田兄，你看我不過一個‘達拉密’？”

“不，不！”曹汝霖急忙分辯，“我失言，我失言！”

“那么，潤田兄，你看我是怎么樣一個人？”

由于倉促失言，曹汝霖這回不敢隨便開口了，想了一會兒答說：“以我看，左文襄加周公瑾，等于徐又錚。”

這個說法搔著了癢處。“該浮一大白！”徐樹錚喝干了面前的酒，悵惘地說，“我自信處處不輸左文襄，只有一事不及，左文襄有位周夫人。”

徐樹錚因為寵妾之故，與嫡室不和，所以發此牢騷。曹汝霖同病相憐，很想安慰他一番，但葉譽虎認為“清官難斷家務事”，以不談為宜，趕緊把話題扯了開去。

“兩位聽說過朱爾典請馮大總統吃飯的故事沒有？”

徐、曹都說沒有。葉譽虎便從最近盛傳的一則新聞談起——據說馮國璋自從以副總統“扶正”，遷入設在西苑的總統府以后，不知聽了誰的話，說三海的魚，又大又多，隨它自生自滅，未免可惜，不如撈捕出售，也是一條生財之道。馮國璋嘉納此議，由總統府庶務人員，招商承辦，在三海大設網罟，撈起無數五色錦鯉。太監們傳說，這些錦鯉壽命很長，多則百載，少亦三四十年，大部分是以前宮眷們“放生”養在三海的。

這件事當然比焚琴煮鶴還要煞風景，連外國人都看不慣了，所以與袁世凱有三十年交情的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特為請馮國璋吃飯，頭一道菜便是“三海魚”。

“傳這個笑話的人，沒有說清楚。”葉譽虎笑道，“朱爾典請的是中菜還是西餐，那道魚也不知道怎么做法。最妙的是，說那條魚上面還拴了一塊小銀牌，刻著萬歷多少年宮女某某人放生。馮大總統為之大窘。”

聽完這個笑話，徐樹錚哈哈大笑。“編這么個笑話，未免謔而虐矣！”他說，“不過也只有馮大總統能足以當之。”

葉譽虎與曹汝霖相視而笑。他們都知道，這一定是個故意挖苦馮國璋的笑話，因為根本就沒有“三海賣魚”這回事。三海曾作疏浚倒是有的，好事之徒，便以訛傳訛，編這樣一個笑話糟蹋馮國璋。然而這個好事之徒是誰呢？

現在由徐樹錚的話中，透露了消息，一定是段系中人。這個笑話暗中是罵馮國璋貪婪好貨。如果信以為真，覺得馮國璋如此行徑，有失體統，望之不似人君，那么，這個笑話的效用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