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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勛于是一面暗中調兵，一面注意巴布扎布的進展。到了八月十三日，巴布扎布已過長春，將進入公主嶺之南的郭家店時，在它西面數十里的鄭家屯，突然發生了日軍與當地中國守備部隊武裝沖突的糾紛。

這一件糾紛起于一個名叫吉本喜代吉的日本人，為買魚發生爭執。東三省二十八師騎兵團的一名士兵，心抱不平，發生沖突。吉本吃了點虧，跑到日本領事館的警察派出所去申訴。派出所巡查河瀨松太郎，帶了吉本到團部去交涉，不得要領，怏怏離去，旋又重來，這一回帶了二十幾個日本兵來。

正在大肆喧嚷時，日本兵上前繳一名中國士兵的械，爭奪之間，手槍走火。日本兵隨即開槍，團部中有十余官兵，立即還擊。一場混戰，中國方面死了四個人，負傷數人，日本方面傷亡較重，當場死了七個，包括河瀨在內，后來又死了五個。

出事以后，遼源縣知事馬上趕到日本軍營，表示慰問，同時請騎兵團約束部下，勿使事態擴大。但日軍則蓄意借故挑釁，在要求中國軍隊撤退至遼源城外三十里，并已獲得同意以后，猶復調集八面城、公主嶺、鐵嶺的步兵、騎兵共一千五百人，占領了遼源鎮守使署及中國軍隊的營房。接著張貼告示：“由鄭家屯至四平街沿路南北兩側三十華里以內，禁止中國人進入。”

這是一種掩護巴布扎布的行動。原來巴布扎布出師不利，遭遇到奉軍猛烈的迎擊，不得不迂回曲折地南下。日軍借“鄭家屯事件”制造緊張局勢，目的在于使奉軍要應付眼前的危機，放松巴布扎布；同時又為巴布扎布設了一條“安全走廊”，一進入郭家店，連接四平街、鄭家屯，便是在日軍保護之下了。

當巴布扎布出動的消息傳入溥儀讀書的毓慶宮時，師傅們一個個面有喜色，但很快地，臉色又都陰沉了。在徐州也是一樣，張勛跟倪嗣沖函電交馳，預備起兵接應，到得“鄭家屯事件”發生，真相畢露，知道木澤來談的計劃，已化為泡影。

接著，段祺瑞的親信、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秘密南下來看張勛，見面第一句話是：“巴布扎布完了。紹軒，你還不召集第二次會議嗎？”

張勛不知道他這話是何用意，便先試探著問：“芝老是怎么個意思？”

“你問的是哪方面？”

“自然是復辟。”

“這一點，芝老也是清室舊臣，沒有不贊成的道理。不過復辟先要把障礙掃除，似乎為時尚早。”

“你說的障礙是什么？民黨？”

“民黨還不是最大的障礙，最大的障礙是民主。有了民主，自然不要君主；若要君主，首先要打倒民主。此是不易之理。”

最后兩句話將張勛搞糊涂了，君主只有一個，當今的宣統皇帝；民主則“四萬萬同胞”都是主人，如何去打倒？

“又錚，你老實告訴我，民主在哪里，怎么去打倒？”

“民主在國會——”

“我懂了！”張勛恍然大悟，“民主在國會，打倒國會議員，就是打倒民主！”

徐樹錚之極力煽動張勛反對國會，當然是因為國會與段系發生了權力沖突的緣故。本來袁死黎繼所引起的新舊約法力爭，而終于由段祺瑞讓步，同意恢復中山先生所全力維護的民主約法。雖說由于林長民、張國淦這些舊進步黨人的調停，而主要的關鍵，還在舊約法對段系有利，因為由袁世凱授意而訂的民主新約法，權力集中于大總統，是獨裁制，而舊約法為責任內閣制。如果段祺瑞堅持新約法，變成自我削權，豈非傻事？

但舊約法名為責任內閣制，實際上三權分立、相互制衡，也就是由總統、內閣、國會分享政權。徐樹錚當然懂這個道理，卻不愿承認，用“責任內閣制”這個借口，獨斷獨行，因而引起府院不和。

不和的原因，亦不盡由于權力之爭，還有意氣在內。徐樹錚恃才傲物，以至于無禮。段祺瑞是很少去見黎元洪的，只見徐樹錚的汽車，經常出入公府，但不是徐樹錚以國務院秘書長的身份代表段祺瑞向黎元洪報告政務，而是抱著一堆公文，請大總統去用印。

“怎么派這個人去當省長？”黎元洪有時候會問這么一聲。

徐樹錚冷冷地答一句：“閣議通過的。”

如果問的是：“這道命令是怎么個來龍去脈？”

徐樹錚常是不耐煩地說：“大總統別多問了！只管用印就是。”

“黎菩薩”到底不是泥菩薩，像這樣的態度，也會覺得憤懣難平。公府秘書長張國淦自覺“護主無方”，堅決求去。繼任的是舊進步黨改投國民黨，屬于“韜園系”的丁世嶧。

此人性情剛正，徐樹錚算是遇見對頭了。到職未幾，他便擬就一個“府院辦事手續”草案，提交閣議。前面理由部分，不客氣地指斥段祺瑞與徐樹錚，說：“國務會議以前無議事日程，會議以后無報告，發一令總統不知其用意，任一官總統不知其來歷。國務總理恒匝月不一晤總統，惟見有秘書長傳達于其間，有所詢則經閣議內閣負責為對抗。大總統無見無聞，日以坐待用印為盡職。”

在辦法中，規定總統可以出席發表意見，但不參加表決。對于用人，總統不同意可以拒絕用印。閣員應隨時向總統面商要政。開國務會議，事前應呈議程，事后應送記錄。段祺瑞覺得這個草案，如交閣議，等于自摑其頰；不交閣議，徑自承認，卻又于心不甘。于是由袁世凱一脈心傳的“政治病”發作了，請假不視事，專車回天津去觀變。

這一著嚇不倒黎元洪，更嚇不倒丁世嶧。既謂之責任內閣，政務廢弛，責任即在國務總理；而況按照約法規定，總統有權指定閣員攝閣。因此只有出諸調停之一途。由徐世昌、王士珍分頭疏導，最后達成一個折中的協議。丁世嶧為黎元洪爭回了不少權力。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這回是內閣內訌。兩對手方，一個是內務總長孫洪伊，另一個不消說得，是專擅跋扈、不畏清議的徐樹錚。

事起于駐粵的護國軍李烈鈞部，與代理廣東督軍龍濟光的隊伍，為了防區發生沖突，段祺瑞下令兩軍停戰，并在國務會議中提出討論。

哪知閣議中有發言權的閣員尚無表示，沒有發言權的徐秘書長卻一馬當先，主張電令福建、廣東、湖南、江西四省出兵，圍剿李烈鈞的部隊。內務總長孫洪伊立即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以調解為宜。大家都贊成他的辦法，圍剿之議根本不成立。

哪知徐樹錚居然自作主張，發了圍剿李部的命令。不多幾天，爭端平息，李烈鈞將他所統率的滇軍，交給師長張開儒、方聲濤，只身離粵；而四省接到圍剿的命令，要求發槍、發餉的復電也到了國務院。孫洪伊很不客氣地指責徐樹錚：“簡直荒唐！”兩人就此結下了“梁子”。

其實國會正在開議，通過了一個查辦福建省省長胡瑞霖的議案，咨請國務院照案執行。這是內務部的職權，如何處理，以及如何答復國會，孫洪伊責有攸歸。不道徐樹錚老毛病發作，擅自做了處理。孫洪伊大為惱怒，寫了封信給段祺瑞，“摔紗帽”不干了。

見此光景，段祺瑞想護短亦辦不到，便請內務部次長許世英做和事佬，議定對國會質問的答復，由主管部起草，院會須經閣議通過，秘書長不得擅改，并應由主管部總長副署。孫洪伊十足找回了面子，才肯復職。這是徐、孫交惡的第二回合，徐樹錚落了下風。

緊接著是第三回合。內務部裁員，一群被裁人員，借口不合文官任免休職條件，向平政院提出訴訟。平政院是新約法下的產物，段祺瑞既已同意恢復舊約法，應該撤銷平政院，而居然聽其存在；黎元洪亦不作聲，因為平政院長周樹模是湖北人，前清翰林出身，不便敲了他的飯碗。再說多這么一個衙門，安插同鄉也方便些，何苦要去取消它？

平政院當然也有人知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本身并站不住，所以平時不愿多事。但既有人找上門來，不能不管，所以給了孫洪伊一道公文，限期五日，提出答辯。孫洪伊冷笑一聲：“簡直就是‘養媳婦做媒’，自己還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呢，就敢管人的閑事了？”將平政院的公事批了個“閱”字，置之不理。

他沒有想到，那個“養媳婦”有人撐腰，居然就敢“管閑事”，而且是硬出頭。缺席裁判內務部敗訴，所有裁員命令，一概無效，由院呈請大總統下令執行。

孫洪伊大為光火，駁斥平政院非民主約法所規定的公務機構，根本無由受理行政訴訟，打算呈請大總統將此移付國會解決。這一來糾紛鬧大了，如果移付國會解決，結果是可想而知，會作成一個凡非民主約法規定的機關皆屬非法組織，應咨請國務院限期裁撤的決議。

對于國會議員中反北洋反段勢力的膨脹，徐樹錚早就感受到了威脅，所以除了拉攏原就預備跟北洋合作而為進步黨化身的研究系要角，如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等人以外，更想以“團體利益”為名，將“有兵斯有土，有土斯有財”的各省督軍，組成實力派的集團，接受段祺瑞的指導，內以鞏固本身，外以鉗制國會。但他知道張勛連袁世凱都不甚買賬，何甘俯首聽段祺瑞的號令？所以名義上的領袖，必須歸之于辮帥，至于將來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見機行事，自有把握。

偏偏國會議員也不爭氣，大小派系林立，議論龐雜，莫衷一是，令人厭煩。加以唯利是圖，開出口來便知意向所在，亦讓人很看不起。因此，張勛在九月二十日召開的第二次徐州會議，論復辟，意見不盡相同；談反對國會議員，卻是眾議僉同。

“他娘的，國會議員！”湖北督軍王占元的右手拇指、食指，虛虛圈起一個圓形，搖晃著說，“他是議員，俺有銀元；拿俺的銀元，砸死他娘的國會議員！”

“快人快語！”徐樹錚鼓掌笑道，“快人快語！”

對付國會議員的策略，就此產生，用銀元去砸；如果不倒，用更有效的辦法去“擺平”。

當然，主要的議題是復辟。在原則上，沒有一個人會公然反對，因為反對復辟，若非表示贊成共和，便是阻礙清帝復位。在座的人，誰沒有做過清朝的官？以清朝官員反對清朝皇帝，不成了叛逆了嗎？

但何時復辟，卻有不同的意見。奇怪的是最熱心復辟的還不是張勛，而是倪嗣沖主張立即展開行動。

“急可不能急。”張勛說道，“時機好像還沒有到——”

“紹軒，你錯了！”倪嗣沖說，“時機是早就到了。項城剛去世的時候，大家對帝制其實并不反對，打鐵趁熱，一舉推皇上復位，生米煮成熟飯，至今最多對西南出兵而已。現在國會一恢復，黃陂代理總統，要取消已成之局，比三個月前已難得多。不過，徐相國跟芝老都贊成復辟，趁國會根基不穩，事猶可為，再晚可真是不行了。”

聽他說得振振有詞，沒有人能駁得倒他。只有徐樹錚，另辟蹊徑，想到有個理由可以攔他的興頭。

“復辟不辦則已，一辦非成不可。如今最大的關鍵是外交承認的問題。”徐樹錚緊接著說，“項城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登極那天，只有倫貝子以清朝大使的資格入賀，連幾十年的老朋友、英國公使朱爾典都不捧場。當時我心里就在想：項城危矣！前車不遠，這個覆轍決不能蹈。”

“英國沒有太大的關系。”倪嗣沖說，“只要日本談好了就行了。”

“可是要去談啊！”張勛接口。

這樣，復辟實行的時機問題，也談出了一個結論：先向日本方面試探，如果反應良好，再進一步討論實行的步驟。至于派誰向日本方面試探，當然是政府的事。徐樹錚即席表示，一回北京立即向段祺瑞報告，挑選適當的人到東京去活動。

最后還有一個徐樹錚很熱心的議題，以這次出席的蘇、皖、贛、鄂、直、魯、奉、吉、黑、閩等十三省的軍民長官為基干，組織省區聯合會，結成利害一致、休戚相關的同盟。這個提議，沒有人反對，但結盟必有盟主，無形中成為十三省的領袖，說起來也是很過癮的一件事，所以躍躍欲試者，大有人在。

要論資格，自然是馮國璋第一，其次才是張勛。此外有心問鼎領袖一席的，盡管躍躍欲試，多想一想，亦就會知難而退，由想“坐轎子”退而甘為“轎夫”，王占元就是，他擁護馮國璋為盟主。

馮國璋的親信是江西督軍李純，他比王占元有頭腦，悄悄勸王占元不必起勁。因為馮國璋跟廣西的陸榮廷有默契，彼此劃疆而守，陸榮廷保住兩廣，馮國璋控制長江上下游的湖北、江西、江蘇三省，不必他求。如果馮國璋成為十三省結盟的頭腦，在表面上與西南各省便形成了尖銳的對立，足以妨害他跟陸榮廷之間的良好關系。

這一點，徐樹錚亦早就看穿了，成竹在胸，只需稍作個別的說服工作，很順利地將張勛捧了出來，成為省區聯合會的召集人——有人管這個組織叫“督軍團”，名稱比省區聯合會來得響亮，很快地流行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