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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洪憲皇帝”終于死了！“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四川督軍陳宦在五月二十二日打了個電報給袁世凱，說“項城自絕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與項城告絕。自今日始，四川省與袁氏個人斷絕關系。”袁世凱當時昏厥，因為陳宦是他心目中最忠貞可恃的心腹。接著，陜西督軍陳樹藩、湖南督軍湯薌銘，先后宣告獨立，袁世凱活活氣死、悔死了。

袁世凱臨死，找來四個“托派”的“顧命大臣”，第一個是段祺瑞，第二個是王士珍，“北洋三杰”中的一虎一龍；第三個是他的表弟張鎮芳，第四個才是徐世昌。論資格當然是徐世昌最老，所以袁世凱一死如何善其后，由他來主持會議。

估量當前的情勢，北方的實權在段祺瑞手里，他要一當了總統，自己就沒有機會了。所以徐世昌決定首要之著，是把段祺瑞壓住了再作道理。

于是想到現成有個人可以利用，便是住在光緒被幽禁之地瀛臺的黎元洪，主張照約法推黎副總統繼任總統。但他也不敢公然開罪于段祺瑞，因而緊接著又加了一句：“這是我個人的意見。究竟該怎么辦，要問段總理的高見。”

自袁世凱病重，段祺瑞就在考慮袁死以后的局面。論北洋這個“團體”中的實力，他自覺足夠繼承領導權，也就是繼承袁死以后的地位。但江南的馮國璋志不在小，正在親自聯絡長江各省的督軍，不知有什么花樣變出來；西南方不服北洋領導，更是彰明較著的事。如今要坐上總統這個位子，不會太困難，就怕坐上去也跟袁世凱“即位”那樣，火燒兩股，坐不安穩，一跤摔下來，豈非一世英名，付之流水。

如此一直躊躇不定，找幕僚商量，亦無定論。而到了此刻，卻必須要做一個決定了。

左思右想，覺得至少仍可保持總理的位子，也就是仍舊將實權握在手里，不愁以后沒有機會，是個比較聰明的做法。

于是他點點頭說：“我沒有意見。相國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

大局一言而決，卻非一言而定，剛剛接任便發生了新舊約法之爭。段祺瑞以國務院名義發布全國的通告，說“袁大總統于六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業經遺令遵依約法第二十九條，以副總統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權”。所依據的是民國三年由袁世凱“炮制”，而為革命黨所反對的新約法。及至黎元洪就任宣誓，卻說“當依據民國元年頒布之臨時約法，接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這話雖跟國務院的通告矛盾，其實不錯，錯在后面一句話：“并誓于代大總統職權之時，確守國憲。”

黎元洪的副總統是民國二年十月，照舊約法選出來的，任期六年，應該到民國八年十月為止。袁大總統一死，黎副總統依法繼任，也就是俗語所說的“扶正”，任期不變，仍到民國八年十月。現在說“代行”，變成以新約法為依據了。而依新約法，大總統缺位，由副總統“代行”職權，但只得三年，便須另選新總統。

新約法中規定，繼任總統的候選人，由現任總統神秘開列名單，一共三個人，藏入“金匱石室”，鎖是特制的，有三柄鑰匙，由總統、副總統、參議院長各執一柄，須要兩柄鑰匙配合，才能開鎖取出名單，由國會議員在推薦的三人中選出一人繼任大總統。

這是仿照清世宗秘密建儲，書皇子姓名，藏入鐵盒，置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后面的辦法。據說袁世凱最先開列的名單是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到得西南起兵討袁，得病自知不起，曾派人悄悄打開“金匱石室”，名單改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改了也無用，袁世凱是如此下場，根本就沒有資格推薦繼任人選，誰會去照他的辦法推選大總統？

因此，黎元洪的前后矛盾，等于自毀立場，一上來就引起了爭議。在南京的馮國璋，亦主張恢復舊約法，重開國會，目的是要推翻“政由寧氏，祭則寡人”，由黎元洪居虛名、段祺瑞掌實權的北方政局。此外，馮國璋在五月十五日所召集的，以團結北洋軍閥為宗旨的南京會議，一變而為由張勛主持，以造成西南與北方之間的第三勢力為主的徐州會議，締結了直隸、河南、山西、奉天、吉林、黑龍江、安徽七省同盟，議定解決時局綱要十條。頭一條就是：“尊重優待前清皇室各條件。”

好消息相繼傳入“大內”。第一個好消息是袁世凱去世。那天是端午深夜，也就是陰歷五月初六凌晨三點鐘，“西南好風”飄來一陣陣哭聲，知道是在為袁世凱舉哀，剛剛起床的太監，奔走相告，喜逐顏開。宮里將五短身材的袁世凱，說成是“癩蛤蟆成精”，道是“癩蛤蟆難過端午節”，果然應驗了。

第二個好消息就是徐州會議的決定。陳寶琛尤其滿意，他是主張暫時維持現狀，以待“圣德日進”，徐圖“中興”。當王壬秋為他的得意弟子楊度邀約進京來捧帝制的場時，王壬秋瘋瘋癲癲，既似擁袁，又似唐伯虎在明朝寧王宸濠門下，佯狂自污一般，一面故意誤認“新華門”為“新莽門”，一面又作了一副諧聯，謾罵共和制度，叫作“民猶此也，國猶此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陳寶琛將這副對聯說給溥儀聽時，還加了個橫額：“旁觀者清”，用成語而雙關，正表明了他的主張，隨民國的南北紛爭，采取袖手旁觀，不介入糾紛，長保優待條件，最為明智。

現在徐州會議的決定，證明了他的主張是正確的，因而對徐州會議的策動者張勛，也有了好感。

“雖然是民國，張勛跟他的兵，都留著辮子。袁世凱于民國二年，撲滅‘二次革命’，就虧得辮子兵攻進南京，才能成功。”陳寶琛又說，“隆裕太后大喪，張勛發了通電，說‘凡我民國官吏，莫非大清臣民’，總算很難得的。”

“照這么說，他是忠臣？”溥儀問說。

“是。”陳寶琛肯定地回答，“確是忠臣。”

“是忠臣，我幾時看看他，長得什么樣子？”

“他在徐州，不便召他來。臣可以找張照片給皇上看。”

另外還有個師傅梁鼎芬，對于張勛亦頗感興趣，很想在北洋政府中找個人居間，做一番拉攏的工作，無奈迎新送舊，正忙得不可開交的當兒，只得暫且擱下不提。

迎新是迎黎元洪；送舊是送頭戴平天冠，躺在彰德太昊陵上一株千年神柏所制的棺中的袁世凱。

六月二十三日，黎大總統派內閣總理代表致祭，前一天并發表明令，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主辦“袁林”工程。皇帝的墓園稱為“陵”，用諧音的“林”，是為了安慰死者。

六月二十八日，由中南海居仁堂啟靈：是三十二個人抬那口柏木棺。黎大總統等在新華門口，靈柩經過一鞠躬，出了新華門，舁夫增至八十人，全體閣員、清室代表溥倫，步行執紼。到東安門，送葬的行列加入各國公使，直到前門車站。“導子”的順序是特別挑選過可以擔任儀隊的軍警；中西樂隊；騎兵護送的禮轎；袁世凱生前所騎的一匹棗騮馬；六十四名和尚，三十二名喇嘛，手執法器，一路念經；靈轎，除了袁世凱的大照片以外，還有他在世所用的衣冠及所得的中外勛章；披麻戴孝的兒孫；長長的一串白布小轎，不時傳出嚶嚶哀哭之聲；最后是執紼的隊伍。這個“民國皇帝”的大出喪，著實熱鬧，老百姓傾巷來觀，不消說得。

到得前門車站，在一百零一響的禮炮聲中，靈車南下，伴靈的除了袁氏家屬以外，還有徐世昌、治喪委員曹汝霖及黎大總統派到彰德送葬的代表蔣作賓。當然，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之類的心腹，也是少不了的。

一路南下，逢站必停，以便接受路祭，因此走了一天一夜，始到彰德。在袁世凱“洹上歸隱”的“養壽園”中停靈設祭，這時北洋系統的督軍，紛紛到達，舉行“團體”公祭，主祭的自然是徐世昌。

“項城是去世了，北洋團體不可分散。”徐世昌就在靈前召集會議，以主席的身份發言，“帝制時期，北洋同人不免有分裂的現象，大足以使親痛仇快。項城臨終前幾天，跟仲仁最親密，有許多心事吐露。我想請仲仁來追述遺言，當著項城靈前，大家作一番自省，以慰在天之靈。諸位看如何？”

當然不會有人反對。于是即刻派人到里面，將在袁世凱書房中整理遺稿的張一麟請了來，由徐世昌說了緣由，請他講話。

張一麟自不免為難，因為袁世凱臨終前批評了許多人，大半在座，如果照實直言，會造成很尷尬的局面。于是很仔細想了一會兒，覺得有段話可以說。

“項城在取消帝制期間，有時候一天要找我三次，其實也沒有什么事，不過那時候大家都怕見項城，他實在無聊不過，只好找我去聊天。”張一麟接著又說，“項城有一天跟我說：‘梁燕孫本來不贊成帝制，后來勸我，決不可取消。我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

這話令人頗感意外。先勸進，后來又勸袁世凱取消帝制的人很多；先反對，后來又不主張取消的，恐怕只有梁士詒一個人。他是為了什么？

“燕孫跟項城說：如果取消帝制，那么天天在盼望封爵封官的人，自然大為失望，左右解體，請問何來最后共事的人？項城頗以此為然，否則，取消帝制的申令，早就下了。”

“由此可見，項城始終是為‘團體’著想，亦可說是為大家的利益犧牲了。”徐世昌接著張一麟的話說，“這一點，我希望在座同人，格外要記住。”

“我還有句話，可以報告各位，項城自始至終，都說大局鬧到如此不可收拾，都是他自己不好，從沒有怪過任何人。”說完，張一麟站起身來，悄然退席。

“各位剛才都聽見仲仁的話了。”徐世昌說，“項城自任其咎，不愿歸過于哪一個人，亦無非是說全由北洋支配。現在項城雖已含恨以終，北洋的實力仍在，咱們今天要研究的是，如何保持政權于不墜？眼前是段芝泉當政，不過大問題不解決，終有后患。”

所謂“大問題”即是大總統這個位子，現在是由黎元洪占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總要將這個大位，抓在自己手里，才無后患。徐世昌的言外之意，是很明顯的。

“眼前是不要緊。”倪嗣沖說，“徐又錚當芝老的秘書長，一定吃得住‘黎菩薩’。如今只談后年的問題好了。”

“后年什么問題？”湖北督軍王占元問。

“咦！后年不就是黎菩薩的任期到了嗎？”

“噢，你是說改選大總統的問題。”王占元說，“只有一個辦法，請老師當大總統，仍舊是芝老的國務總理。”

“老師”是指徐世昌，他所希望的就是這句話，正想以退為進地謙虛幾句，就此做成一個協議。不道“半路里殺出程咬金”，張勛甩著辮子，大搖其頭。

“也不見得只有一個辦法。”他說，“項城本來不是要奉還大政嗎？咱們該照項城的意思去做，讓他死得瞑目。”

徐世昌非常見機，急忙接口：“紹軒的話，深獲我心。這是解決時局、保全團體利益的上策。”

所謂“保全團體利益”就是各人仍能保住地盤，一旦復辟，就算是“君主立憲”，亦可裁抑國會的勢力，保住地盤，更為方便，因而沒有人對此表示異議。

“眾議僉同，方針是有了。”倪嗣沖提議，“這件事當然請老師領袖群倫；實際籌備工作，我想紹軒是義不容辭的。”

“是的。除了紹軒，沒有第二個人。”山東督軍張懷芝說，“請紹軒說吧，什么時候再聚會？”

“等我好好籌劃一下，不會拖太久。有了結果，我請大家再到徐州來玩幾天。”

又有人主張，在外交方面，主要的是日本，應該先取得聯絡。這一工作，割據各地的督軍，是無法進行的，當然要由徐世昌來主持。

于是復辟活動，分成兩個中心，一個在徐州，一個在天津。在徐州的張勛，正在籌備召集第二次會議時，直隸省長朱家寶派人陪了一個日本浪人木澤暢，來看張勛，帶來了一個復辟的機會：宗社黨的軍事行動開始了。

宗社黨名義上的領導人是小恭王溥偉，實際上是肅親王善耆。宣統初元，他當民政部尚書時，聘請了一個日本浪人川島浪速做顧問；清帝退位，善耆由于川島的安排，全家遷居大連，仍稱肅王府。川島在王府中的權力很大，因為他是宗社黨的靈魂。善耆也刻意籠絡，將一個小女兒過繼給川島，改了姓也改了名字，叫作川島芳子。

但是，善耆不知道川島浪速是在利用宗社黨。原來民國肇建，川島向日本軍部獻了一計，名為“支那分割策”，又名“滿蒙分離策”，顧名思義，便可想象得到，目的是搞滿蒙獨立。計劃是由善耆聯絡蒙古科爾沁親王巴林，合建滿蒙王國，日本方面供給槍械、軍餉，供他們“打天下”。

此策為日本軍部所接納，朝鮮總督寺內正毅亦表支持，但日本首相西園寺公望不贊成，及時阻止，使得宗社黨遭受了一次打擊。不過川島浪速并沒有死心。

到得袁世凱稱帝，日本軍閥及外務省以“倒袁”作號召，舊事重提，大規模進行“滿蒙分離策”，由陸軍省次官田中義一，關東軍參謀長福田雅太郎、參謀小磯國昭，主持其事。陸軍參謀本部派了一名大佐土井市之進跟川島去聯絡。川島手下有三個列入“預備役”的軍人，亦是浪人，名叫青柳勝敏、木澤暢、入江種矩，分頭活動。青柳帶著善耆的第七子憲奎，入內蒙古去聯絡一個大土匪巴布扎布；木澤則經由天津駐屯軍的介紹，輾轉來跟張勛接頭。

木澤告訴張勛說，巴布扎布的騎兵四千多人，已在青柳勝敏指揮之下，于七月一日自大興安嶺以西的根據地向洮南進擊。等巴布扎布打到張家口時，雷震春和朱家寶會策動當地的軍隊接應，希望張勛和倪嗣沖，帶兵北上，借口保衛京師，一舉完成復辟大業。

張勛欣然同意，但有個問題，必須先澄清：日本方面有什么實質上的援助？

木澤的答復是，需要的槍械、子彈，日本無條件供給。同時他也證實了一個傳說：日本財閥大倉喜八郎，確是借了一百萬日元給善耆，條件是將來取得東三省的森林采伐權。張勛聽得怦然心動，決定將來帶兵北上時，也要找個借口，向日本，不論政府還是財閥，大大地借他一筆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