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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一千一夜》，有誰不感到喜歡和嘆異的呢？我沒有能夠買理查伯頓（richard burton）的英譯全本，但小時候讀過倫敦紐恩士（newnes）公司發行三先令半的插畫本《天方夜談》以及會稽金石先生的四冊漢譯本，至今還約略記得，亞利巴巴與四十個強盜，水手辛八，以及交遞傳述的那種故事形式。“當時這一本書不但在我是一種驚異，便是丟掉了字典在船上供職的老同學見了也以為得未曾有，借去傳觀，后來不知落在什么人手里，沒有法追尋，想來即使不失落也當看破了。”這是我那冊英譯本的末路，但也就是它的光榮。《一千一夜》在十八世紀初才進歐洲去，在文學上發生了不少影響，到中國來還沒有三十年，我卻相信它與中國文藝也有很大的關系。這當然不是說直接的影響，中國文化里本來有回教的分子，即如向來不絕如縷的浴堂的美風即其一例，所以這些故事在中國有一種聲氣相同的地方，比較研究上也很有用處。

印度的故事與中國之影響自然要更深了，只可惜還少有人注意。佛經的文章與思想在六朝以后的文學上留下很明了的痕跡，許多譬喻和本生本行的事跡原是民間故事，經佛教徒的采用而得以傳譯成華言，為中國小說之一來源，而最重要者似為《起世因本經》等所說的死后生活的思想。中國古代民間的宗教思想當然也應注重死后的生活，但不知怎地文獻上留得很少，秦漢以來的方士仿佛是為應制起見，把平民的陰間思想刪除，專講貴族的長生思想，這至少總已不是民族信仰的全體了。后出的《玉歷鈔傳》雖然時代大約頗近，卻似乎可以算作這樣信仰的一本大綱。這里邊陰司的組織是沿用道教的帝制，但其地獄刑罰等等則以小乘佛經所說為本，所以即說中國民間思想是佛教的亦不為過。假如說大乘才是真佛教，那么小乘的就說是婆羅門的改組派也罷，不過因此使我們更感到中國與印度的關系的密切，覺得婆羅門的印度文化的研究在中國也是很切要的了。許地山先生在所譯《孟加拉民間故事》的序文中，說明他譯述的第一個動機是“因為我對民俗學底研究很有興趣，每覺得中國有許多故事是從印度展轉流入底，多譯些印度的故事，對于研究中國民俗學必定很有幫助”，這實在是說的很對，我希望許先生能夠繼續地做這種有益的工作。

說到蒙古，我恐怕有些人會要大發其思古之幽情，因為它在元朝不但吞并了中國，還能侵略到歐洲去，所以是一件榮譽罷。在學藝的立場上看來，這些過去的恩怨我想可以不管，但總之是幾百年來拉拉扯扯地在一起，文化上必然相互地發生許多影響，就是西夏鮮卑以至三苗，都是如此，如有機緣都值得注意研究。可是蒙古雖然是我們五族之一，蒙古的研究還未興盛，蒙古語也未列入國立各大學的課程內，在這時候有柏烈偉（s. a. polevoi）先生編譯《蒙古故事集》出版，的確不可不說是空谷足音了。柏烈偉先生研究東方語言，在北京大學俄文學系教書多年，是那位《俄國童話集》的編者歷史考古學家柏烈偉教授的族人，這回根據蒙古文俄文各本，譯成漢文，為故事集二卷，供獻于中國學術界，實在是很有意義的事。蒙古民族自有他自己的特色，與漢族頗有不同，他的故事雖然沒有那么濃厚華麗，似乎比較與天方相近，而且有些交遞傳述的形式也很有《一千一夜》的遺意，這是中國故事里所少見的。我們雖不能相信，如齋耳茲（h. a. giles）教授在《中國文學史》上所說，中國章回小說的發達全是受元朝傳來的中央亞細亞說書的影響，這些說故事的方法與情狀，離開了故事的內容來看，也總是很好的比較的資料。將來有人能夠把滿洲西藏以至苗族的故事傳說編譯出來，那時中國民俗學的研究當大有進步，但是論功行賞，還是柏烈偉先生之揭竿而起應當算是第一功也。

以上是些外行地談學問的廢話，老實說，我還是對于里邊的故事可以誠實地批評一句：這是很好的故事，讀了很好玩，謹介紹給中國的老小的朋友。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一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