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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了，方式是極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稱其為“不平等條約”。但這樣的不平等也是中國自己招來的，若是中國能早點放下身段，先擺出一點平等的姿態，本來也不會無端遭此命運，除了俄羅斯與日本確實野蠻以外，英法美大體上都是講道理的，而中國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學習對方的先進技術，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羅斯與彈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傳統觀念逐漸崩塌，敏銳的指出：西方人對中國人以誠相待時，中國人想的從來是怎么再多撈點小便宜，而當西方人轉用武力威脅時，中國人馬上就妥協退讓。事實上，清朝的歷史就是這么個循環：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簽條約——清廷不肯執行——再次惹怒洋人，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一直持續到1900年庚子之戰，上國的威儀終于被揍得蕩然無存。這段期間內，中國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長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虛浮的皇家尊嚴和那不能為人民所分享的所謂“主權”了。

現在故事還沒發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嚴還是暫時不能丟的。根據《天津條約》，簽定之后，外國使節應進京換約了，這是所有的殘酷現實里最讓咸豐慌張的——外國人要進京面圣了，而且不會三跪九叩！這是對遺續千年的那點帝皇威望和“萬國來朝”之類夢囈的最致命的一擊，也是咸豐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豐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鴉片合法、取消一切關稅、再多賠幾百萬兩白銀為籌碼，阻擋洋人進京面圣，后來又想在上海換約、在海上換約，千方百計阻撓，足見皇帝心中的價值取向——一切現實的國家利益，都可以對其皇者之尊讓步——只可惜戰敗者在談判桌上是沒有發言權的。此時咸豐親自主持外務，但水平實在不比葉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點計謀，無非就是“先派鄉勇與夷交戰，朝廷再出面調解”之類老掉牙的帝王權術，滿腦子柔遠羈縻之類安撫藩屬國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豐的智庫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這種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疇的危機，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堅持，此時的咸豐可以說是大腦短路，行事作風已完全不可理喻，咸豐帝本人成了繼林則徐、葉名琛之后的第三個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為直接導致了“萬園之園”圓明園的被焚。

《天津條約》上雖然有咸豐親筆簽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該條約當成一紙空文，僅作“緩兵之計”，負責簽字的桂良上奏說：“此時英、法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只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毕特S覺得此計甚妙，只待時機一到便可執行，這樣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設公使駐京?？裳笕擞帜臅頃@種丟車保帥的伎倆，這分明是想再討一頓打。洋人堅持進京換約，咸豐又規定人數不得超過十人、不得坐轎、不得列陣儀仗、換約后立即離京。但老外們早看透清廷那點心思，這次來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們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幾”，得到的指示是拒絕一切貶低使節身份的接見儀式，為了保證這一點，必須有海軍隨行護航，因此對咸豐的要求一概拒絕。咸豐決計不能讓別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損了威嚴，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員悍將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屬國朝貢的儀式入京，可以“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讓洋人走北塘繞一個大圈進京，若洋人不從，則可“師出有名”。

天知道這時咸豐的大腦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國人把船開到大沽口，發現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團阻擋，中方解釋說：此地沒有政府官員，也沒有軍隊，只有這些自發組織的愛國民兵團。僧格林沁曉諭公使改道，當時英法堅決不從，要求清理航道，美國則答應繞道而行（因為中美條約之間根本就沒有換約的協定，其實本來是不能換約的，但就像前幾年修約事件一樣，清廷無人懂法，沒人看出這點，所以美國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賣乖，馬上見好就收），于是美國公使又被“民團”允許登陸，接著被幾個乞丐用騾車拉到北京，又遭軟禁數日，而且約還沒換成，皇帝沒見著，后來又被拉回北塘，終于換了約。此事被西方各國視為“奇恥大辱”，這就完全屬于中國自己背信棄義，皮痛找打了。而英法兩國在大沽口干耗數日，連個政府官員都見不著，只有一堆“民團”，其實這種破綻百出的伎倆哪里瞞得了外國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體大清子民，長期以來卻沉迷于自己的這些“小聰明”里，結果給列強們留下了一個印象：愚蠢、自作聰明、毫無榮譽感。

后來英法決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驅北京。這幫人正干得熱火朝天呢，大沽炮臺卻是連半個清兵或民團都沒有——表面看來是如此，其實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著，準備按咸豐指示，給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們“名正言順一擊”呢。后來一些英國將領承認：他們知道清軍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沒把對方放在眼里。這回他們可是大錯特錯，僧格林沁可說是繼林則徐之后第二個正兒八經能辦事的大員，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獸，此人**出的軍隊絕不可與英法之前遭遇的腐敗軍們同日而語。結果大沽口之戰，英法大敗，捷報傳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歡樂的海洋，而英法兩國暴怒不已，南下調兵遣將，此舉又被朝廷看作對方認輸投降的信號，于是覺著自己的軍事實力好象瞬間上了好幾個臺階，這下事態總算是“正常發展”了。咸豐覺得這時差不多該“恩威并用、柔遠羈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紅白臉的把戲，又擺起了天朝上國的譜來，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條約》作廢，不過念在洋夷恭順，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條約》另立新約，換約在上海進行。

英法當然不會“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來時，清軍手里那點燒火棍又不夠看了。等到發現事態不妙時，咸豐又慌了（一個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轉換而又屢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聰明，派人每天給英法發去照會，內容都差不多：你們怎么來打我們呢？這是誤會一場?。】靵肀本Q約吧，我們等著你們呢。意思就是我們大家就當大沽口之戰從來沒發生過，坐下來好好談吧。說實話，咸豐自覺這封信“暗藏巧機”，相信聰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卻偏偏不是他這等“聰明人”，覺得這些照會簡直是莫名其妙。英法還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臺完全淪陷后，清朝終于改口了：別打了！我們投降……

這次來當然就不是天津條約那么簡單了，大沽口之戰的帳也要好好算一算。后來英國派出巴夏禮和威妥瑪談判，本來所有條件都談好了，結果咸豐一看：媽呀，又要進京，還要帶一千衛兵！這還得了，咸豐這回是徹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訓：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虜英國使團一行39人，準備以此為人質，與英法談判。襲擊使團，國際法之大忌，世界震動，打，打死他丫的！聯軍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動了，這種情況是聞所未聞啊，咸豐仿佛都能感覺到自己的龍椅在震動，但死到臨頭了，居然還在嘴硬，后來跟英法談判，一句話：什么都可以談，使節進京的問題絕對不能談！

不能談就繼續打。此時法國得到情報，皇帝在圓明園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潰清軍，但是皇帝不在，結果撲了個空。法國人一入圓明園，虎軀一震，媽呀！長這么大沒見過這么多寶貝！這真的是在中國嗎？法國人二話不說，馬上動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沒能洗完。周邊淳樸的大清子民聞訊而至，終于將圓明園洗劫一空，順便放了把火——請注意，圓明園的第一把火是中國人放的，只不過手法太不專業，殺傷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還得過會兒再說。仗都打成這樣了，連皇帝的別墅都給打殘了，咸豐只得放下自己那點可憐的堅持，終于答應了外國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過外國公使最后還是沒能見到咸豐，因為咸豐一口氣咽不下去，掛了?？磥砜慈?，第二次鴉片戰爭打響，除了有葉名琛的自負以外，事情發展到這種程度，咸豐皇帝也是“功不可沒”。不過對咸豐來說，這種堅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為自古以來，還沒說是哪個藩屬國的使節見了皇帝可以說是不用三跪九叩的，這禮數要是壞在了咸豐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聞所未聞的千古之恥、萬世罵名啊，無論如何他也要保住這點面子，以至后來咸豐郁郁而終，給人的感覺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對諸列強來說，他們是無法理解咸豐這種心態的，對他們來說，兩國交往，就該平等相待，清國雖然戰敗，之后派官員出使國外時，外國也是以禮相待，偏偏中國的皇帝把他們當成藩屬國，其最重要的標志就是逼使節向皇帝下跪。這跪禮之爭從乾隆時期開始算起，已持續大半個世紀，到咸豐這代總算是劃上了記號。

更令人震驚的事發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釋放使團，于是巴夏禮等一行39人，不對，是19人，被放出來了。這19人的狀態用三個字形容叫“半條命”，剩下20個干脆被大卸八塊。這簡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團做談判籌碼，結果還沒談完就先行撕票了，說到這里，我已經不知該怎么解釋清政府的行為了。總之，友邦莫名驚詫，英法一商量，這口惡氣忍不下去，不給個迎頭痛擊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頭上撒泡尿。后來兩國產生了分歧，英國說要燒圓明園，法國說燒那有球意思，不過是個皇帝的度假村，要燒就燒皇宮。雙方爭執半天，最后英國說服了法國，于是大隊人馬殺進圓明園，這回是專業縱火隊，圓明園基本所剩無幾。

這里要順帶一提的是中國對國際法的理解。咸豐死后恭親王主持外務，反正聯軍打到皇城根下，說什么也得服了，不過恭親王發現一點：洋人和過去那些藩屬國很不一樣，簽完條約之后居然能照之執行，說撤軍就撤軍絕不拖延，也不多討小便宜。而這些人又處處以所謂“國際法”攻擊大清，大清自該以對方最重視的“國際法”回擊。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中國人終于接觸到了中文版的《萬國公法》，這距離林則徐上次詢問伯駕有關“領事裁判權”的內容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學習了國際法后，只想以此對付洋人，從來沒想過要自己遵守，這種務虛的態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學造詣，在談判桌上依舊慘虧給對手，無論勝仗敗仗，一旦簽起條約，永遠都是中國吃虧。再加上后來西太后獨攬大權，簽約之事總被個別人的意見所左右，雖然民間有人指出“外國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國完全不必退讓，但腐朽的清廷卻毫不理睬，而民間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國，使中國人逐漸產生一種觀點：國際法是強國用來欺負弱國的工具。這種理解一直流傳至今。

圓明園第二次被燒已經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這回縱火的是八國聯軍。關于拳亂，中國史學界的有識之士早就要求撥亂反正，沒辦法，義和團做的實在是太過分了。但也有人為義和團辯護，說是“外國侵略在先，義和團排外在后”，這種說法不值一哂。且不說“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國自找，義和團所謂的“排外”行動，幾乎不殺外國人，專殺中國人，毀壞洋貨亦是對私人和公共財產的嚴重踐踏，從仇視洋人發展到仇視洋紙、火柴甚至鐵路、電線桿，嚴重阻礙國家建設和科技進步，及至后來揚言要攻擊外國使館，等真招來洋人后又不戰而敗，除了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不斷招致災難，于國于民無半點利處，哪有半點“排外”的樣子？這樣的愚昧暴民、烏合之眾，居然被中國的教科書奉為民族英雄，我又時常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只能理解為：教科書的編者和義和團其實是一丘之貉。

中國教育界所灌輸的另一個著名謊言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其實明眼人一看便知這種說辭明顯是典型的中國式小聰明，除了討點**的便宜之外再無實際意義，若是一般人吵架倒還說得過去，對務實的外國政府來說是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有失體面之事的。事實上過去租界公園本來只有“自行車與犬不得入內”的規定，但中國人一到公園，大聲喧嘩，摧花折木，以至后來只好另建公園供華人游玩，原先的公園則另加一條規定“華人無西人陪同不得入內”。說到底，完全是個素質問題，西方人本來并不歧視中國人，偏偏多數中國人的行為——至少在公園里——與狗無異。這不消我說，其實現下仍是如此。后來中國人干脆自貶為狗，硬把兩條揉在一起，說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借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義和團以及現今愛國人士之類所謂“排外”運動、“抵制”運動，也是受此類自作踐的謊言影響。

我曾見到一段文字，異常精辟：“或云，彼國侵占我國土地在先，我民折花攀木在后，縱有不是，尚屬小過，遠不及帝國主義之危害流毒深遠云云。殊不知若行國士之行，人便以國士待之；若行蠻夷禽獸之行，人便以蠻夷禽獸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豈非貽笑大方”。事實上，中國長久以來的悲劇，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閉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卻又自作聰明、自以為是，這兩點結合，使的中國對外來文明、外來人士都充滿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觀中國的鄰國日本，在國門被炮火打開之后，立即打出“文明開化”的旗號，知恥后勇，勵精圖治，使兩國的命運在未來發生根本性的差異。人常說“落后就要挨打”，中國人卻始終將“落后”理解為拳頭的力量，其實文明的落后、觀念的落后，才是中國挨打最根本的原因。到今天，中國除了經濟與科學技術有所進步，愚昧閉塞、弱小落后、自作聰明、自以為是這幾點，相對清朝而言幾乎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對現代文明規則毫無尊重接納之意，對外國仍視其為亡我之心不死，對本國的理解也不過停留在“風水輪流轉，咸魚也翻身”的水準，事實上，從清朝的故事里，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大量現今現實的影子。

對于這種停步不前，筆者認為，當權者要負起主要責任。記得幾年前袁偉時曾有一篇文章《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刊登于《冰點》上，指出教科書中關于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庚子之亂的諸多硬傷，結果竟引起朝廷關注，導致《冰點》?？D，足見當今圣意。就如咸豐可以為了個人的九五之尊放棄所有白銀和領土一樣，對某些人而言，當現代文明威脅到皇權之時，保持中國人的這種低智狀態也是相當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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