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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鴉片戰(zhàn)爭的另類敘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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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法國人對中國也不是特別了解，還想拉攏中國人入伙呢，提出幾條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結盟了；第二給中國進貢天文學家，算是示好；第三讓中國派人去法國深造，學習造船和水戰(zhàn)，對付誰呢？當然是對付英國人了，法國自稱是“英國的老師”，只要中國肯跟著他們學，對付英國不成問題。耆英一聽法國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當下拒絕，至于天文造船水戰(zhàn)這些東西，我們很牛逼的，不需要你們來教。法國人一聽傻了，靠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餡餅都不要？于是面露猙獰：給你三條路選，第一法國派公使進京見皇帝，第二法國給皇帝送一個天文學家，第三開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開打了。我怎么聽都覺得還是選前兩條比較好，但耆英一聽就蒙了，你這三條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兩條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講。思前想后，見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為法國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開放天主教的事了。后來耆英對道光連哄帶騙帶嚇，終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總算又在中國復蘇了。

這邊英美法還自作聰明的發(fā)著青天白日大夢想欺負中國人不懂法，那邊葉名琛又是“略書數(shù)字”，除了嚴禁三國公使入城以外，對三國公使的各項要求只有兩種回答：要么拒絕，要么干脆不回答。當時英國人對這個葉名琛的作風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講理絕對講不通，而且當時廣州人民又忙著起義推翻清政府，想必葉名琛也沒空搭理他們，于是三國公使一路揮師北上，準備到上海一帶尋找別的官員傳達修約的請求。誰知這葉名琛可沒閑著，這頭拒絕了，那頭就匯報了咸豐，寥寥數(shù)語，只說英國人要修約，請皇上放心，此事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來，叫他們來見我就行。當時滿朝上下其實連“修約”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廈條約》里關于修約的內(nèi)容早被他們忘得差不多了（本來就也沒記住），可見“喪權辱國”這種說法是嚴重失實的，至少對清廷是如此。葉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豐對其充分信任，回復說“你辦事我放心”。

這下糟了。三國公使跑到上海，會見了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吉爾杭阿頭腦還算清醒，當時正剿著長毛，知道三國公使暫時不能惹，也知道葉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議咸豐趕緊派個欽差同葉名琛一起處理此事，其實是想防止葉名琛獨攬大權，剛愎自用，壞了大事。咸豐一聽這話就不耐煩，把吉爾杭阿大罵一頓，吉爾杭阿沒辦法，只好轉告三國公使：老大叫你們找葉名琛處理此事。三國公使剛從那里過來，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繼續(xù)北上，到了天津，離皇帝老子也越來越近了。這回只出來兩個副科級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話：修約我們管不了，老大請你們再去找葉名琛。這時三國公使終于體會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極”了，雖是憤懣，卻又無計可施，修約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國此時已達成共識：對付中國，不動點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強們此時都處于師出無名的狀態(tài)，因為這次修約僅僅是“騙約”，所以他們都在等一個名正言順的切入點。1856年，這回是真到《望廈條約》修約之期了，來的美國公使正是林則徐的洋醫(yī)生伯駕。伯駕聯(lián)絡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約，但英國公使認為去了也白去，何況英國的“修約”性質本來就類似用棒棒糖誘拐無知兒童，真誘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話柄，所以雖然他們很想痛揍中國一頓，但不打算利用修約問題大作文章。法國公使稱沒有收到政府指令，暫不行動。這回美國單獨來修約，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氣壯，但美國始終繞不過葉名琛這道坎，而葉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兩條秘訣：踢皮球加拒絕。這還真是前所未聞的外交手段，不過伯駕倒是沒有調(diào)兵譴將跟大清大干一場，他就像英國人當初放棄了入城一樣，放棄了修約。伯駕跟當年一樣敏銳，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則徐決裂，這次還得因葉名琛決裂，到時再坐收漁利也不遲。

就在洋人們對大清的不滿逐漸積累到頂峰時，亞羅號事件發(fā)生了。中學歷史知識比較扎實的應該記得，我國教科書把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原因歸結為亞羅號事件與馬神甫事件，對這兩件事語焉不詳且定性為“英法入侵中國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書歸納了四個原因，除了以上兩件事，另外兩件就是“入城問題”和“修約問題”。事實上，列強們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約”問題而積累了大量怨氣，而亞羅號事件僅僅是怨氣的爆發(fā)點而已，大陸的教科書卻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觀，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兩件事，下三濫賴皮狗式的“反入城斗爭”在教科書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勝利和反帝斗爭，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別無二致。

亞羅號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爭議。亞羅號為在香港注冊的船只，葉名琛當時認為船上有一名海盜，將一船十二名中國人全部緝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國國旗（爭議點就在這里，葉名琛堅稱中方?jīng)]有扯英國國旗，另外也有學者認為亞羅號的執(zhí)照已過期，法律上不能再掛英國國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對英國的侮辱，還有觀點認為船上并沒有所謂海盜）。這件事本來可大可小甚至可無，但當時的英國海軍上將包令和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對“入城”這口惡氣已經(jīng)憋了快十年了，他們想要的就是小題大作，不僅要求中方立刻釋放船上的水手，還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實相當無理，因為葉名琛緝拿的罪犯是中國人，按雙方條約，領事裁判權是不起作用的，而葉名琛非但沒有抓住對方的把柄據(jù)理力爭，反倒把人給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國運動勢如破竹，咸豐下了命令，讓葉名琛盡量不要再開戰(zhàn)端，不然估計放人也是沒戲的），但是拒不道歉，總而言之，面子最要緊，其它可商量。

葉名琛還沒看出這回英國人就是來打架的，于是就為了這么一句道歉，廣州又被英軍蹂躪了。真開打之后英國人倒也不提道歉這碼事了，一句話：讓我入城。這時葉名琛雖然兵敗如山倒，但他一聽，什么呀，原來英國人只是想入城啊！葉名琛過去的經(jīng)驗使他深信一點：在入城問題上，英國人玩不出什么花樣來，這次一定又是鬧一鬧就滾蛋了。這時他還認為英國人只是來嚇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匯報咸豐說打了大勝仗，還干掉了英軍的總司令，咸豐則批示說：干得好，不過也別把英國人逼急了，等他們來悔罪時給個臺階下就行了。當時曾有大臣秉明實情，結果咸豐回復說這是英夷“造言聳聽”，令該大臣“勿為所惑”。此后葉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國的情報，不過他犯了個大錯：他自己對咸豐撒謊，手下又怎么可能對他說實話呢？搜集回來的情報不是英國被俄羅斯痛揍，就是英國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財政緊張、入不敷出、經(jīng)濟危機、失業(yè)狂潮、工人罷工，總而言之一句話，英國日薄西山，即將完蛋。這下他更堅信英國人玩不出什么花樣，干脆連戰(zhàn)備都不做，還要士兵不要開炮還擊，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軍破城，葉名琛正好出去燒香，沒給英國人逮到，英國人又兵力不足，暫時撤出廣州，葉名琛更相信對方是來唬人的。就在這種信念的支撐下，葉名琛出乎意料的鎮(zhèn)定，后世戲稱其為“不戰(zhàn)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將軍”，一直到他被英國人抓走為止。

對于本國軍艦在廣州的行動，英國議會認為是“濫用武力”，投票要求英軍撤軍，結果強硬派的外相巴麥尊解散議會重新選舉，并在大選中大勝，不然英國要是真的撤軍了，葉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來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咸豐對他的態(tài)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說是諷刺。其實葉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當時內(nèi)戰(zhàn)打得正兇，軍餉都發(fā)不出來，人家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與其說葉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國“開幾炮就走”，還不如說他是無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時間軸往前拉一年，回到馬神甫事件上。當時根據(jù)中外條約，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動，其它地區(qū)依然處于洋人與狗不得入內(nèi)的狀態(tài)，法國神父馬賴同志卻闖入廣西傳教（教科書上說此人是無惡不作，廣西是“依法處理”，于史毫無根據(jù)，純屬胡扯），結果被就地正法。按雙方條約，發(fā)生此類事件，應先將人送至附近領館，再作處理，絕不可上刑，更不能殺頭了。法國這回是理直氣狀的要找中國討個說法，要求的僅僅是賠款和道歉，偏偏兩廣總督又是葉名琛，兩個字：拒絕，結果馬神甫事件又成了懸案。

美國要求修約，英國要求入城，法國要求賠償?shù)狼福伎ㄔ诹巳~名琛這個硬角頭上，統(tǒng)統(tǒng)成了懸案，所有的不滿在1856年完全爆發(fā)了。不過美國雖然很想揍中國一頓，但當時黑奴問題鬧得正兇，而且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又得了甜頭，你們上去打，我負責事后出來嚇人就行了，于是不肯發(fā)兵。法國其實也想再沾一次英國的光，但一個國民被殺又得不到說法，再不出兵就說不過去了，只好跟著英國一起上。而俄羅斯對中國眼饞已久，此時也跳出來興風作浪，準備坐收漁利。

于是乎，一支英法聯(lián)軍，承載著英美法俄這四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野望，向著廣州進發(fā)了。

廣州瞬間破城，葉名琛被捉走。咸豐收到奏折，頓時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怎么我們一直勝利勝利再勝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閱道：覽奏實深詫異！

英國跟中國打交道，累積了不少經(jīng)驗，其中一條就是：你就是搗翻中國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會在乎的，必須直接搗他的家門。這時距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已近二十年，天朝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樣的了，結果等號稱最強的大沽炮臺慘遭秒殺，咸豐還在那里莫名驚詫。怎么辦，簽約唄，簽完約吃飯，這回清廷還覺著這四個是連體嬰兒，對沒參戰(zhàn)的美國和俄羅斯也是有求必應，結果美國又白撈一個條約，俄羅斯也狐假虎威，正式進入中國，法國和英國更是沒的說了。順便一提，這回主持工作的仍舊是耆英同志，咸豐覺得此人和洋人交情應該大大的好，說不定可以討點便宜，誰知廣州破城時，英國人便從衙門公文里查清耆英當年在入城問題上那套假調(diào)解、空城計的把戲，對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氣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幾個既無外交經(jīng)驗又無交割權限的菜鳥官員，在談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來咸豐一氣之下，賜耆英自盡，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條約》相對之前的條約，主要變化是允許外國軍艦進入長江，允許外國人進入內(nèi)地，增開通商口岸，允許外國人進入北京設立使館。綜觀兩次鴉片戰(zhàn)爭所簽各個條約，內(nèi)容其實并無什么不平等之處，大開國門本就是與時俱進，賠款屬于國際慣例，至于理論上比較出格的軍艦入江、割讓香港、領事裁判權、協(xié)定關稅這四條，軍艦入江只能怪清廷無能，長年內(nèi)戰(zhàn)，無力保護外僑，那就只好讓人家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割讓香港則是因林則徐兩次給所有英國商人斷水斷糧，說到底還是安全問題；領事裁判權蓋因中國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極其野蠻，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協(xié)定關稅，就只能責怪那些敲詐勒索外商的貪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