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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欲以死罪原輕者充兵役，五歲刑充雜工醫寺，蓋謂永充大役。亦有事出一時者，齊武帝欲修白下城，難于動役，劉系宗啟謫役東人隨唐寓之作亂者，從之，其事也。

復除之事，有為經制者，如魏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是也。（見第十九章第三節。）此制百二十五家之內，凡復三十八人。其后元孝友言：《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征發皆免，則其制已小異。（見第三節。）其出臨時措置者：或以丁多，如晉武帝咸寧元年，二月，以將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復是也。（大康元年，十月，除五女復。）或以產乳及新昏，如齊明帝建武四年，正月，詔民產子蠲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昏者蠲夫役一年是也。或以劫后移徙，如晉武帝大康元年，孫氏大將戰亡之家，徙于壽陽，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是也。或以劫后撫綏，如陳宣帝大建十一年，三月，詔淮北義人，率戶口歸國者，建其本屬舊名，置立郡縣，即隸近州，賦給田宅，喚訂一無所豫是也。或以舊恩，如晉元帝大興三年，七年，詔瑯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為懷德縣，統丹陽郡。昔漢高祖以沛為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科，一依漢氏故事是也。或以行義，如《宋書·孝義傳》：嚴世期復身徭役，張進之詔在所蠲其徭役是也。或以舊勞，如陳大極殿成，匠各給復，（見上。）世祖天嘉元年，二月，以討王琳，舟艦輸積，權倩民丁，蠲復丁身夫妻三年，于役不幸者，復其妻子是也。《魏書·高祖紀》：大和十一年，五月，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服以上，賦、役無所與，（三長復征戍，余若民，見第十九章第三節。《孝感傳》：閻元明復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此則所謂賦役無所與者也。《文明后傳》：后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總麻，皆受復除，當即大和十一年事。）此宗戚之特恩也。《恩幸傳》：王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此為臣下之異典。《世祖紀》神四年，自破赫連定還，戰士賜復十年，此所以優戰士。《高宗紀》：和平二年，三月，詔民年八十已上，一子不從政。《高祖紀》：延興三年，十一月，詔河南七州年八十已上，一子不從政。承明元年，十月，詔七十已上，一子不從政。大和四年，七月，詔會京師耆老，賜錦采、衣服、幾杖、稻米、蜜、面，復家人不徭役。此則所以優老也。（三長之制，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見第十九章第三節。）《前廢帝紀》：僭位后詔：百雜之戶，貸賜民名，官任仍舊。此則口惠而實不至矣。

凡士姓皆蠲役，已見第十七章第三節，第十八章第一節。《晉書·石季龍載記》：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苻堅載記》：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則雖五胡，亦能守茲成法也。宋孝武帝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宋書·沈懷文傳》。）梁鄱陽王恢之子泰，為譙州刺史。遍發人丁，使擔要輿、扇、傘等物，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南史》本傳。）其為禍之烈如此。隸屬于人者亦無役，如佃客、衣食客是也。（見第十八章第四節。）張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詳見第三章第三節。）時又發奴助兵。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以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余丁，各運米六斛。穆帝升平三年，三月，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已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此皆罕有之事。《刁協傳》言：“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眾庶怨望之。”可見積習之不易破矣。（參看第十八章第四節。）《南史·齊東昏侯紀》言：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之屬名，（見第十章第六節。）亦有所不得已也。出家及疾病者，于法亦免，故范寧言人或殘形翦發，要求復除，《東昏侯紀》亦謂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焉。

賦與役，皆當視貲產之厚薄，以為重輕。（蘇綽《六條詔書》曰：“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于斟酌貧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長，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故平定物力之事，由之而起。《晉書·劉超傳》：超補句容令。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出，有余常年。此即宋世之手實法也。《魏書·世祖紀》：延和三年，二月，詔令州、郡、縣隱括貧富，以為三級。其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大延元年，十二月，詔“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強侵弱。”蓋始分為三級，繼又曲分為九。《隋書·食貨志》言：齊文襄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實則九等定戶，乃魏世之成法，文襄所創者，或稅役之別耳。貲與力之相貿，蓋事勢不得不然。齊永元后，遠郡之役，悉令上米準行，已見第十章第六節。史以是為東昏秕政，然《宋書·順帝紀》：升明三年，正月，齊王表諸負官物質役者悉原除，所謂質役，蓋負物不能償，而出力以為代，事與上米準行相反，理則一也。顧憲之言：山陰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參看第十九章第一節。）此等人本未必能出力。稅其錢，實開明世別銀差于力差之先聲，亦得宋王安石令無役者出助役錢之意。《宋書·周朗傳》：朗言：“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蓋病戶等平定之不實。朗又云：“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度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齊竟陵王子良言：“三吳守宰，務在裒克，圍桑品屋，以準資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其弊，亦與后世無異矣。戶調法行之后，本已無所謂丁稅。然《齊書·豫章王嶷傳》：言其為荊、湘時，以谷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王敬則傳》載竟陵王子良啟云：“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梁書·良吏傳》云：高祖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為布；（《陳書·宣帝紀》：大建九年，五月，原五年訖七年逋貲絹，蓋亦計貲為絹。）一似又有丁稅者；蓋亦或以之代役，或出臨時調斂，后遂相沿不廢也。

地方公共之事，人民往往能自立法而自治之，然亦往往為官府所破壞，會稽士庶，皆保塘役，而王敬則悉評斂為錢送臺；東昏侯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皆見第十九章第一節。）其事矣。《晉書·劉頌傳》：除淮南相。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強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此等良吏，蓋不可多得矣。

后周之法：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兇札則無力征。見《隋書·食貨志》：其立法可謂甚平，然其行之如何，則不可知也。

山澤之利，兩晉及宋、齊、梁、陳，多為官吏貴豪所固護，已見第十九章第三節。此等皆非法之所許，然亦有不然者。《梁書·蕭穎達傳》：御史中丞任昉奏曰：“風聞穎達啟乞魚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啟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啟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雖實為私奉養，而必啟乞待許，即不翄官收其稅矣。北朝情形，與南朝略同。魏顯祖皇興四年，高祖大和六年，周靜帝大象二年，皆嘗弛山澤之禁。即北齊，亦僅后主武平六年，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開酒禁而已。然《魏書·酷吏傳》：崔暹坐障吝陂葦，為王顯所彈；《閹官傳》言：劉騰于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則其利為私家所擅者亦多。《北齊書·盧潛傳》，言其為揚州行臺時，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政令豈能真行？民家無以自資，豪勢保無轉因之以為利者邪？

鄣錮山澤，惡其奪民利而已，棄田以為園囿，其弊亦與之同，故晉法明列其不為屬國焉。（見第十九章第三節。）然其事亦卒不能免。北朝尤甚，以其君好田獵也。《魏書古弼傳》云：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可見其占地之廣。《高祖紀》：延興三年，詔關外苑囿，聽民樵采。大和十一年，又罷山北苑，以其地賜貧民。《司馬楚之傳》：子躍，為云中鎮將，朔州刺史。表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奏：“此麋鹿所聚，大官取給。今若與民，至于奉獻時禽，懼有所闕。”詔曰：“此地若任稼穡，雖有獸利，事須廢封。若是山澗，虞禁何損？尋先朝置此，豈茍藉斯禽，亮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躍固請宜以與民。高祖從之。此可見苑囿之立，實妨田業，又不徒鄣錮山澤而已。又魏于內地置牧場，占地甚廣，見第二十章第一節。世宗正始元年，延昌二年，皆嘗以其地賜代遷之民。可謂封豕長蛇，薦食上國已。

冶鑄之利，作兵為亟，民用后焉。《晉書·宣帝紀》：大和四年，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刑法志》云：“魏武帝時，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蓋斯時之鐵，多以作兵，故乏于他用也。《宋書·百官志》：衛尉一人，丞二人晉江右掌冶鑄。領冶令三十九，戶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惟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屬揚州，不屬衛尉。衛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復置。又云：東冶令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漢有鐵官。晉置令，掌工徒鼓鑄，屬衛尉。江左已來，省衛尉，度隸少府。宋世雖置衛尉，冶隸少府如故。江南諸郡縣有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吳所置。《王弘傳》：弘建屯田之議曰：“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準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余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弘建此議，在其為晉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可見江左冶政，專攻兵器，罕資民用，此其獲利所以甚微。宋世劉道濟刺益州，立冶斷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事見第八章第七節。又可見民用本不資官也。《陳書·世祖紀》：天嘉二年，十二月，大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詔并施行。南朝言鹽利者，亦惟此而已。

北方僭偽諸國：慕容德嘗立冶于商山，置鹽官于烏常澤，事見《晉書·載記》。拓跋氏于鹽利頗詳。《魏書·食貨志》云：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于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資，別為條制，取足而已。自后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鄣吝；強弱相陵，聞于遠近。神龜初，大師高陽王雍、大傅清河王懌等奏：“先朝置司，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后中尉甄琛，啟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啟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為允。詔依琛計。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鄣禁，倍于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為便。”于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后更罷更立，以至于永熙。自遷鄴后，于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寵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鄲置灶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據《本紀》，高祖大和二十年，十二月，嘗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世宗景明四年，七月，詔還收鹽池利以入公。至正始三年四月，又詔罷鹽池之禁。此事由甄琛之奏，具見《琛傳》：其時尚書執奏之辭，亦謂“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賈輕議”，則置監亦未必無弊也。《長孫道生傳》：曾孫稚，蕭寶夤反，為行臺討之。時薛鳳賢反于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圾。東西連結，以應寶夤。稚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稚表言：“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阪，蒲阪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后敕。”觀此，知河東鹽利之厚。《周書·寇儁傳》云：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后居職者，多有侵漁，乃以儁為之。是其時于此，資賴正深，而忽有廢之之詔。雖為長孫稚所格，至前廢帝即位，仍詔稅市、稅鹽，可悉廢之，可見稅弊之深矣。（《柳崇傳》言：高祖時，河東、河北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阪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可見官吏豪強，同以為利。）《辛慶之傳》：大祖東討，為行臺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大統四年，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御有備，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強敵，時論稱其仁勇。守令棄城，而監將猶能守土，豈亦以其利入厚，故能用其眾歟？《北史·崔昂傳》：右仆射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官煮須斷人灶。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薄為灶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則遷鄴后四州官煮之外，他處仍有鹽稅也。周有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取之。四曰飴鹽，于戎以取之。凡監鹽、形鹽，每地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見《隋書·食貨志》。

《陳書》，唐代姚思廉撰，是南朝陳的紀傳體斷代史著作，記載自陳武帝陳霸先即位至陳后主陳叔寶亡國前后33年間的史實。

北朝冶鑄，亦以作兵為急。《魏書·大祖紀》：天賜元年，五月，置山東諸冶，發州郡徒謫造兵甲。《周書·薛善傳》：西魏于夏陽諸山置鐵冶，令善為冶監，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皆其事也。供民用者，亦間有之。如《魏書·崔挺傳》，言其為光州刺史，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是已。冶鑄之業，蓋以民營為多，故《食貨志》言鑄鐵為農器兵刃，在所有之；（見第二十章第二節。）咸陽王禧，史言其田業鹽鐵，遍于遠近；（見第十二章第一節。）而長白山亦為豪右鼓鑄之地也。（見第二十章第四節。）礦利，已見第二十章第一節。《肅宗紀》：神龜元年，閏月，開恒州銀山之禁，與民共之，則亦有弛禁之時。

酒稅，除禁釀外，大都有之。（參看第二十一章第一節。）東昏時，都下酒酤，皆折輸金，見第十章第六節。陳時虞荔、孔奐請立榷酤，見前。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八月，制榷酤，見《北史·本紀》。（《北齊書》不載。）后主立酒禁，亦見前。《宋書·文九王傳》：世祖普責百官讜言，建平王宏上書稱其弛榷酤，則似曾一時無稅。

關市之征，歷代皆有。《晉書·武帝紀》：受禪后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可見魏時征稅，遍于全境，晉亦因之。渡江已后，《隋書·食貨志》云：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晉書·王濬傳》：濬上書自理云：“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陳。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眾。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豪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北史·孟信傳》：信去官，居貧無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觀此二事，知當時貨賣，多有文券也。）歷宋、齊、梁、陳如此，此后世之契稅也。又云：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并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此后世之過稅也。又云：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此后世之住稅也。《晉書·孝武帝紀》：寧康元年，三月，詔除丹陽竹格等四桁稅。《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以市稅繁苦，優量減降。《文帝紀》：元嘉十七年，十一月，詔州郡估稅，所在市調，多有煩刻，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允。《孝武帝紀》：大明八年，正月，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粥米者，可停道中雜稅。又《前廢帝紀》：是年，六月詔，有“關市僦稅，事施一時，而奸吏舞文，妄興威福”之語。《齊書·郁林王紀》：即位后，詔關市征賦，務從優減。《明帝紀》：建武元年，十月，詔商旅稅石頭、后渚，及夫鹵借倩，一皆停息。《竟陵王子良傳》：啟論司市之職，謂“前人增估求俠，后人加稅請代”。（參看第二十章第三節。）《顧憲之傳》：永明六年，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啟：“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記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余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察即啟。”憲之議曰：“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饉。去乏從豐，良田饑棘。或征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糊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后相屬，非惟新加無贏，并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啟，亦當不殊。若事不副旨，懼詒遣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元懿秉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參看第二十一章第四節。）《梁書·武帝紀》：天監十五年，正月，詔關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優減定格。大同十一年，三月，詔四方所立市、埭、桁、渡、津稅，有不便于民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其時陸驗、徐驎遞為少府丞、大市令，并以苛刻為務，已見第十二章第五節。《陳書·宣帝紀》：大建四年，閏月，詔姑熟自梁末兵災，凋殘略盡。自今有罷任之徒，許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還。悉住南州，津里安置。有無交貿，不責市估。十一年詔有“旗亭關市，稅斂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衡之費，逼遏商賈，營謀私蓄”之語。《南史·陳本紀》，謂后主稅江、稅市，征取百端。其用沈客卿、陽慧朗，已見第十五章第二節。此皆關市政令，發自中樞，散見紀傳者也：亦有由地方為之者：《晉書·甘卓傳》言：卓遷梁州刺史，估稅悉除。又《儒林·杜夷傳》言：刺史劉陶，告廬江郡，常以市租，供給其家人糧廩。《齊書·豫章王嶷傳》：徙荊州刺史，以市稅重濫，更定格，以稅還民。侯景據壽春，停責市估，已見前。景后抗表，有云“關市征稅，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焉。《梁書·陸法和傳》：刺郢州，列肆之內，不立市丞，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于庫。此等興替、增減，及其支用，悉由地方主之。可見當時關市之征，中樞所取，實有限也。

北方諸國：張重華嘗除關稅，見《晉書·載記》。姚興增關津之稅，已見第十九章第三節。《魏書·沮渠蒙遜傳》：世祖詔公卿為書讓牧犍，有“切稅商胡，以斷行旅”之語。《甄琛傳》：琛論鹽池表有云：“今偽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恢博，惟受谷帛之輸”，則魏初似無商稅。肅宗時，稅市人出入者各一錢，店舍為五等，已見第十二章第二節。前廢帝即位，市稅與鹽稅并除，已見前。齊末，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颙贊成之。后主大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見《隋書·食貨志》。周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亦見《志》及《周書·本紀》。（宣帝稅入市者人一錢。）靜帝立，罷入市稅錢，見《紀》。<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