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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選舉

晉、南北朝選法，最受人詆諆者，九品中正之制也。《三國·魏志·陳群傳》云：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則其制實始漢末。魏時，弊即大著，夏侯玄極言之。晉初，劉毅、衛瓘、段灼、李重等又以為言。皆見《三國志》、《晉書》本傳：然其制迄未能廢。北朝亦放之。至隋乃罷。（《梁書·敬帝紀》：大平二年，正月，詔諸州各置中正，依舊訪舉，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后量授，此遭亂曠絕，非法廢也。《魏書·官氏志》：正始元年，十一月，罷郡中正。正光元年，十二月，罷諸州中正，郡定姓族，后復。）其制：于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大中正亦稱州都，《廿二史考異》云：由避隋諱，《隋書·韋師傳》：以楊雄、高颎為州都督，乃校者不達，妄加督字，《北史》亦同誤，其說是也。然劉毅疏中，即有州都之名，則似非始于隋。《晉書·傅玄傳》：子咸，遷司徒左長史。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卻，駿故據正。咸以駿與奪惟意，乃奏免駿大中正。司徒魏舒，駿之姻屬，屢卻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車騎司馬。《孝友傳》：盛彥本邑大中正，劉頌舉為小中正。據此二事，小中正用舍，大中正似可參與。）以他官或老于鄉里者為之。（說據《十七史商榷》。故其名不見于《職官志》。梁大平二年，詔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官領之。北齊之制，州大中正以京官為之，見《北齊書·許惇傳》。劉毅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后司徒舉為青州大中正，此則老于鄉里者也。）平騭人物，分為九品，而尚書據以選用。魏制三年一清定，晉世因之。（《晉書·石季龍載紀》：季龍下書曰：“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從尒以來，遵用無改。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

九品中正之制，何自起乎？曰：古代用人，以德為主。德行必本諸實事，而行實必征之鄉里，故漢世風氣，最重鄉平。“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后，人士流移，考詳無地”。（衛瓘語。）“銓衡之寄，任當臺閣。由是仕馮借譽，學非為己”。（《宋書·臧燾徐廣傅隆傳論》。）此實選法之大弊。又其時輿論所獎，率在虛名。負虛名者不必有才，即德行亦多出矯偽。（參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四節。）故魏武下令，欲求盜嫂受金之士。（《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五年春、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年八月令。顧亭林極詆之，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余。”見《日知錄·風俗條》。不知漢世所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舉矯偽而不足信也。參看《秦漢史》自明。）然此乃一時矯枉之為，未可用為恒典。故何夔建議，謂自“軍興以來，用人未詳其本，各引其類，時忘道德。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叔，無相逾越”。毛玠、崔琰典選，史稱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即欲核其行實，以破借譽之局也。欲核行實，必先使人有定居。人有定居，而中正之制可廢矣。故李重言“九品始于喪亂，軍中之政，非經國不刊之法”。病當時“人物播遷，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于軍府，豪右聚于都邑”。欲除九品而開移徙，“明貢舉之法，不濫于境外”。衛瓘亦欲“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已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也。然人士流移，非一朝可復；而吳平未幾，五胡之亂復起，南北隔越，僑置之州郡縣遂多，土斷之法，蓋終晉、南北朝之世，未能盡行；此則九品中正之法，所以相沿而不廢也。

九品中正之弊，果何如乎？論者皆曰：用人不容不論其才，才又各有攸宜，中正品平，皆不能具。若論考績，尤不應舍功實而采虛名。（劉毅論九品曰：“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后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涂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顯名于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案此等玄鑒，知人則哲，存乎其人，實非可責諸凡為中正者。然毅又曰：“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就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又曰：“既已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于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于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此則確為中正之所負矣。）故中正之法，必不可用，似也。然中正之設，本所以核行實；而鄉里清議，大都只能見其德行，論才任用，據功考課，本當別有專司；（論九品之語甚多，其實夏侯玄之言，已盡之矣。玄謂“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欲“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據之，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即欲使中正惟論德行，余事委之他司也。）以是為中正咎，中正不任受怨也。中正之設，據行實以登下其品第，以是立名教之防，使知名勇功之士，不敢有裂冠毀冕之為；（中正所論，惟在德行，尤重當時所謂名教之防。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為貶，坐是沉滯累年。閻纘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惟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余年。謝惠連愛幸郡吏杜德靈，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余首，坐廢不豫榮伍。《文獻通考》引此三事，病其法大拘。此等事若悉舉之，尚更仆難盡。然如《晉書·孔愉傳》：謂愉為司徒長史，以溫嶠母亡，遭喪不葬，乃不過其品。及蘇峻平，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遂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愉之執持，曷嘗有妨于嶠之宣力，而使名教之防益峻，豈能謂為無益？若云其所謂名教者本不足存，此則別是一義，不能以責當時之士也。）抑且考論輩行，使登用雁行有序，則可以息奔競之風；原不能謂為無益。所可惜者，其后并此而草能舉。欲以息奔競之風，而奔競更甚。終至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劉毅語。中正之弊，蓋以此為最深。《宋書·恩幸傳》論其事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馮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謂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上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可見其法立而弊即生，且降而彌甚矣。中正之設，原欲以息奔競，然劉毅譏其“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段灼亦謂“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涂之昆弟”；是益其奔競也。《魏書·世宗紀》，載正始二年詔，謂“中正所銓，惟在門第”，可謂南北一轍。然《孫紹傳》：紹表言：“中正賣望于鄉里，主案舞筆于上臺，真偽渾淆，知而不糾。”則并辨別姓族而有所不能矣。晉武帝咸熙二年，嘗詔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可知立法之意，正與后來之所行相反也。）而其人又或快意恩仇，（《晉書·何曾傳》：曾子劭薨，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吊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銓謂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易弱”，粲乃止。使如粲意行之，則誠所謂衰則削下，興則扶上者矣。）受納貨賄，（李宣茂兼定州大中正，坐受鄉人財貨，為御史所劾，除名為民，見《魏書·李靈傳》。又陽尼，出為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大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結交朋黨，（劉毅言：“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眾人，使必歸己。天下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案衛瓘亦言：“魏立九品之制，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厲，猶有鄉論余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居位為貴人。”是中正之初，嘗有激揚之效，而后乃至于敗壞也。然其敗壞亦可謂速矣。）而上之人選任之亦日輕。（《晉書·李含傳》：隴西狄道人，僑居始平。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據傳咸表，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反覆言辭，是中正必以當地人為之也。《劉毅傳》：司徒舉毅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縣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言：“臣州茂德惟毅，裁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何充傳》：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是中正必以耆德為之也。然《魏書·文苑傳》：聿修年十八而領本州中正，則幾于乳臭矣。又恩幸，如王仲興、茹皓、趟邕、侯剛、剛子詳，奄官如平季、封津，皆為中正，則正人君子，必羞與為伍矣。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縣，故為雍州大中正。皓舊吳人，父家居淮陽，上黨。既宦達，自云本出雁門。雁門人諂附者，因薦皓于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則并籍貫而不能理矣。）于是正論湮而怨訟敵仇之事且因之而起矣。（《晉書·王戎傳》：孫秀為瑯邪郡吏，品于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劉毅論九品之弊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事，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眾。聽之則告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此已為非體，然能禁其訟訴，而不能禁其私相仇。故毅又謂其“恨結于親親，猜生于骨肉，當身困于敵仇，子孫罹其殃咎也。”其為禍可謂博矣。）此亦行法者之弊，不能盡歸咎于立法也。

秀、孝為州、郡常舉，晉、南北朝，亦沿漢法。后漢避光武諱，改秀才曰茂才。魏復曰秀才。晉江左，揚州歲舉二人；諸州舉一人，或三歲一人，隨州大小。并對策問。孝廉：魏初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有秀異不拘戶口。江左以丹陽、吳、會稽、吳興并大郡，歲各舉二人。（《宋書·百官志》。）周宣帝詔制九條，宣下州郡。八曰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下州、下郡三歲一人。（《周書·本紀》。）高齊亦下州三歲一舉秀才。（見《北齊書·文苑樊遜傳》。）

策試之法，時有興替。《晉書·孔坦傳》云：先是以兵亂之后，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加除署。至是，帝（元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大守免官。大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已來，十有余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已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于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為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徼幸投射者得官。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泛問經義。茍所未學，實難暗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宜因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據此，申明試經舊制，事在建武、大興之間。《抱樸子·審舉篇》曰：“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余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未偏廢。昔吳王初年，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大平已近四十年，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于在昔也。”自吳之亡，至大興三年，凡四十年，葛氏此篇，當即作于建武、大興之間。然則北方秀、孝之試，自八王搆亂而曠絕，南方則晉世本未嘗試也。爾后試法蓋復，然亦有名無實，《五行志》：成帝咸和七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于樂賢堂。有麏見于前，獲之。自喪亂已后，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四科之實。麏興于前，或斯故乎？其征也。《宋書·武帝紀》：義熙七年，先是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舊制，依舊策試，則晉末又嘗曠絕矣。豈以桓玄之亂故歟？此后清平時恒有策試之法，間亦有親策之舉，如宋武帝永初二年，齊武帝永明四年，魏孝文帝大和十六年，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是也。胡靈后亦嘗親策秀、孝及州、郡計吏于朝堂，見《魏書》本傳。

馬貴與言：“自孝文策晁錯之后，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然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其視上下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為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者，必如此，然后為有益人國耳。”又謂：“漢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于摯虞、阮種也亦然。”此論雖指賢良，然《晉書·王接傳》云：永寧初學秀才。友人遺接書勸無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為恨。是凡對策者皆可極陳所見也。然觀孔坦之言，則知秀才策試，亦已兼用經義，而孝廉無論矣。（《晉書·魏舒傳》：年四十余，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不聽。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其所試者，蓋全為經生之業矣。《石勒載記》言勒立秀孝試經之制，必有所受之也。）其后秀才對策，又兼重文辭。南北皆然。（此弊北朝尤甚。《北齊書·儒林傳》：劉晝，河清初舉秀才，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馬敬德，河間郡王將舉其孝廉，固辭。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選。至京，依秀才策問。惟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并通。擢授國子助教。蓋儒生之于文辭，究非專長也。南朝似尚不至此。然《梁書·文學傳》謂何遜舉秀才，范云見其策，大相稱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合清濁，中古今，得之何生矣。”則考策者雖非徒重文辭，亦非不重文辭矣。《江淹傳論》載姚察之辭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可以見其所偏矣。）遂寖成考試之法，無復諮訪之意矣。惟魏孝文大和七年詔言：“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故具問守宰苛虐之狀于州郡使者、秀孝、計掾。而對文不實，甚乖朕虛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后犯無恕。”所答雖不副所求，而其問之，則實得漢世策問賢良之意。蓋以魏起代北，風氣究較質樸故也。

言有發于千百年之前，而于千百年后之事若燭照而數計者，葛洪《選舉》之篇是也。洪謂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而“防其所對之奸”。欲“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禁其留草，殿中封閉，臨試之時亟賦之。當答策者，皆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之。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又設難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而答之曰：“如其舍旃，則未見余法之賢乎此也。假令不能盡得賢才，要必愈于了不試也。自有學不為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萬之一耳。至于寧越、兒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厲，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使非漢武之世，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遐邇一例，明課考試，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故“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不立學官而人自勤學”。案后世科舉之利，在于官不立學，雖立亦徒有其名，而民自鄉學，文教由是覃敷也。其制不足以必得才，而究愈于不試，而其試之則關防不得不嚴。唐、宋、明、清之事，可以為證。而葛氏發之于千百年之前，亦可謂圣矣。何以克圣？理有必至，勢有固然，察之者精，故言之者審也。漢世丞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中博士，三曰文中御史，四曰才任三輔令。一者德，四者才，二者儒學，三者文法之學也。德與才皆不可以言試，故左雄選孝廉之法，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實即四科之二三。黃瓊以雄所上專于儒學、文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則欲補之以四科之一四耳。（參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四節。）秀、孝試經，皆即儒學，文法之學，實切于用，而魏、晉以后，選士之制闕焉，故葛氏又欲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當時試孝廉之法，實即后世明經之科，秀才之科，唐以后雖廢絕，然南北朝末，人重文辭，唐進士科之所試，實即前此之所以試秀才者也。明法之科，則即漢世丞相取士四科之三，左雄之所以試文吏，而亦即葛氏所欲舉者。惜其視之大輕，故葛氏所病弄法之吏，失理之獄，仍不絕于后世也。（漢時射策之法，亦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四節，此即后世帖經、墨義之法所本，秀才試經，或異乎此，然亦即后世試大義之法也。）

孝廉之舉，本重行實，魏、晉而后，仍有此意。《宋書·孝義傳》，吳興大守王韶之發教：謂“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乃察潘綜、吳逵為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則其事矣：韶之初擢逵補功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受，乃舉為孝廉。又郭世通，（會稽永興人。）大守孟察孝廉，其子原平，大守王僧朗察孝廉，皆不就，大守蔡興宗，又欲舉原平次息為望孝，與會土高門相敵。（詳見第十八章第一節。）則孝廉之選，頗有不拘門第者。故史臣謂“漢世士務治身，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也。然此言實因果倒錯。核其實，蓋由斯時膏腴之士，別有出身，不藉行譽，故孝義獲舉，偏在窮檐耳。《自序》言：沈邵為安成相，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蒞任未幾而孚卒。邵贈以孝廉。其所以風厲之者，可謂至矣。然《袁粲傳》言：粲坐納山陰民丁彖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梁書·文學傳》：高爽，齊永明中贈王儉詩，為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孝廉，則藉賄賂、交游而得之者，亦在所不免矣。魏韓麒麟嘗以州郡貢察，但檢門望為病，（見第十八章第一節。）則拔忠孝于溝畎之中，究亦罕有之事也。

特詔選舉，晉初為盛。《武帝紀》：泰始四年，十一月，詔王公卿尹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五年，十二月，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七年，六月，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八年，二月，詔內外群官舉任邊郡者各三人。大康九年，五月，詔內外群官舉守、令之才。后世雖間有特詔，而希矣。（《成帝紀》：咸和六年，三月，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十一月，詔舉賢良。八年，正月，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馬隆傳》云：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杰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茍有其人，勿限所取。”兗州舉隆才堪良將。此即《紀》所載五年十二月之詔也。觀于涼州之役，（見第二章第二節。）隆誠不愧壯勇秀異之目矣。《王衍傳》：泰始八年，詔舉奇材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縱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大守，不就。則非徒舉其所知，亦且指所宜任，誠得舉才之道矣。惜乎后世，此等舉措不恒有也。（以至孝等實行獲舉者，多見《孝義》等傳中，此風厲之意多，求才之意少。）北朝斯舉亦罕。惟魏孝文大和十九年，十月，嘗詔州郡：“諸有士庶，經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長吏治，堪干政事者，以時發遣。”出于常舉之外。

馬貴與云：“任子法始于漢，尤備于唐。漢、唐史列傳，凡以門蔭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史，不言門蔭之法，列傳中亦不言以門蔭入仕之人。蓋兩漢入仕，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科目。以門蔭入仕者，皆不由科目與辟召者也。魏、晉以九品中正取人，所取多以世家為主。南北分裂，凡三百年，用人亦多取世族。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猶卬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雖與兩漢無異，而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胄也。史傳不言以蔭敘入官，蓋以見當時雖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亦皆世家也。”案《魏書·房亮傳》言：其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蔭敘之法可考者，惟此而已。

劉毅病晉武賣官，錢入私門，（見第二章第一節。）北齊后主賜佞幸賣官，（見第十四章第四節。）皆弊政非弊法。惟宋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減此各有差。（《南史·本紀》。）魏明帝孝昌三年，二月，詔凡能輸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賞一階。入二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不限多少，粟畢授官。（《魏書·本紀》。）莊帝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資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魏書·食貨志》。）則皆賣官之法也。

回避之法，此時仍有之。《晉書·華表傳》：子廙，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年三十五不得調。此猶曰人自避嫌，法無明禁也。劉弘之受敕選補荊部守宰也，見下。以襄陽授皮初，而朝廷用弘婿夏侯陟，弘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卒以授初，則其制仍存矣。《周書·柳敏傳》：河東解縣人，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然則統御鄉里，處事易于不平，尋常選用，亦或有回避之科矣。

禁錮之科，清議特重。《隋書·刑法志》：謂梁士人有禁錮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陳重清議禁錮之科。若縉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發詔棄之，終身不齒。先與士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南朝惟革易之初，每加蕩滌。（見諸本紀詔。）魏胡靈后之立釗，亦詔清議禁錮，悉與蠲除焉。叛逆之家，亦待詔書而免。《晉書·忠議傳》：沈勁，年三十余，以刑家子，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司州，將鎮洛陽，上疏言：“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不？”詔聽之。此特免一人者也。《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九月，詔曰：“在朕受命以前，犯釁之門，尚有存者，子弟可隨才署吏。”則普與蠲除矣。蓋所以安反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