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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我這一行時間久了，慢慢就會迷失。迷失的不僅是人性，還有價值觀。慢慢的，在迷失的路上，金錢價格就成了我衡量事物的唯一標準。但，我依舊分不清很多東西，到底哪些值更多的錢，那些不值。

2010年夏，我接了一單遼寧省P市的單子。匣子是女人，名字叫李麗，三十五六歲，她出十六萬現金，要我殺掉他老公——王博。

老婆買兇殺夫，內情基本上都很簡單，要么為了家產，要么是家庭暴力，要么就是紅杏出墻，除此之外，別的原因都不太常見。我接單之后，自然也沒多想，就直接動身去了P市，找了我在當地的招子，“上眼”調查。

P市的這個招子，姓李，認識他的人都叫他“李政府”。說起這個人，還真得從幾年前說起。

李政府是P市下轄一個村兒里的混小子，十五六歲開始就走街串巷的偷雞摸狗，不務正業。干得多了，理所當然的要經常性的和警察打交道。而那時候的李政府，每次在被警察找上門的時候，他都一定會跟警察逗悶子說：

“政府好！”

而警察呢？也每次都會和他說：

“我們是人民警察，不是政府！”

他在這時候，則是會嬉皮笑臉的跟警察說：

“警察局不是開在城里的么？政府也在城里，一樣，一樣……”

由此而來，他就落下了一個外號，叫“李政府”。

然而李政府其人雖然愛河警察逗悶子，愛小偷小摸，可說到底，他也只是個苦孩子。他們村兒窮，是十里八鄉有名的貧困村。而本就生于貧窮的李政府更是過這苦上加苦的日子。他三歲死了媽，四歲死了爹，五歲開始就得自己扛著鋤頭下地種菜。等于是東家一口水，西家一口飯，對付著長大的。有人會問，那時候怎么沒人把李政府送進收容所，孤兒院什么的？答案很簡單，他們村兒的人，基本上沒人知道孤兒院的大門朝哪開，而城里對他們來說，就是政府，中國自古貧民畏官，自然沒人送李政府去，而“政府”的大門，也從來不會主動朝貧民開放，不然的話，貧民就不會有那么多人上訪，“政府”也不會有一個信訪辦來專門維和。

李政府則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稀里糊涂的長大了。長大的李政府卻意外的有著極強的自尊心，他開始慢慢的不愿意接受鄉里的施舍，也正為此，他開始小偷小摸，以達到“自食其力”的目的。當然，李政府的良心絕對不容許他偷那些養他長大的鄉鄰，他的目標永遠是陌生人。

等到李政府長到十八歲的時候，他已經是他們村兒的名人了。按常理來說，李政府常年偷竊，派出所每個月都要進去呆幾天，就這么一個“社會敗類”怎么會成名人呢？原因還真比較可悲，正因為李政府常年出入派出所，他業已成為他們村里見過城里人最多的孩子了。甚至有不少老鄰居都說當年沒白疼李政府，這就叫年輕有為。想象一下，這樣的論調，其實在可笑的同時，更多的是可悲……

06年，我剛雖七叔入行的時候，一次巧合我在街頭認識里當時正在掏包的李政府，當時的他只有二十出頭。也在巧合之下，他成了我在P市的爪子。這中間的細節不必多說，但需要交代的是，到09年的時候，李政府已經靠他自己的勤勞以及給我做爪子賺的錢，在P市的城郊開了一家臺球室，真真正正的成了他們村里的鄉親們曾經羨慕且畏懼的那個“城里人”。而李政府也在臺球廳賺了一些錢之后，總是會帶些錢或物回村去看當年養育他的那些老鄉親。當然，李政府有了可以謀生賺錢的營生之后，是可以完全脫離我的，他卻還是堅持繼續給我做招子，他說是因為當初我給了他過新生活的權利，所以，即便如今有了一點錢，也還是要繼續給我做。

想來，他會這樣對我，會這樣回報他的鄰里，是因為他初心不變，良知不變，同樣沒變的是他還是會經常性的調侃一些找上門的工商稅務人員。用的還是那句話：

“政府好！”

我始終覺得，“盜亦有道”這四個字，放在李政府身上恰好合適。

李政府有這樣的經歷，促使他接觸的人三教九流，五類雜陳，也剛好使得他在P市消息格外的靈通。可就這么一個消息靈通的人，去調查王博、李麗夫妻的時候，得到的背景信息，幾乎是一片空白。倆人都只是特別普通的平頭百姓，夫妻生活和諧、恩愛，也沒有特別數額龐大的財產會促使他們夫妻間相互圖財害命，同樣的，李麗也沒有紅杏出墻的跡象。但這樣良好的跡象，也只能用一個幾乎來形容。他們夫妻之間僅有一點不和諧的地方就是，王博這人很花心，在外面還和不少女人有來往，而且他和這些女人之間的關系并非是包養，反倒是“因為愛情”。這一點，可能是李麗想要買兇謀殺親夫的原因，也可能是唯一原因。可是，這似乎又和他們良好的夫妻感情有點矛盾……

但這樣的情況對我來說是個好事，因為越是單純的背景，越是不容易出事兒。對應的，十六萬現金做掉一個背景干凈的人，也是“物有所值”。

李政府也是認為“物有所值”，他為了這四個字，很快就找到了一對兒物有所值的奇葩爪子。

這對兒爪子是兄弟倆，哥哥叫朱老大，弟弟叫朱老二，是一對兒進城打工的親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