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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個家族，家長說的話，立的家規就得按著執行，不能說家規立了，之后呢在家規上做文章，這就會引起公憤。

名聲就會不保之于，還要惹別的麻煩，被別的家族兼并。

所以說皇帝準則就是一言九鼎，說出來還不能難聽，這樣公平不公平，無所謂，起碼百姓心里安生。

做皇帝第二點明暗分明，也就說治理必須讓百姓覺得安全，有人保護了，他就會擁護你。

例如一個皇帝什么要設置六部九卿，為什么要有有司衙門，目的就是不讓百姓受到王法以外的傷害，例如百姓見皇帝下跪，每年納稅，有其他的收入納其他的稅務，正常生活，作為皇帝就應該寬容，不要再王法的基礎上嚴法。這就叫苛政。

他已經超出范圍了，就好像春秋的人，不愿意去秦國，。其實秦國給的土地最多，稅聽著也不高，為什么不去秦國，法上加法。一個帝王制定法律，只能由嚴變松，不能由松變嚴。

李唐是個標本，漢朝也是，追究其李隆基跟漢武帝，那話就長了，不過我一個小女子想得并不多，我只知道作為帝王，李隆基和漢武帝都是犯了一個錯，就是他想做圣賢，為了這個給百姓要的太多。作為君王已經顯赫之極，不需要在出名，不出名執政清明也會有人記載，不必要有為，有為該是臣子和黎民，起碼從有為開始，六部和黎民就不在做事而是看帝王了，因為一心有為的帝王都愛殺人，還沒做錯就已經舉刀了，試問還有誰敢做事，都不做事下一秒這個循環的鏈子就會斷，物極必反，反的不是極，而是過，就是過頭的虛擬繁盛。

我靜靜地看著竹枝，龍井茶的香味彌散出來，至于做皇帝的第三個條件就是不能偏聽偏信，例如你的舊臣議論一個新來的臣子，說其剛愎自用。說其桀驁不馴。說其不好管束，又拿不出此具體的錯誤，一般而言帝王就會潛意識疏遠這個人，倒不是別的是怕麻煩。

但實際上正好說明這個人或多或少威脅到此人利益，所以才會如此。

為上者要是這個都把握不了，黨政就會控制朝政，心腹就會成為心腹之患，朝廷就會陷入臣強主弱的絕地，在兩個政治局面是臣強主弱的，臣強主弱有一種和可怕，有一種很和諧，看怎么個強弱，建國初期就是臣強主弱，但臣子是為君王而強悍的。

所以并不可怕可以締造盛世，可是另有一種朝廷末期的臣強主弱，郡主會變成魚肉。

怎么形成這個局勢，在于你用了什么人，所謂難纏的臣子都不會造反，爭議太大，自己脾氣不好，有能力，卻無法被任用假如有魄力用那就君王的能耐。

我觀王建不如太宗，到底也是小氣了。我不建議君王和王建學，王建有個習慣，他只容忍一個人一次，這一次禮賢下士不能招安以后就會翻臉無情，然而太宗卻可以容忍一個人背叛他兩次，跟他說我先打贏了竇將軍，所以先去，后爾這人又說我在太子府了，在而后才歸順，這人便是魏征，大家聽了之后會很奇怪。

魏征如何是叛臣，其實錯不在魏征，也不在太宗，魏征要守諾言，竇建德要殺他，李建成救了他，他投效有錯嗎？

如果竇建德可以容忍群臣策議魏征，而談笑風生，而非坦直色變，那么李建成，太宗都得不到魏征。

自古叛臣不在于本身，這要說不是被主謀反的。所有叛臣都是君王自己締造的，只要你由朝廷，你就有紛爭，只要你有紛爭，你就需要聽意見，不管你愿意聽，還是不愿意聽。

你總不能你愿意聽他就對，你不愿意就是錯的這說不過去。

然而敢說這樣的話的人差不多不是最后被逼做了叛臣，就是無奈當了死人，你要哪一種，魏征遇見太宗是個奇跡，世界上沒有太多太宗那樣的人。

做君主第四個條件就是無為中的有為，在無為中追尋有為，仔細分析朱元璋的成功，就在于無為中的有為，第一他沒有好大喜功，沒有早的稱王，假如朱溫晚稱王一段時間，江山就是他的，可是他要強求有為，就得不到江山。

第二個來著不拒去之不留，當年胡德庸看不上朱元璋，要投陳友諒，這朱元璋給他銀子讓他去投，在陳友諒麾下吃了虧再回來朱元璋收容，此后這眾人說貪財好色，無忠無義的胡德庸，就一心幫著朱元璋開疆擴土，就這一輩子，雖說功臣樓耍了詭計逃命，但是說白了到死胡德庸再壞也沒出賣過朱元璋，臨死都一直沒有說動手謀權，為什么，因為每個人都有良心，無非君子氣度大點，小人氣度小點，可小人也要用，有些事情君子做不了，就得小人去做，當君主達到了小人的人生目標。在他最困難最艱苦的時候收容，小人和君子沒什么區別。

做君主第五個條件就是該狠則狠。這種事情不用細分析。只要把握好度，該放縱的放縱，該鏟除的鏟除。

做君主第六個條件就是，要有霸氣和野心，還不可以外漏。

這都和仁慈無關，仁慈是孟子幫皇帝騙人的學說，古時候易經上講仁，就為陰陽，在于制衡，沒有好，也沒有壞，只有對和錯，這個對錯不能和是非通論，對的意思就是有利，這件事對朝廷有利，君王就要做，錯的意思就是有害，就不能做，簡單說有利就是對，有害就是錯。

“夫人見解獨到，何為仁政，夫人觀天下誰是真命天子？”竹枝一笑，我聽了頭疼，過去在太宗執政的后三年，他冒充袁天罡就到長安鬧了這么一出，當年長孫皇后已經死了，長孫無忌還是野心勃勃，那些日子，我就伴著圣駕，其實一直以來，宮里的名冊沒有我，但是我經常出現在太宗的書房，二十幾年都是如此，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如此榮寵，太宗也沒有過多解釋，只是讓我安心，安心的生活在大明宮里，我看不透他，卻相信他。

那天我和袁天罡閑聊談及仁政，那些日子太宗正為東突厥進兵而煩惱。袁天罡講了個關于王道的故事。

他說：仁政的理想最終指向了“王道”，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著述中精辟地闡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減輕人民負擔，遵循自然規律，人們豐衣足食，雖死無憾，這就是“王道”。它是一個很大的范疇，大體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會政治；二是比較完善的倫理道德。前者是其主要部分，孟子曾反復地進行論述。

齊宣王曾向孟子請教“王政”。孟子的答案是：“……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擇梁無禁，罪人不老而無妻為鰥，老而無夫為寡，老而無子為獨，幼而無父為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謂的王政，除了輕徭薄役，減少刑罰之外，還把對鰥寡孤獨，窮民無告者的深切憐憫作為一項重要的內容，“仁政”首先得把這些考慮進去。

孟子情形地認識到若要使一個國家的百姓有“恒心”則國家必須有“恒產”否則則四民不安。“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人們首先能活下來，然后才能言及仁義，這與“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竟然有某些互通之處。因此孟子特別提醒國君們要注意本國的經濟生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豸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其天，勿奪其田，數家之口可以無饑矣”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八口之家，耕織并重，不奪農時，減輕剝削，老有所養，幼有所教，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樂土。

仁政是王道學說的中心思想與先決條件，孟子不斷地從各個角度，不同層面上進行探討。

孟子發揮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也把孝作為“仁政”的根本。“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他指出：“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守身與孝順父母是根本，一切都應該由此入手。

孔子的仁愛主張在孟子這里得到了全面的發揚光大，從而進入了“王道”的階段。與孔子的仁愛比較，基本精神雖然一致，內容卻更加豐富全面。孟子的許多設想要比孔子細致精確很多，在王道境界中，俊杰在位，賞罰分明，賦稅徭役適度，人民豐衣足食，于是對國家也就出于內心的擁護：“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為了這一理想的實現，孟子勸導人民依禮而行，請求統治者愛民親民，扶植小農經濟，減輕農民負擔，這就是王道學說的基本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