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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書記送的羊誰敢偷？他活得不耐煩了。”呂青旦拍拍腰間的手槍，語氣堅定地說道。公安局配給我的手槍，下鄉時一般由呂青旦佩戴，因為我一貫以來都不喜歡帶槍。

徐芳芳又趕緊補充道：“怕什么，警察叔叔的眼睛是雪亮的。”

黎木勺和老伴對視了一眼，大笑起來。他的笑聲太沉悶了，一笑起來，黃白摻半的胡子茬跟著下巴微微地抖動，眼睛瞇成一條縫，好像突然天降喜事似的。

按照原計劃，為了不增加農民的負擔，我們返回抱雞鄉政府吃午飯。離開家時，黎木勺兩口子依依不舍，在陳芳芳的斜視下，我將兩百塊錢塞進黎木勺的上衣口袋里，但他怎么也不肯收，推辭了片刻才勉強收下。呂青旦說：“收下吧，這錢是我們書記給你修廣播的。”誰知到了村口，他又將錢還給我。我又再次塞給他還是不肯收。他黑著臉說：“我怎么敢收大人物的錢呢。”

“拿著給老伴看病吧。”徐芳芳熱情地勸道。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頭，說：“我這人管不住錢，兒子給的錢在我手上轉一下就走了，從來就不會停留的。”

一直沒說話的老伴抿著嘴笑了笑。

黎木勺緊緊拉住我的手說：“書記，你們這些大人物要常來啊！”

我高興地說，來，以后經常來。

此刻，陽光暖融融的，屋子里傳出羊的叫喊聲，整個村子頓時顯得生動起來。

回到縣里后，我十分惦記著青藤村，幾乎每個月都打一次電話到鄉里詢問村里養羊的情況，鄉長羅天燈什么時候都回答說，養得不錯，養得不錯，領導扶貧有方啊。

于是在往后的日子里，我腦海里常常幻化出青藤村的羊生了仔仔又生了仔，一代代繁衍不絕的動人場面。

我真心希望貧窮的農民兄弟早一天走上富裕的道路。

8月的一天，我和呂青旦正在辦公室里商量年底檢查扶貧工作的計劃。突然賈鎖柱闖進來邊搖頭邊說：“別商量了，沒戲了，你快去市場看看吧，他們都把扶貧羊殺了。”

我們急匆匆來到市場的肉攤前，只見村長正帶著村里的人賣羊肉。一溜兒掛在鐵鉤上的小羊鮮血淋漓，仔細一看正是政法委送的那批“扶貧羊”。我生氣地說：“還沒有生小羊怎么就把它們給殺了呢？”

村長不好意思地說：“不殺掉羊，9月小孩開學，去哪兒找錢給孩子交學費呢？”

呂青呂說：“你們應該另找辦法解決學費哇。”

“有什么辦法呢，我們實在想不出來呀。”村長臉有難色地說。

我氣憤地問黎木勺：“你沒有孩子上學，怎么也把羊殺了？”

“擔心被偷啊，給他們偷了，倒不如自己把它殺了。”黎木勺臉紅紅地低著頭。

我的胸口憋得再也說不出話來，扭頭就往回走。

賈鎖柱跟在后面邊走邊對我說：“書記，你看到了吧，那天開會你叫我弄什么扶貧規劃，我為什么沒答應，因為我對青藤村的扶貧工作一點兒信心都沒有。”

我沒聽清楚賈鎖柱在說些什么，只聽到從身后的市場里傳來一陣高過一陳的嘈雜聲。

龔之草和我同住在最破爛的2號常委樓。

大約是兩年前，他從大學調來縣里當常委宣傳部長，據說當時他還不愿意來，半年后又認為當縣委領導比當教授好得多。

到縣里報到那天，大概是午飯前，我正在六樓打掃房間安置行李。跑來幫忙的幾個人都是縣委政法委的工作人員，很賣力地把墻壁打掃得烏煙瘴氣，灰塵飛揚，石灰味嗆得喉嚨發癢發痛。突然房門被打開，一顆圓腦袋探進來用很濃的湖南口音問：“喂，是新來的政法委書記吧？”

我趕忙答道：“是啊，有話進來說吧。”

圓腦袋又伸入一點兒說：“不進來啦，我叫龔之草，住在你頭頂上，你門口是我每天的必經之路，以后有時間慢慢談吧。”

話說完，圓腦袋又縮了出去，接著樓道里響起了“蹬蹬”的腳步聲，那腳步聲很快又消失在樓上。

我放下抹布說：“這是誰呀？”

政法委副書記呂青旦捂住鼻子說：“他是宣傳部長。人家都說他是個怪人，你和他住在一起以后可有好看的啰。”

我半信半疑地說：“怎么會這樣？

呂青旦咧開嘴笑笑說：“碰到牛副書記你問問就清楚了，領導的事我不能隨便說。”

這套房子三房一廳一百平方米，原本是牛山歌副書記一家人住的，不知為什么半年前他就主動搬走了。

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他拿著棋盤到家里來教兒子下圍棋，六歲的兒子在幼兒園學過圍棋因此很高興，我自然也不好推辭。他們于是就坐在客廳的地板上玩開了棋子。兩小時后，可能是太熱的原因，他把上衣脫掉露出阿彌陀佛般大肚腩，兒子禁不住驚奇地說：“嘩，叔叔的身材不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