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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出來了，街上人多自行車多顯得很擁擠。通往公安局的馬路正在鋪水泥，路上機器轟鳴，塵土飛揚。我們只好沿著街邊慢慢走。呂青旦邊走邊捂住鼻子說：“他媽的，挖了又修修了又挖，這條路不知修了多少次了。要想富先修路，現在的人真會賺錢啊。”

來到公安局大門口，讓我感到意外的是，門前門后沒有保安，值班室里的干警也不知跑到哪兒去了。大門兩側一字擺著不少的菜攤魚擔，還有擦皮鞋收破爛的，一個瘋女人衣衫襤褸地坐在門口討飯，兩個頭發蓬亂的老頭靠近圍墻正在爆米花，身邊圍著一大群嘰嘰喳喳的小學生，“嘭”的一聲響把行人嚇一跳。路面臭烘烘濕漉漉的，幾條狗來回亂竄，好像在互相調情，隨時都可能會干出傷風敗俗的事情來。有個披頭散發的女菜販子見到我們，招手問：“買菜嗎？”

我擺擺手說：“你們怎么不到菜市場去賣呢？這里的衛生都給你們搞臟了。”

女菜販子說：“喲，去菜市場賣是要收稅的，我們在這里都賣了好幾年了，從沒見過有人來收稅，更沒人來趕我們。”

我說：“你們不需要和城管打游擊嗎？”

女菜販子愣了一下說：“什么叫打游擊？我不懂啊。”

呂青旦悄悄告訴我，他們大都是公安局的親屬，也是沒人管的下崗工人。

我說：“公安局大門口成了菜市場了，太不像話。”

“哼，毛幾錘這個窩囊廢，他懂個屁呀，只會打牌喝酒上發廊找女孩子，能管好公安局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呂青旦憤憤不平地說道。

政法委辦公室主任賈鎖柱早就告訴我，呂青旦和毛局長合不來，而且矛盾越來越大，焦點在公安局長的位置上。

仔細再看，大門口沒有鐵門也沒有牌子，兩側三米高的土墻舊得像文物，露出石塊的墻壁上貼著許多亂七八糟的小廣告。我說：“連個招牌都沒有，鄉下的群眾來局里辦事怎么找啊？”

呂青旦走到圍墻背后說：“你來看，門牌在這里躺著呢。”

我走過去一看，只見木牌子上沾著很多牛糞和雞毛，正面竟然寫著“海屯縣不公局”。我說：“是誰吃了豹子膽，敢把公安兩個字改成‘不公’？”

呂青旦幸災樂禍地說：“我也不清楚，估計是對公安局不滿的人吧，聽毛局長說牌子被人涂改過兩三次了，幾次派人埋伏在大門口都沒抓到人。”

我暗暗想，公安局連自己的招牌都保不住，還能保一方平安嗎？

這時上班時間已到，干警陸陸續續進入大院，有的騎自行車有的開摩托車，有的開著沒掛牌的走私車。經過我們時，他們都朝呂青旦點點頭，或者打聲招呼，但對我似乎連看我一眼都懶得看，就若無其事地走了。

公安局辦公樓建于20世紀70年代，三層高，四十多米長，墻壁淺褐色，仿佛一張布滿老人斑的臉。東頭有兩間專門存放自行車的簡易木棚，西頭有三間用鋼筋和瀝青紙搭起的破舊車庫，樓前有一個很舊的籃球場，水泥地上堆放著很多稻谷和木頭，兩副球架歪歪扭扭像是要倒下來的樣子。院子四周種著很多椰子樹、木麻黃、小葉榕、菠蘿蜜樹，這些樹木大部分都有三丈高、水桶粗，由于樹與樹之間挨得太近，密扎扎的葉子把地面遮得綠陰陰的，樹上還時不時傳出動人的鳥叫聲，好像公園的某個角落似的。

局領導的辦公室都設在二樓。當我們悄悄地站在局長辦公室門口時，竟沒有一個干警過來查問。此刻，局長戴著老花眼鏡，正埋頭全神貫注地清理辦公桌上一大堆花花綠綠的發票，桌面的左邊放著一只黑色公文包，一盒剛打開的硬殼中華香煙，右邊是一頂好像好久沒有洗過的警帽，油乎乎的。

過了片刻，呂青旦才敲敲門說：“毛局長，新來的常委來看你了。”

“噢，真的是新來的政法委書記呀。”毛局長摘下老花眼鏡看了看，然后迅速站起來戴上警帽，“啪”的一聲立正敬禮。

我笑著說：“很忙吧？”

“不忙，領導來了忙也不忙了。”他撅著肥厚的屁股三步并作兩步迎上來，雙手用力握住我的右手。

一陣寒暄過后，他把發票塞回抽屜里，然后用雞毛撣掃去黃色木沙發上厚厚的灰塵，說：“坐，書記請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