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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員，有個事想要求一下，又不好開口。ｗWw。QВ5.ｃｏМ//”五一節的頭一天，趁只有他一個人的時候我進了辦公室。

“什么事？”

“明天我父母要做一個生日，母親六十歲，父親七十歲。原來年輕，不懂父母養育恩，現在有點懂了，多年來又沒有機會表示，我很想明天能回去了這樣一個心愿。指導員，你看這事能不能考慮一下。”這是我在一中隊的幾年里唯一的一次向指導員提出個人要求。

“還真不湊巧，上午管教股剛開了會，說五一期間沒有特殊的事一律不許外出。要不你直接去給陳隊長說一下？”

“這個會是他召集的，他大概是不會帶頭開這個口子的。”

“這個事就有點難辦了。”

聽指導員這樣一說，心里有點涼，這不是他答不答應的問題，是有規定。想到這里，我有點泄氣地坐在那里不做聲。辦公室里顯得很靜，只有墻上的掛鐘發出滴答滴答的聲音。走吧，我有點不甘心，不走吧，賴在這里不是我的性格，真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最后還是得走。在我帶著遺憾站起來離開時，聽見指導員在好一陣沉默后說話了：

“什么時候走？”

“上午十點鐘吧，下午五點鐘之前回來。”我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明天上午我值班，你來找我，看能不能想點辦法。”

看得出指導員是掂了又掂、想了又想的，這是很不容易的。只是對一個囚犯有點好感，對他的表現有點欣賞，就愿意為他擔當一個不大不小的風險，如果廠部知道了他要挨批評，如果出了意外他要負責任。聽到指導員這話，我連聲說謝謝你指導員。

這個指導員是我到這里來后遇到的第二個欣賞我并敢于表現出來的人。后來他調到附屬農場當指導員，一次我去那里辦事，他吩咐殺雞撈魚搞了很豐盛的一桌飯，在心里他沒把我當個犯人。

五一那天早上十點鐘，他準時把我帶到監獄大門口。那里已有兩個平時只要喊聲報告就可以進出大門的犯人被哨兵攔住不讓出去，要他們找管教來帶。我隨指導員來到門口喊了一聲報告，他給哨兵打了個招呼，哨兵放行了。他陪我走了一段距離，分手時叮囑說好好和你家人聚一聚，不過注意別喝多了。十幾年就這一個機會，來的人會不少，會有很多話要說，我倒不一定要求你五點鐘之前趕回來，但晚上點名前你一定要歸隊。我感激地對他點點頭，請他放心。

我朝張家灣方向走去，走到那里需要半個多小時，然后再坐車。這樣往往比在門口等從金口來的車快，這樣做也是想回避在門口的車站碰到其它的人。沿路是一片連一片的菜地，中途還要經過幾個小村莊，外出時好幾次走這條路，已經有點熟悉了。但這次的感覺不一樣，這次是回家團聚，心情有點急切。父親年歲大血壓又高，很少來探監，是母親不讓他來，怕他在路上犯病。回去見到他，怕他又是老淚，泣不成聲。想到這里，興奮中不禁有點悲涼。不經意間我已經三十多歲了，如果一個人活七十歲，三十五歲就是生命的拐點，我已經離這個拐點不遠，難怪父母親都老了。相對父母對子女的疼愛和付出來說，子女的任何報答都是難及一二的，何況我還是個羈押之身，無法盡一個子女起碼的孝道。第一次借外出勞動的機會回家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在我突然出現在門口時母親的驚喜、意外，甚至還有點慌亂；看著兒子一口一口吃著她做出的飯菜時，她的那種滿足和舒心；最后我離開時她的不舍和叮嚀。這一切都像刀一樣刻在腦海里，同樣刻在腦海里的還有來不及品味家的感覺就要匆匆離開的遺憾。那次父親不在家，沒有見到他老人家。巴士朝著家的方向駛去，兩年前這是想也不敢想的。清理“三種人”①的**雖然已經過去，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三種人”已取代“五類分子”②成為新的政治賤民。按照他們的心愿，最好能像1957年劃“右派”一樣，在全國劃一大批“三種人”，讓一切敢犯上、敢造反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把他們的家人和子孫也株連進去，以儆效尤，看誰還敢造反？！用某位大員的話來說就是“要讓造反派斷子絕孫”。然而文革這些年的反反復復，讓這種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措施失去了他們所期待的殺傷力。那些只會把權力看成是鎮壓之權和整人之權的大人們，他們頭上的神圣光環早已被褪去，他們的內囊也不再是秘密，老百姓對這種只知整人的權力已從心里否定了它的合理性。人的尊嚴和人的權力的意識已開始覺醒，沒有人再認為自己就該是任人踐踏的政治賤民。

當年在勞改隊，右派的處境是最悲慘的，一直被看作是最危險的敵人，最善良的愿望都會被人分析出最險惡的用心，他們處在勞改隊的最底層，是犯人中的犯人，任何小混混都敢朝他們身上撒尿、吐唾沫。剛到這里時，原三隊的管教們的一些做法也曾讓我擔心這種情況在我身上會出現，這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直到1979年，姐姐來信說三中隊的指導員還在告訴她，說我對“四人幫”的政治態度有問題，他們一直沒有放棄任何一個在政治上整我的機會。但后來我發現想讓造反派重蹈當年右派在勞改隊的覆轍是很難的了，現在人們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樣的愚昧。思想解放的涓涓細流一直在人們內心深處涌動，這是任何權力都無法遏止的。我從來就沒有覺得自己低人一等，相反我還感到一步步得到多數犯人的尊重，還有人以能進入我的生活圈子為榮。在我們心底里從來就沒有承認造反有罪，我們的精神始終沒有垮掉。如果我們自己垮了，那恐怕就會是另一種狀況了。自己不垮，誰敢隨便往你身上吐唾沫？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承受的只是第二擊，如果沒有當年右派承受了那太殘酷的第一擊，我們現在的處境要艱難得多，絕不可能活得像現在這樣多少還能保持一點自己的人格尊嚴，多少還能以自己的知識和才干贏得別人的一點尊重。這本身也說明了社會在進步，而幾十萬右派的慘重犧牲是其中的代價之一。

離家越來越近了，心跳也越來越快，太劇烈的心跳讓我在家門口停了好一會，做了幾次深呼吸，讓自己稍稍平靜了一點后，才舉手輕輕地敲門。還沒等我敲第二下，門就呼的一下開了，原來老父親一直顫顫巍巍地站在門口等著，看清是我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說，前幾次開門都不是你，一直在擔心你不能來，總算把你等來了。話還沒說完，已是老淚。

看著淚眼模糊、白發蒼蒼的老父親，我心里酸酸的，想哭。但想到今天是個喜慶的日子，強忍住不讓自己的眼淚流出來。一邊安慰一邊把父親扶進客廳坐下。也許是父親的情緒對大家有點影響，一屋子人都靜靜看著我父子倆。等父親情緒開始平和點后，客人們從心里涌出的那股濃濃的親情和友情立刻將我嚴嚴實實地包圍起來，這是十五年未曾感受過的氛圍。

幾個看著我長大的老人走過來。

“嗬喲，是李乾，一點都沒變，走在大街頭上一眼都能認出。李乾，還認不認識我？”

“你是張伯伯。”

“那我是誰？”

“你是六姨媽。”

“看來沒把你關傻。”

“怎么會呢，再怎么關，也不會忘記你六姨媽。”

一屋的人都看著我這個被關了十五年的人。上一次他們看見我時，我還是一個背著書包的學生，此時，歲月的流水已洗盡我當年的稚氣，壽筵的喜慶氣氛也難以完全遮掩多舛的命運給我罩上的那層無言的悲涼。

“伢，這多年你不容易，你爹媽更不容易。他們這多年是怎么熬過來的喲，特別是剛開始的那幾天，就像天塌下來了，幾乎是一夜之間，你媽的頭發白了，人完全變了形，我們都不敢認了。有段時間她經常拉著我們的手說，我這做人有個什么意思？我們怕她想不開，常著陪她到好晚才走。”

“當時住我們對面有個上海人，也是小孩給抓進去了，一時想不開，從涼臺上跳下去了。平時是多能說會道的一個人，出門總是梳理得清清爽爽的，多漂亮個女人，真是可惜了。我們就是擔心你媽，現在她總算有個盼頭，快熬到頭了。”

“你們在背后說我么事？我什么時候想不開了的？”我那可敬的母親一下子從廚房里出來，笑呵呵地問。

“沒誰說你想不開，你要是想不開還能在今天做壽星婆？我們都說當初虧你是怎么撐過來的，你有后福哇，今天你兒孫滿堂，兒子從那里面都能趕回來給你做壽。俗話說吉人自有天相，做了好事有好報，在你身上都靈驗了。”

“今天你是壽星你還在廚房忙個什么？來坐在這里，和兒子好好談談心。”

“就不要說壽星不壽星了，今天其實我和老頭子都不是主角，你們是主角。我們只是想借這個機會，把你們這些多年來一直關心我們、關心李乾的好人請過來熱鬧一下。有的雖說不是親戚，但跟親戚也沒有什么兩樣。我要親自做幾個菜，表示一點心意。李乾，等下你要好好敬一下這些叔叔伯伯。”母親說完又進了廚房。

此時我才看見燕妮丹和司子林正在客廳里等著，連忙走過去握住他倆的手。十五年來第一次見到燕妮丹。那個十五年前在警備區的會見室里一臉淚水的中學生不見了，那個時有驚世駭俗的超前見地卻稚氣時現的小女孩不見了，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端莊的學者，還是齊耳微卷的短發，還是明亮清澈的大眼，只是那雙眼睛在重逢的喜悅里透出幾分傷感。

司子林平靜地看著我。如果不是在這之前我曾去學校見過他的面，我會很難認出他來，一臉刻意不刮的胡子，讓人很容易想起特立獨行的大導演，完全沒有了昔日一介文弱的書生模樣。

“本來說好了的，那次和你在警司見面的三個人都來，舒國良臨時有事來不了，這真是一個遺憾。他委托我們代問你好，祝李媽媽和李伯伯健康長壽。”司子林說。

“你看他們這樣客氣，送來這樣一個大蛋糕。”姐姐走過來對我說，“他們不該這樣破費。”

這是一個在電影里才見過的生日蛋糕，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還鮮有過生日吃蛋糕的，那時他們的工資都很低，這一份禮我感到有點重。

“你也不是為你一個人的事坐牢，你父母跟我們自己的父母不都是一樣的？這幾年各忙各的也顧不上來看一下，現在送個蛋糕表示一下晚輩的心意是應該的。”燕妮丹說。

“你們在外面也不容易吧？我聽說過一些知青在下放期間的艱辛，何況你們又是背著造反派的身份，恐怕是雙倍的艱難。”

“那一段已經是歷史了。不過真要說起來也是一言難盡，我們是1968年底開始下去的。”

“對，我想起來了，就是那個時候我收到了燕妮丹的最后一封短信，信中說你們馬上要到農村去插隊落戶，第一批已經走了，第二批也馬上要走，說以后很難再來看我了。信是塞在一包紅沙糖里送進來的，傳東西進來的看守還問我來人是不是我的親戚？說要不是看她哭得那樣傷心，他是不會把那包糖拿進來的。本來聽了這話心里面已不是滋味，后來又看到這封信，心里一下子空蕩蕩的，人像懸在了半空中。”

“那時候大家心里什么想法都有，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都感到這一下去可能一輩子就交給農村了。我們會自顧不暇，怕你長時間沒有我們的消息產生一些什么想法，趕去給你送了那最后一封信。在回家的路上我們心里也是空蕩蕩的。我們都下去了，再難，還有同學在一起，相互有個支持、有個照應，把你一個人丟在里面，也不知是什么在前面等著你，想想都替你難過。”

司子林插話說：

“剛下農村時太年輕，不懂事，我那個小組一個女生都不要。班主任老師知道后寫信大罵我胡涂，說我怎么能這樣呢？一開始還不理解，后來發生的事情讓我們這些男生知道了由于自己的胡涂，讓班上的女生遭受了多少驚嚇甚至傷害。”司子林說起了當年下鄉時的幼稚。

燕丹妮接著說：

“你說到這里我想起一件事，有天吃過晚飯后我去找楊玉敏，從二隊到六隊還有點遠，天快黑時，大堤上迎面過來一輛自行車，人還沒過來那穢言穢語就飄過來了，自行車和我擦身而過。上面的兩個人一看就是鄉里那種混混。

也許是第六感覺在起作用，他們的眼神雖然只是一晃而過，但我感覺到了那不懷好意的眼神里隱藏著的危險。他們剛過去不久，趁他們沒有回頭望時，我幾乎是一個跟頭從堤上滾到堤下去的，剛好堤下有一片低矮的灌木，我顧不得會不會有什么蟲子蛇一類的東西，趴在里面動也不敢動。果然，沒幾分鐘，就聽見自行車騎過來的聲音，還聽見有人說，她走不遠的。聽到這話我當時駭得心里直顫，沒隔多久又聽見他們推著自行車回來，大概是追了一段路沒看見人又調頭回來找。聽見他們說怪了，人會跑到哪里去呢？他們用小石頭朝我藏身的這片灌木叢扔，希望能把我趕出來，幾次我都絕望了，死的念頭冒了出來。老天爺保佑，最后他們放棄了對這片灌木的搜查。

“在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好長一段時間后，我才慢慢地從灌木叢里爬出來，當時天氣已經有點涼，但全身卻汗透了。人本來就在恐懼中，再經風一吹，身上發冷腿發軟，路都走不動了。這時天完全黑下來，楊玉敏那里我不敢去，自己的隊也不敢回，黑燈瞎火的，怕在路上又碰到壞人，一時間我是感到那樣的無助，就像世界的末日到了。好在隱約看到不遠處有燈光，那燈光是我的一線希望，就深一腳淺一腳地朝那燈光小心翼翼地走去。”

“你不怕剛脫虎口又落狼窩？”

“誰說不怕呀？但我總不能在這荒郊野地里過一夜，總要去試一下。走了一程后，心不那么慌亂了，慢慢的也有了主意。走近了看清這里是個倉庫，不知道里面的情況，不敢貿然敲門，就躲在暗處觀察。等了好一陣子，門開了，里面出來個人解溲，我看清里面有十好幾個男人，年紀都不小，直覺告訴我他們對我沒有危險，等那個解溲的往回轉時，我從暗處走出來，在他剛要把門關上的時候我一步跨進去。

“突然冒出來一個女知青，里面的人嚇了一跳，此時我不怕了，那十幾個人倒是一臉的驚恐。我說外面有壞人在追我，這里安全，我要在這里躲一晚上，明天一早我就走。里面的人立馬說不行不行，你一個女學生伢，我們這一屋子男人，那怎么行？我說怎么不行？你們睡你們的，我在這里坐一晚上。他們說真的不行。但我不理，我已經鐵了心，在里面找了個板凳一坐，任他們怎么說，我就是不出去。最后他們沒辦法才跟我說了實話。原來他們是一群‘五類分子’在這里辦學習班，說留你在這里隊里知道了會罪上加罪。一聽說是‘五類分子’，我更放心了，相信在這里我絕對沒有危險，更不會走了。最后他們沒有法，派個人把辦他們學習班的負責人找來了，在聽我述說了情況后，這個負責人把我護送到一戶人家，告訴我這家人剛結婚不久，那男的非常本份，不用擔心有什么意外，我進門時，看見大紅喜字還貼在上面。那男的被趕到柴房臨時搭了個鋪，我和新娘子睡了一個晚上，那睡得著呢，兩個人談了一晚上家常。”

“沒想到你還有這樣恐怖的經歷，幸虧是有驚無險。”

“其實這樣的事，恐怖就那一下，過去就過去了。最難過的是在農村的最后一年，大部份人都招工走了，最后只剩下幾個造反派中的老大難。當時說我參與了跟北航紅旗韓愛晶的秘密串聯，政治上有重大問題，招工時死卡住我不放。人越走越少，經常屋里就我一個人，整夜不敢睡是常有的事。不是我父親最后想辦法把我弄出來，不知那樣的日子還要熬多久。”

“那次你父親來的神情在我的印象中非常深刻，那種對兒女的擔心和在那些土皇帝面前的斬釘截鐵至今還清晰可辨。”燕妮丹的敘述勾起了司子林對往事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