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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夜班面時在哪里？”

“車間。”

“有哪幾個人？”

“有我、王□□、張□三個人。”

“這就對了，別人說得很準確嘛。在一起你們說了些什么？”

“就說了夜班面條里沒有油這句不該說的話，其它再沒什么了。”

“沒說到‘四人幫’的事？”

“沒有。”

“你沒有說，他們兩個也沒說？”

“沒有。”

“李乾，別跟我兜圈子了，‘尸骨未寒’這四個字不是你說的？”

“涂干部，我雖是運動案子，但我是刑事犯罪，我不可能說那些話。這肯定是有人立功心切，用栽贓陷害的方式想達到他減刑的目的。”

“你敢對質？”

“當然敢。”

“李乾，你不要嘴硬，門不要關早了。我還是給你一個機會，先回去想一下，想好了來找我，不過要快一點，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時間不等人。”

我心想別看他最后說是給我機會，那是在給他自己找臺階下，我沒有給

他留一點希望，這位涂管教應該死心。我完全想錯了。

幾天后我又被叫到中隊辦公室，里面有三個我不認識的人，中隊新來的一個年輕干事坐一邊。

來人在核實了我的身份后，一臉的嚴肅：

“我們是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你要老老實實回答我們的問題。說說耿祺華，寧漢文，何儒非，柳英發(fā)在‘12.5事件’中的情況。”

這個問題我不知回答和寫了多少遍，怎么還來問？我們的問題不是已經處理了嗎？怎么又翻出來了？看來幾個月前我就想過的事情兌現(xiàn)了：對耿祺華、寧漢文、何儒非、柳英發(fā)，不是他們不想下手，是他們不能。現(xiàn)在他們能了。我實事求是地說了一遍，他們好像很不滿意，一遍又一遍地開導我：

“李乾，你不要以為你把責任自己扛下來，他們在外面就能保你，告訴你吧，現(xiàn)在他們自身都難保，你現(xiàn)在只有依靠我們，檢舉揭發(fā)他們，才有可能得到寬大。聽明白沒有？”

“聽明白了。”

“那你說吧。”

“我知道的我都說了，我再沒有什么可說的了。”

“看來可能你真的是忘記了，我來提醒你一下。”說著他從卷宗里抽出一份材料，翻到其中一頁念到，“‘在新禮堂門前，耿祺華對李乾等人說：你們只管去打，打出事來我負責。’你想起來沒有？”

“不記得耿祺華說過這樣的話。”我心里在罵這伙人怎么敢這樣明目張膽地誘供、陷人入罪？但還是盡可能平緩地說。

“你怎么這樣傻呀？這樣一來你的責任不是要輕多了？”

“這不是哪個責任輕和重的問題，在我的記憶中根本沒這個事。”

“我告訴你李乾，你保他們沒有一點用，這只能說明你的態(tài)度惡劣。外面的形勢你還不清楚吧，告訴你，你們的總后臺‘四人幫’已經垮臺，你們犯下罪行要徹底清算。你承不承認都絲毫不影響這事實的存在，耿祺華是‘12.5事件’的主謀，這就是法律的結論。”

“你們根據(jù)你們的事實得出你們的結論，我只能實事求是地說出我知道的事實。”

想誘我上套，沒門。

來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沒想到有人接著來了。

半個小時后我再次被叫到中隊辦公室，一去就見那位涂管教在里面等著。看得出他是聽說法院來找我后急匆匆趕來的，還在那里整理他的呼吸。可惜來晚了一步，法院的人已經走了。他一臉的懊惱，沒能借用法院的人在場的機會對我施加壓力。

他這次開門見山，沒跟我兜圈子：

“剛才市法院來找了你？”

“是的。”

“我們勞改部門在法院面前說一句話是很管用的，你的態(tài)度決定我們在法院面前怎么說。前幾天問你的問題想好沒有？現(xiàn)在對你來說是個關鍵時刻，從重從輕就在你此時的一念之間。”他兩眼死死盯著我，一句一頓地把這幾句話說完。

我毫不躲避他的目光，同樣一句一頓地對他說：

“涂干部，我就實話跟你說了吧，你不要再費這個心了。我李乾到了這一步，態(tài)度好壞不起任何作用。法院真要殺我的頭，不是你一句話能保下的，也不是我態(tài)度的好壞能決定的；法院不要我的命，別說那幾句話無證無據(jù)，就算你所掌握的那幾句話證據(jù)確鑿，也改變不了什么。”

對這位想趁人之危、逼人就范的涂干部我實在有點忍無可忍了，上面這一通話脫口而出，我要一勞永逸地讓他停止對我的糾纏。只是有了那次戴銬子的教訓，另外一句話我沒說出口，那就是：我根本不在乎對我的從嚴從寬，能決定我命運的法院引誘我作偽證都碰了一鼻子灰，你算什么？！

這位涂干部一下子愣住了。正滿懷信心等著獵物落網(wǎng)的他，壓根沒想到他的獵物能如履平地一樣走過他精心設計的陷阱，徑直來到他面前，當頭給了他一盆不乏揶揄的涼水。詫異和意外讓他那本來極具攻擊性的目光一點點收斂，直至完全消失，聽完后他一聲不吭，慢慢背過身，辦公室里好半天沒有一點聲音。我以為他緩過神來后會惱羞成怒、暴跳如雷，把我大罵一通，甚至還會有什么措施，就靜靜地等候著暴風雨的降臨。誰知他沉思了好一會后，背對著我說：

“你這樣想也有道理，回去吧。”我想他此時的臉色可能很難看。一個勞改隊的管教在他所管的人犯面前就是君臨天下，予取予奪，說一不二的。在這種冒犯面前能夠忍下來，不容易，這有點驟然臨之而不驚的味道，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我對他的憤怒里有了一點欽佩，盡管有可能他只是在放長線釣大魚，在等一個更有殺傷力的機會。自此以后，這件事他再也沒找過我。

其實我對“四人幫”的態(tài)度是十分矛盾的。

從1967年王洪文率領工總司殘酷地攻打、鎮(zhèn)壓上柴聯(lián)司時起，我就認為他和我們不是一回事，支持他的張春橋、姚文元，我也沒有什么好印象。造反派除了在1967年到1968年外，從來沒有被哪個當權者看作是自己的一支力量。“四人幫”從來沒有把造反派看是他們的人，是他們的隊伍，是和他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力量。他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更沒有這樣做過。要不然全國的造反派哪會在他們垮臺前就已經那樣悲慘？這也不奇怪，他們追求的目標和造反派追求的目標不是一回事。他們追求的更多的是權力，造反派追求的更多的是人的解放。被稱為“走資派”的那些人心里多清楚，別看曾思玉是外地調來的，百萬雄師的出現(xiàn)跟他個人沒有一點關系，但他就是知道百萬雄師是他們的基本隊伍，他清楚實際上他將和百萬雄師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根本不管中央說什么壞頭頭不壞頭頭，殺人兇手不殺人兇手的，不僅放出去而且還要升官，多有膽有識。八大軍區(qū)司令員對調，曾思玉走了，他的繼任者同樣深知這個道理，放誰抓誰涇渭分明。“四人幫”心中有誰？誰也沒有，只有他們自己，他們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他老人家一世英明，怎么最后也搞了一個清查“5.16”？怎么搞了這樣一個大冤案？在我看來這是自毀長城。這本來就是一個既定的戰(zhàn)略安排還是一個不得已的讓步？我不想去搞清楚，也搞不清楚。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四人幫”怎么能不垮臺？

文化革命其實早在1968年7月就結束了。標志性的事件就是幾萬名工人宣傳隊隊員進駐清華園。造反派從此在全國范圍內被打入另冊。其后的八年充其量只是文化革命的余波，只是不斷地整肅和善后，只是對造反派接二連三地分化和鎮(zhèn)壓。**他老人家去世后“四人幫”的被抓，是八年清算的繼續(xù)，是在八年清算基礎上的最后一擊，也是一直在清算“另類文革”的人自己被清算。想找到真心擁護“四人幫”的造反派很難，但他們的被抓，預示著本來就十分悲慘的造反派的處境將更進一步惡化，并且不知道要惡化到哪一步，造反派對這件事的抵觸是情理之中的事。

［注釋］

①“四人幫”：指王洪文（曾任**中央副主席,后被特別法庭判處無期徒刑，1992年8月3日因肝病死在秦城監(jiān)獄）、張春橋（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后被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2005年4月21日病故）、**（**的夫人、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后被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1991年5月14日自殺身亡）、姚文元（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后被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2005年12月23日病故）等四人。他們于1976年10月6號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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