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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從“一小撮”走過來的紅十月

這是一個不眠的夜晚。\\wＷw。ＱΒ5。C0m\

也許是隱約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和復雜性，我躺在被子里思前想后，想理出個頭緒來。太意外了，對坐牢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時，坐牢并沒有真的發生；自認為大局已定時，卻一個晴天霹靂把自己打入這樣一個難以忍受的世界。

從”九.二-四絕食”算起，這一年多來經歷的風風雨雨不算少了。如果再往前推一點，1965年夏天就感到渴望已久的、能跟隨**干革命的機會來了。當袁子斌告訴我**說的“……我們這一代人將參加親手埋葬帝國主義的戰斗，任重而道遠……”這一段話時真是感到熱血沸騰，一股激情在胸中不可遏止地涌動。我們如饑似渴地學習革命理論，我們刻苦地鍛煉身體，我們認真地學好每一門功課，我們以極大的熱情迎接每一次太陽的升起。記得有一次我們班上二十幾個同學到武漢大學游泳池游泳，返回學校的路上，我們自覺地排著整齊的隊伍，精神抖擻，意氣風發，一路高唱《我們走在大路上》、《打靶歸來》等革命歌曲，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嘹亮的歌聲贏得沿途不斷的掌聲和喝彩。

為革命而學習，我們認真刻苦主動。在一次數學課上，陸老師布置我們做書上的一道題，然后要我們上臺演示，看誰的解法最簡單。在她認為最簡解法已經出來準備結束時，我突然悟到一個更簡單的方法舉手要上去演示，她有點疑惑地望了我一下后還是讓我上去了。我的演示寫出來，思路非常巧妙，比前面的方法都簡單。課后她特地走到我座位前很高興地對我說：自這道題上這冊教材十多年來，你的解法是最簡單的，之前還沒見過。搞教改時，化學課的張老師問誰愿意上來講一堂課？我第一個舉手。在她的指導下，我用了一整個星期天跑書店，找資料，認真備課，那堂課同學們的注意力特別集中，效果出乎預料的好。易鐘英校長，這位連續兩屆的全國人大代表還特地在會上說到這件事。

1966年元旦武漢市要舉行萬米長跑，學校先搞了一場選拔賽，初中部就只我一人參加，結果高中部參賽的大哥哥一大半都被我甩在后面。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來后，性格決定了我很關注這場火藥味非常濃的討論。文化革命的風暴吹到了學校時，我把班上運動組織得有聲有色，大字報貼得鋪天蓋地。總之，各方面我都要努力做最優秀的。可是怎么突然間我成了教育革命工作組排斥和打擊的對象，把我排除在革命隊伍之外？我一下掉到冰窟窿里。工作組還派人到我父親的工作單位去調查，看能不能找到我成為**革命的內在原因，從一個老工人身上能找到什么？說我個人主義膨脹，跟黨對著干，已滑到了**革命的邊緣，離**革命只有半步之遙了，這還是因為出身好，要不然就是**革命。還要開什么會來幫助，說是把我從**革命泥坑往外拉，實際上就是往我身上潑臟水，我不承認，我不甘心，憑什么不讓我革命？憑什么說我是半個**革命？難道就因為我太向往革命，太投入太專注而沒有看臉色行事？難道我對黨對**的感情就比誰差？“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曲《東方紅》，唱得我們這一代人除了一心一意跟**走外就再沒有別的念頭。

六年前我讀小學三年級時有這樣一件事。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很苦，生活中饑餓像影子一樣無時不在。一天放學前，一個低一年級的學生領著老師到班上來朝我一指，我被帶到校長辦公室，在反復盤問無結果后，班主任送我回到了家里。后來從母親口中知道是學校出了“打倒□□□”的反動標語，那個學生指認看見是我寫的。盡管班主任認為我一直是班干部，學習優秀品行端正，但為了排除那怕萬分之一的可能性，學校和家長想了一個絕招：半夜在我睡得正香時把我喊醒，趁我迷迷糊糊時候問：有人要打倒□□□怎么辦？我脫口而出：抓起來槍斃。學校不再在我身上費力氣了，轉身盤問那個指認的學生，還沒過幾招，那學生就把真正作案的人供出來了，原來他們是一伙的。

對**的崇敬和對**的熱愛真可以說是溶化到了我血液里，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都沒有變過，可怎么現在硬要把我往**革命圈子里推呢？記得那段時間多難，成天心里像壓著一塊鉛，每天下午我都要跑到長江里去游上兩個小時，只有在長江里劈波斬浪時，心里才能稍稍好受一點。

《十六條》我是在守橋部隊的巡邏艇上聽到的，那天我和高中十幾個同學每人背個籃球從平湖門下水橫渡長江，從大橋的第四和第五個橋墩中間穿過后，在已經離岸不遠時被守橋部隊發現，一個個從水里被拉到快艇上。在等待核實我們身份的時候廣播響了，我聽到了《**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要保護少數的內容讓我隱約感到事情可能會有轉機。緊接著首都南下串聯的學生來了，他們帶來的消息雖然我聞所未聞，但卻是我心底里最期盼的，北京來的東風吹去了我心里的陰云，原來在北京，**早就為像我這樣的“**革命”平了反，不是我們在**革命，而是工作組在壓制革命、在鎮壓革命。湖北大學，特別是首都南下學生聯絡站所在的湖大31號樓成了我幾乎每天必去的地方，聽他們的演說、聽他們的辯論就像聽革命的福音，我向他們講述我的遭遇，訴說我的不平和苦悶。他們告訴我文化大革命不是一輪新的“反右”運動，是**領導全國人民反修防修，是**號召全國人民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保證中國千秋萬代不變色。接觸多了，我和南下“一小撮”的頭頭趙桂林、傅軍勝成了朋友，成了他們忠實的追隨者和擁護者。我第一次上北京就是住在趙桂林的宿舍里，他在下鋪我在上鋪，他像兄長一樣關照我。

一想到趙桂林，”九.二-四絕食”前后的經歷又出現在眼前。

“九.二-四絕食”我是第二天中午知道的消息。當時我正在學校看大字報，聽旁邊有人說南下的學生正在省委十三號樓前鬧事，就跟當年的右派一樣。我連忙問是怎么回事。原來9月1日湖北省委在工業建設廳召開多數派紅衛兵會議，省長張體學表示：湖北省的運動是**主席親自領導的，省委是個大紅幫，指責南下學生是壞人，運動后要劃為右派，要送去勞改，說他不當省長要去當勞改隊的隊長。南下學生得知后非常氣憤，集聚在省委宣傳部所在的那棟樓前要求張體學出來為“南下一小撮”平反并回答學生幾個問題。但張體學拒不出來，南下同學被迫采取絕食的措施。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心想人家千里迢迢到來武漢支持我們，人家圖的什么？雖然現在贊同他們觀點的人不多，但決不能讓他們感到孤立，我已經是**革命了，還怕什么？聲援他們去，以后說我是什么都認了。

趕到十三號樓時人還不是很多，約兩百人左右，大家席地而坐，我找了一個空位子坐了下來。會場前面有一張桌子，上有麥克風，不時有人上去宣讀給中央文革的告急電和對湖北省委的抗議書，高呼表達我們要張體學出來的心愿和對湖北省委不滿情緒的口號。趙桂林、傅軍勝等絕食火線指揮部的學生領袖慷慨陳詞，贏得一陣又一陣掌聲。更多的時候我們淚流滿面，一遍又一遍地唱起“抬頭看見北斗星，心中想念**。”

這里的人有的已經餓了一整天，喉嚨早開始沙啞，到了晚上，天上飄落下一陣細細的雨點，初秋的寒氣不斷地襲來，對只穿著單衣的我們來說真可謂饑寒交迫，陸續有人昏倒被抬出去，但緩解后他們又堅持坐進來，曾有省委工作人員拿來面包和水，但沒人理，也有人跑來大聲指責我們別有用心，有一個女中學生聲淚俱下地說這么好的省長、這么好的省委你們都要反，你們安的什么心？沒有誰理她，我心想把你打成**革命試試看？我們懷著一腔熱血，只不過是希望**的光輝也能照到我們身上，只不過是希望張體學能出來見我們一下，承認我們不是別有用心的**革命就行了。**都多次出來接見紅衛兵，支持我們的革命行動，贊揚我們的革命首創精神，你張體學有什么理由不出來呢？絕食持續到四號下午，虛脫的人越來越多，張體學不僅不出來，還傳出消息說湖北省委認定我們的絕食行動是**革命行為。火線指揮部認為絕食再繼續下去已經沒有意義，決定停止絕食，上北京告張體學去！這時參加絕食的學生已經增加到近千人。我一天多時間滴水未進，在站起來的那一瞬間感到天旋地轉，差點倒下，走路都沒有一點感覺。在身體都那樣虛弱的情況下，我們還是一路高呼口號，隊伍一直游行到水利廳附近才解散。

在南下學生的強烈要求下，湖北省委勉強給了一節裝行李的悶罐車皮讓他們去北京，我準備和趙桂林他們一起去。9月6號上午我們從湖北大學列隊出發，一路上我們高喊炮轟湖北省委的口號，引起沿途很多市民的駐足觀望，用一種驚訝的眼光看著我們，顯然沒想到有人敢明目張膽地炮轟省委，這是不是右派翻天了？！

我在武昌南站被我校的紅衛兵糾察隊攔住，說不是南下的學生不讓上車，趙桂林據理力爭說上北京是**賦予的權力，誰也不能剝奪。但沒用，他們不跟你講道理，我第一次感到了道理在武力面前的無奈。我握著趙桂林的手淚水直流，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上車。在我極度失望的時候，一個人走過來說他是湖北大學紅八月的叫賈培培，問我還想不想去北京？賈培培當時是湖大有名的“一小撮”，他曾貼出大字報，一個人要和湖大的官辦“文化革命委員會”辯論。我成天泡在湖大，當然知道這人，只是未曾接觸過，一聽說是賈培培馬上就有一種完全的信任，感到有了希望，連忙說當然想去。他說你照我說的做保你能去北京。我問怎么做？他說你先假裝朝車站外面走，趁那伙糾察隊不注意的時候偷偷返回來藏在車站的花壇里，然后再聽他的安排。照他說的我返回后躲藏在花壇足有半個多小時，賈培培就像沒事人似的在附近踱來踱去，突然他走過來說快出來上車。這時汽笛已響，那伙糾察隊以為已勝利完成任務，撤一邊去了，我在最后一分鐘跳上了火車，當我再次握著趙桂林的手時忍不住又一次想流淚。

終于到了北京，那種喜悅的心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像我這樣第一次到北京的人。為了滿足我們要看看**的愿望，接我們的大客車特地從**前走過，沒想到**遠沒有我們在電影的畫面里感覺到的那樣大，不少人脫口而出：比想象的小多了。

9月7號晚上，周總理、陶鑄等中央首長在中國人民大學操場接見了我們。當時在場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數千人，大會組織者特地把來自武漢的我們安排在了最前面，景仰已久的中央領導人就在我們面前。周總理最先講話，當我聽到“你們昨天的大會，因為我們沒得到消息，沒傳到我們手中，很對不住你們，讓你們白白等了八個小時，我們覺得很抱歉，所以今天我們聽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告訴我們這件事，我們馬上決定開這個大會”時，對比在“9.2-4絕食”事件中湖北省委的態度，我眼淚簌簌地流了下來。周總理儒雅的風度使我著迷，他指揮我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神韻和豐采只能用完美來形容，那場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

在北京走了幾個學校，感覺完全不一樣，這里的空氣都是自由的，完全沒有了在武漢所感到的那種壓抑。

9月8號陶鑄接見傅軍勝等九名南下學生的代表，他批評了湖北省委對待南下學生的態度，作出了明顯有利于“一小撮”和“少數派”的三點指示。

帶著勝利的喜悅我們回到了武漢。我們人還沒到，陶鑄的三點指示已經傳遍武漢三鎮，少數派有點要翻身的味道。但沒過一天，鋪天蓋地的傳單和大字報說我們是造謠，湖北省委拿出了內容完全不同的陶鑄四點指示。陶鑄當時是政治局常委，僅次于周總理的第四號人物，無疑是湖北省委在造謠。這樣我們同湖北省委的對立情緒更大。

在湖大期間，結識了不少支持南下“一小撮”的中學生，人數也不算少，只是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不能形成戰斗力，幾次醞釀成立武漢市的中學生“少數派”組織，但最后都沒有結果，我感覺到這是由于沒有根基的原因，建立“少數派”的組織要從自己的學校開始。這想法和我校的許多“少數派”不謀而合。《紅十月造反公社》已是躁動腹中的嬰兒，誕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1966年10月１8號下午，在原外語教研組的辦公室里，我們十幾個“少數派”的學生坐在一起，從初三到高三的每個年級的學生都有，正式商討成立自己的組織。在“血統論”甚囂塵上的時候，為了不給對方辮子抓，盡管我們對“血統論”是不贊成的，但還是注意了對這十幾個人出身的了解。

我們是在行使**給我們的神圣權利：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革命。這是一批有思想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只是簡單地重復過去，都想有新意。

大家七嘴八舌地邊說邊議：

“成立組織總得有個名字，先把名字定下來。”

“當年馬克思高度贊揚了巴黎公社和巴黎公社的原則，我們的組織要以巴黎公社為藍本，不要叫什么戰斗隊，就叫公社。”

“**說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我們就是要造修正主義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造湖北省委的反，這個公社叫造反公社。”

“現在是十月，這個公社是十月誕生的，就叫十月造反公社。”

“十月是紅色的，共和國就是在十月誕生的，前面要加個紅字，叫紅十月造反公社。”

“這個名字好，有氣勢。”

“我們這個組織是紅衛兵組織，這點也應該表示出來。”

“我們要和“三字兵”區別開來，紅衛兵前面要加上**思想幾個字，我們是**思想的紅衛兵。全稱就是《紅旗中學**思想紅衛兵紅十月造反公社》。”

這個名稱大家一致通過，這些“一小撮”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組織，再不是一盤散沙了。有人接著說那我們采取什么樣的組織原則呢？

各種意見又出來了：

“還是要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