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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回答說：那沒有什么吧！

在周恩來看來，彭德懷的信，是一種正常的情況。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懷相通的。他曾經對身邊的同志講過：彭總的信反映了一些實際情況。

不料，7月23日，**在會上錯誤地批了彭德懷，認為這封信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根據**的意見，會議轉向了對彭德懷等“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周恩來原來進行的平衡和調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斷了。接下來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開展了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斗爭，還發出了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產大**”，超額完成計劃。

廬山會議之后，接著在全黨開展了一場“反右傾”斗爭。這期間，周恩來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發表意見。這次反右傾的結果，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了嚴重損害，在經濟上使“左”傾錯誤更加發展，并延續更長時間。

反對右傾的運動，使經濟戰線上一些敢講真話的同志幾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959年的路子繼續1958年的走，繼續“以鋼為綱”，擠農業，擠輕工業，擠人民生活，市場情況越來越緊張。1960年又是高指標，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要動員7000萬人搞鋼鐵。1958年到1960年這三年“大躍進”，實際上是我國經濟建設史上的三年大冒進。積累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創歷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資總額超過“一五”期間投資總額的1．5倍，而農業總產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國國民經濟的比例遭到嚴重破壞，給國民經濟造成極大損失。再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1960年7月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我國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困境：物資缺乏，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人民生活困難。

在困難時期，為了安定團結，周恩來經常主動承擔大辦鋼鐵、“大躍進”的錯誤的責任，經常自己作檢討。他常說，國務院領導負有主要責任，井鼓勵大家緊密團結，戰勝困難。

有同志對他說：“總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擔在你的身上。”

周恩來說：“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

面對嚴重的困難，周恩來親自掛帥，指定國家經委和有關各部領導人成立生產調度十人小組，每晚開調度會，會后向他匯報，第二天清晨傳達指示。如動用國庫解決短缺物資；組織增產節約；緊急調用車船搶運救濟物資；甚至煤礦上因糧食供應不足，擠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糧問題，調度小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糧食補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來領導下，為了渡過困難的歲月，這個小組作了許多工作。

困難時期，周恩來突出地抓了糧食問題。

1960年糧食產量是2800億斤，比1957年的3900億斤減少了三成。那時候，全國糧食供應十分緊張。全國6億人口，城市人口1．2億多，“大躍進”多了2900萬人進城吃商品糧。國家需要有360億到400億斤的糧食庫存，才能調配得開，保證正常供應，而1960年國家庫存只有180多億斤，除了供應城市外，農村還需返銷上百億斤糧。有的大城市如沈陽、大連只有幾天的存糧。許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來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每周要召開三四次會議專門討論糧食問題。他要秘書制定了一張像“哈達”那樣的糧食大表，上面記著各省、市的糧食數字。他對表上的數字記得非常清楚，根據實際需要和可能，親自決定向備地調撥糧食，并且下決心進口糧食、精簡2000萬人下鄉，這些都得到**中央的同意并作出決定。

為了渡過困難，周恩來抓糧食抓得很細。當時的糧食部部長，一個星期要被找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好幾次，主要是談糧食問題。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時晚上九十點鐘或十一二點鐘去，談到凌晨三四點鐘。在深夜，鄧穎超就送去一些餅干等，偶爾也端來一小碗素掛面。這都是周恩來自己出錢，不向國家報銷的。那年月，中央經常召開的討論糧食問題的會議，都是由周恩來出面的。所以**說過：管糧食、管吃飯的分三線。糧食部在第一線，由他們先同各省區協商，能夠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線是**，糧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請出來。第三線是周恩來，**同他們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總理請出來。于是，周恩來就把糧食部領導人帶上去拜訪，一個省一個省地定。那時，調動600萬斤糧食，都要報告周恩來。

周恩來直接抓糧食工作，是從1959年開始的，大約一直抓到“文革”開始。糧食情況開始好轉，是在1964年以后，產量逐漸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億斤左右，城市供應比較好了。為了解決6億人民要吃飯這個大問題，周恩來在那幾年中確實是操碎了心。幾年工夫糧食問題逐漸解決了，然而周恩來明顯蒼老了。

“大躍進”導致國民經濟比例的重大失調，到1960年，眼看這種“躍進”已經不能再維持下去了。這年7月，在**中央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提出來要對國民經濟進行整頓。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國家計委黨組四次向周恩來匯報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意見。國家計委原來提的意見是：“1961年是經過‘大躍進’后的一年，根據中央上海會議和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國民經濟隨著重進行整頓、鞏固和提高”；“編制明年計劃的方針，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周恩來聽取匯報后，改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不但補充了“充實”的內容，而且把“整頓”改為“調整”，使內容更加廣泛，突出了扭轉比例失調的含義，更切合當時經濟形勢的需要。這個方針，在1961年1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正式通過了。

1961年9月，**中央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周恩來在會上進一步提出，這三年的缺點錯誤最集中的表現是指標定高了，建設規模搞大了，調整首先是調整各種比例關系，當前調整的主要任務是：第一，決定退夠，留有余地；第二，重點調整，打殲滅戰；第三，全面安排，綜合平衡。后來，他在1962年3月舉行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進一步強調八字方針是“以調整為中心”，“是一個既從當前實際情況出發，又為長遠打算的積極的方針”。“在我國前幾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大發展中，出現了許多不協調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不協調的現象，為了鞏固已有的成績，為了給以后的國民經濟的新的大發展創造條件，就必須用一個較長時間，即用幾年的時間，通過綜合平衡、全面安排，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

中國60年代初的經濟調整時期，正是國際上風云激變的多事之秋。中蘇兩黨、兩國的關系急劇惡化，中印邊境發生爭端以至中方被迫自衛還擊，美國瘋狂擴大侵越戰爭，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風起云涌。為了反對國際上的霸權主義，支援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保障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和平環境，周恩來不得不經常忙于處理大量的緊迫的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調整經濟的任務十分繁重復雜，周恩來認為自己既然是政府總理，就責無旁貸。他毅然地挑起了領導經濟調整、親自指揮調度的重擔。他向干部們闡述多難興邦的道理，號召大家同心同德，團結一致，戰勝困難，勤儉建國。1960年10月，他親自主持起草**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11月間又主持制定**中央《關于徹底糾正“五鳳”問題的指示》。這兩個文件的頒發執行，對于當時剎住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調整人民公社內部的生產關系，穩定農民的生產情緒，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62年1月討論起草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書面報告時，周恩來對所有制問題提出，應該“把所有制的改變要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覺悟程度來決定的意思寫進去”。這個思想，是對于多年來農業上的“左”的錯誤的總結和批評。

八字方針的具體內容，完全是為著解決嚴重失調的比例關系的，主要是解決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和農輕重比例關系。對這個方針，從提出到貫徹執行始終存在著爭論，中心是調整是否必要。周恩來堅持了這八字方針，措施堅決，國家的經濟回升得比較快。到1963年冬討論1964年計劃時，又有人提出說調整任務已經完成了，又可以開始躍進了。周恩來認為還要調整，要一直調整到1965年。到1965年，我國糧食總產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工農業總產值比1957年增長59％，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基本上恢復正常，市場供應顯著改善，物價穩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經濟工作走上了軌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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