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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陳炯明叛變，汪精衛隨孫中山到了上海，再奉派往東北與張作霖接洽。行色匆匆，仍然懷念方君瑛，日形憔悴，往往觸景傷情。對于陳璧君，除了偶爾回家探望兒女外，根本不予理會。陳璧君為了讓汪精衛回心轉意，除了十分善視曾醒姐弟及方君璧外，盡量找機會接近孫中山。1923年，孫中山回粵，次年籌辦黃埔軍校，陳璧君乘機籌獻一筆巨款，補助建校之用。在孫中山先生的贊許、勸解之下，汪精衛才和陳璧君和好如初。然而，因方君瑛之死造成的二人之間心靈上的裂痕卻無法愈合了。

汪精衛因想念方君瑛，之后經人介紹認識了模樣酷肖方君瑛的女子——施旦。

陳璧君從廬山歸來后，發現有個酷似方君瑛的美女施旦接近汪精衛，于是與汪寸步不離。汪又不好發作，只有徒然生悶氣。1935年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被人行刺受傷，不得不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出國醫治，醫生說他只有10年壽命。翌年底回國，心情很壞，常對陳璧君怨言相向。之后，施旦在汪宅成為重要的人。陳璧君在家，她也落落大方地來往，盡量承順陳的顏色，陳因她是有夫之婦，他的丈夫又是汪的親信，也以為她有巴結自己的意思，尚未想到她和汪精衛之間已有相愛的成份，所以對她尚好，一切相安無事，甚至陳璧君還托她在自己不在時多照顧汪精衛的生活。于是，施旦做了汪精衛的情婦。

抗戰爆發以后，日本對汪精衛開始誘降。10月，武漢、廣州失守，汪精衛認為抗戰必亡，力主與日本謀和，他的主張未被蔣介石接受。在日本人的暗中策劃下，汪精衛下決心離開重慶，于同年12月21日抵達河內。次日，日本政府發表“近衛三原則”，提出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口號。汪精衛乃于12月28日發表他響應“近衛三原則”的“艷電”。1940年底，汪精衛又以賣國的《中日關系基本條約》為基石，登上了“國民政府主席”的寶座，從而墮落為徹頭徹尾的大漢奸、大賣國賊。充當為千人指、萬人罵的漢奸，日子是不好過的。汪精衛心情沉重，脾氣暴躁，更需要尋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又常常想起因抗戰而闊別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聽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已在香港和她丈夫離婚了。

不久，陳璧君為她的弟弟陳耀祖爭取到汪偽政權的廣東省長，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導員的名義到廣州去，做了陳耀祖的太上皇。

之后，施旦在汪精衛的身邊，身兼三任：汪精衛的情人、秘書和管家。

陳璧君獲知后，跑到汪精衛辦公室又哭又罵。汪精衛一反常態，大發脾氣：“當年你逼死方君瑛，現在又想逼死施小姐，你如再鬧，我就與你離婚！”聽說汪精衛要同自己離婚，陳璧君有些害怕，不敢再鬧下去了。施旦也不是個簡單人物，聽說陳璧君在汪精衛的辦公室里大鬧，便主動來見陳璧君，對她說：“陳大姐不必發怒。其實汪先生并非真正愛我，他是把我當成方小姐來愛。我與汪先生為肉欲談不到，為財物也非我所欲。我無非仰慕汪先生，愛惜汪先生，并無利益可圖，但對你卻有好處。起碼我和汪先生相處時，能夠使他浮躁的心情得到安定，使他自覺生氣勃勃。你如因此和他翻臉，對你未必有利。”施小姐不緊不慢的一番話，竟使自恃精明能干，從不饒人的陳璧君無言可答。陳璧君自覺紅顏已老，必須正視現實，她最后只好答應施旦留下來。

期間，有一天，汪精衛穿上便服，上街散心解悶。他看見路旁有一個測字攤，寫著“字有三解，可知一生”八個大字，他就隨手抽一個“哥”字，請測字先生給他占算。測字先生說：“哥者，兩‘可’相連，第一解：可父可師；第二解：可敬可佩。”汪精衛聽后覺得自己地位顯赫，確實“可父可師”，又想起少年時曾有行刺清攝政王的壯舉，也的確可敬可佩，認為測字先生確實有水平。于是便急不可耐地向測字者追問“哥”字的第三解，測字先生只說事涉天機，拒絕透露，汪精衛也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便怏怏而去。

第二天，汪精衛再次到測字攤前，已不見測字者的蹤影，只見地上用白粉寫著八個字：“哥字三解，可殺可剮。”汪精衛如當頭挨了巨棒，腦袋快要炸開，然后匆匆離去了。

后來，病情劇變，不但發高燒，而且舊創痛得幾乎不能行動。施旦不但要護理他，還要陪伴他批閱公文。

汪精衛知道生命快到盡頭，赴日醫冶，只是盡人事而已。而去日本只能陳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離開施旦。施旦卻勸他應盡快赴日就醫。

汪精衛到日本，病情突然惡化，陷入昏迷。汪精衛在自己彌留之際，口中不斷呼出方君瑛和施旦的名字。

施旦明知自己在汪精衛的心目中，只是方君瑛的影子，絕不可能和他結合，仍然不惜拋棄丈夫，拆散家庭，對汪精衛付出全部感情，真的似乎是方君瑛再生了。然而不同的是：方君瑛熱戀汪精衛，是向一個當時享有革命家聲譽的汪精衛獻出少女的情懷；而施旦之鐘情汪精衛，汪已是一個為國人所不齒的漢奸了。為一個漢好而作出如此犧牲，可悲！

辦完喪事，陳璧君帶著一群親信，回到廣東。不久日本天皇下詔，宣布無條件投降。陳璧君躲在廣州家里，度日如年。

就在陳璧君陷入絕望之時，一位不速之客——鄭介民（國民黨軍統局廣州站主任）敲響了褚公館的大門，稱是奉戴笠之命迎接汪夫人。不料卻中了戴笠的圈套。陳璧君被押往南京看守所，開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據《江門日報》刊載的《陳璧君末日的故事》，1945年12月6日，國民政府頒布了《懲治漢奸條例》，明令由各省區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審理漢奸案件。條例規定，凡犯了通謀敵國十二項罪行中的一項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1946年2月16日，徐文祺對陳璧君說：“汪夫人，請您預作準備，明天上午9時離開南京去蘇州。”

第二天上午，陳璧君及褚民誼、陳公博乘囚車去火車站轉乘火車到蘇州，被押入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

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經多次偵查，以漢奸罪對陳璧君提出檢控，列舉她五大罪狀。

1946年4月16日，江蘇高等法院公審陳璧君，由于她是汪偽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蘇州市民傾城而出。正如《申報》報道：高等法院滿坑滿谷，爭看頭號女漢奸。

審判長孫鴻霖、檢察官韋維清、推事石美瑜與陸家瑞、書記官秦道立等入庭開座。陳璧君在法警挾護下，由候審室進入法庭。讀完起訴書，審判長問：“被告有無答辯？”

陳璧君拒不認罪，與檢察官展開針鋒相對的舌戰，矛頭不時指向蔣介石。她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占領區，并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什么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之后，審判長在法庭上宣讀對陳璧君的判決書，當讀至“處無期徒刑”一句時，陳璧君說：“我有槍斃的勇氣，無坐牢的耐心！”最后，審判長說：“被告對本判決如是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訴。”

陳璧君高聲說：“我當然不服，但我絕對不會提出上訴。判我無期徒刑，是最高當局早就決定了的，不過借你的嘴巴宣布而已。即使上訴，絕無可能更改。這一點，我比你們更清楚。”

上海解放后，陳璧君從蘇州押解到上海提籃橋監獄。《汪精衛全傳》記述：宋慶齡與何香凝在政協會議上找到毛澤東、周恩來，為陳璧君說情。宋、何與陳璧君私交很深，在汪、陳結婚時，何香凝還曾做過陳璧君的伴娘。

何香凝對毛澤東說：“汪精衛叛國投敵，陳璧君也跟著一起跑，當了漢奸。但她畢竟是參與者，不是決策者。陳璧君已經在牢里關了幾年，聽說身體不好，能不能實行特赦。”毛澤東略作思考，答道：“陳璧君是個很能干、也很厲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錯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為她說情，我看就讓她寫個認罪聲明，人民政府下個特赦令，將她釋放。”周恩來在一旁道：“就請宋先生、何先生給陳璧君寫封信，我們派人送到上海監獄，看看陳璧君的態度。”

信很快到了陳璧君手中。據說，陳璧君接到信后沉默多時，最后拒絕。

盡管陳璧君頑固不化，監獄里的管教干部仍對她進行了挽救和教育，給她報紙和一些政治書籍閱讀，讓她了解時事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傲慢的陳璧君情緒逐漸平和下來，開始認識自己的罪行。

后來陳璧君的身體每況愈下，患有高血壓性心臟病、風濕性關節炎、并發性肺炎等。1959年，陳璧君離開人世。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要從重慶還都南京了。1946年1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國民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在南京黃埔路陸軍總部召開了一次會議。何應欽脫去白手套，對在座的工兵部隊、憲兵司令部負責人慢條斯理地說：“委員長不久就要還都回來了，但汪精衛的墳墓仍在梅花嶺，居然和中山陵并列在一起，太不像話，如不去除，委員長必定大發脾氣。所以請大家來，仔細研究除掉汪墓的妥善辦法。此事要考慮周詳，絕對保密。汪精衛畢竟是個國民黨元老，一旦宣揚出去，說委員長容不得一個政敵的尸骨，那就不好了。”何應欽說完，請大家研究決定，就先走了。

會議決定在十天以內辦好這件事，由七十四軍工兵部隊負責執行，憲兵實行戒嚴，嚴格保密。

軍隊工程師發現，由于汪偽政權的迅速敗亡，汪精衛的墳墓外部建筑尚未完工，但墳墓為鋼筋混凝土結構，相當堅固。經過研究，工兵部隊決定用炸藥先炸開外層混凝土鋼筋墓殼，再毀掉盛棺的內窖。七十四軍工兵指揮官馬崇六決定：爆炸挖墓，并定于1月21日晚上執行。在這三天前梅花嶺周圍實行戒嚴，并在報紙上公布陸軍要試炮。爆炸由七十四軍五十一師工兵營負責，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藥。

1月21日夜，一切準備就緒，一聲山搖地動的爆炸，汪墓被炸開。

內窖炸開后，發現棺木，揭開棺蓋，汪精衛的尸骸上覆蓋著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尸身著藏青色長袍與黑色馬褂，頭戴禮帽，腰佩大綬；由于入棺時使用過防腐劑，汪精衛的尸體尚保持完整，沒有腐爛，只是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

軍官檢查尸身，除在馬褂口袋內發現一張長約三寸的白紙條外，別無遺物。紙條上用毛筆寫有“魂兮歸來”四字，下款署名陳璧君。據記載，這是汪精衛死于日本名古屋時，妻陳璧君接運尸體回國時所寫。

墓地殘基當夜就被工兵夷平，墓址平整后，上面蓋起了一座廊亭，兩面辟小徑，植花木，即為現在的觀梅軒。

而汪精衛的尸身連同棺材被連夜拉到了南京清涼山火葬場，半個小時內，棺材連同尸體全部焚化。隨行軍官再命令工人向爐膛送風，骨灰隨即揚散無蹤。

汪精衛生前詩詞中，曾有“劫后殘灰，戰余棄骨”，“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等句。詩詞本為早年表明革命心跡，但其最終叛變投敵，至此皆成讖語。

不少人把汪精衛投靠日本人解釋為與蔣介石爭權，但從汪精衛的歷史來看，汪精衛并不是特別醉心于權力的人。辛亥革命勝利時，以汪精衛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和社會影響，他至少可以當一個部長以上的官員，胡漢民就作了廣東都督。當時汪精衛才30歲，這樣的高官對于一個30歲的青年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衛卻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放棄做官到法國留學。辛亥革命后像汪精衛這樣具有功勞威望之人卻沒有作官的，只有汪精衛一人。后來汪精衛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時，在完全可以不辭職的情況下主動自責辭職，也反映出汪精衛對權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簡單地把汪精衛離開重慶搞和平運動看成是爭權奪利，其實是把歷史人物臉譜化了。

汪精衛個人的悲劇，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的悲劇。試想如果當時中國是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又怎么會遭到外國的侵略？又怎么會有漢奸？一個國家歷史上的漢奸越多，就說明這個國家越弱。對于一個遭到強敵侵略的弱國，總要有人挑起“漢奸的擔子”，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應該公式化地把“漢奸”理解為一群整天想著賣國求榮的民族敗類，而應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漢奸”們的悲劇。

第十章 唐紹儀：身陷是非空遺恨

1938年9月30日上午，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先生于上海公寓的客廳接待古董商人，賓主坐定后即開始賞玩古董，討價還價。當唐紹儀背對商人凝視古玩時，其中一名商人突然從古董花瓶中取出一把小鋼斧，朝唐紹儀砍去，唐紹儀不及作聲，頹然倒下，鮮血噴涌，并于當天下午4時不治身亡。

古董商有備而來，其后必有陰謀。幕后指使者是誰，唐紹儀又與其有著怎樣的糾葛而招致殺身之禍？

毛澤東曾在《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引用唐紹儀甘作縣長的例子警示那些對官位趨之若鶩的共產黨干部：“以前北洋軍閥政府里有個內閣總理，叫唐紹儀，后來當了廣東中山縣的縣長。舊社會的一個內閣總理可以去當縣長，為什么我們的部長倒不能去當縣長？”毛主席稱唐紹儀“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內閣總理，下能當中山縣長。

唐紹儀字少川，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外交家。他于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廣東香山縣唐家灣一個有一定“洋味”的家庭中，父親唐巨川是茶葉出口商，族叔唐廷樞是李鴻章手下的洋務人員。唐紹儀雖在清末居于高位，但他既不是書香門第，也不是封建科舉制度下的“正途”出身，他后來能成為民國第一位內閣總理，一切境緣皆始于曾國藩為培養人才組織幼童公派留學之事。當時風氣未開，大江南北的士紳子弟都不肯飄洋過海遠赴他鄉學習技藝，最后就遴選了多位風氣已開的廣東幼才。唐紹儀就是其中之一，赫赫有名的還有詹天佑等。

唐紹儀自幼就到上海讀書，1874年官派留學美國，經中學升至哥倫比亞大學文科。在美留學期間，因天資聰穎，勤學好問，唐紹儀的學問大有所長，視野漸漸開闊。在美國生活的七年里，西方的資產階級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深深影響了年輕的他，為后來他的各種政治和外交活動成就的取得奠定了一定基礎。

留學事業雖后來因國內頑固派的反對而提前中斷，但勿庸置疑，此時的唐紹儀已是一名對國家有用的人才。回國的唐紹儀好長一段時間郁郁不得志，幸運的是，他很快就與野心勃勃的袁世凱結識，并從此成為袁的智囊之一。

1881年，歸國后的唐紹儀先是被派往天津的洋務學堂讀書，1885年進入天津稅務衙門任職，1889年底被委任為駐龍山商務委員，也就是駐朝鮮漢城領事，在朝鮮期間，唐紹儀表現出干練的外交才能，并與當時正駐扎在朝鮮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凱結識，他的能力受到袁世凱的肯定和推薦。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紹儀為中國駐朝鮮總領事。直到1898年9月，唐紹儀才因奔父喪返國，結束了他出使朝鮮近十年的外交生涯。期間，唐紹儀得到了良好的外交鍛煉。

袁世凱被擢升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他便重用唐紹儀為天津海關道。唐紹儀在上任期間，辦理接收八國聯軍分占的天津城區、收回秦皇島口岸管理權等事務，成就斐然，令同僚們刮目相看。袁世凱亦上奏朝廷，稱贊唐紹儀出色的表現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