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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紹儀在政治和外交活動中確實有許多漂亮的作績。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紹儀為全權議約大臣，赴印度與英國代表談判有關西藏的問題。唐紹儀堅持了民族立場，運用靈活的外交手段，極力主張推翻英國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所謂《拉薩條約》，從而挫敗了英國妄圖將西藏從中國領土中分割出去的陰謀。結果中英雙方于1906年4月簽訂了《續訂印藏條約》，使得英國不得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領土主權——盡管英國取得了從印度架設電線通往西藏已開商埠的特權。

唐紹儀在西藏問題談判中的成就，使他被晉升為外務部右侍郎。此后，唐紹儀多次參與主持中日、中俄關于東北問題的談判。在客觀條件十分不利的情況下，他總能力爭避免損失過多的權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在東北擴張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絕了俄國企圖保留在東北利益的要求。這些都是唐紹儀為民族、國家、國土、人民所做的貢獻所在。

自1906年起，唐紹儀又先后被委任為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稅務處會辦大臣、郵傳部左侍郎等職務，并做出了不少利國利民的功績。

他擔任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時，大力主持路政，以期擴大我國在外資鐵路中的行政管理權，并挽回我國在鐵路借款方面的損失。由于他的力爭，滬寧鐵路的續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為9.55折，總管理處由原來的華員2人、洋員3人組成改為只設華員總辦1人，洋員在總辦主管下分理部門職能。在廣九鐵路合約的談判中，唐紹儀把用人用款之權從英國人手中爭回，轉由兩廣總督一手經理。

唐紹儀又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關控制權的人。1906年，他以稅務處會辦大臣之職主持全國稅務總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宣稱：“此次奉命辦理海關稅務，實為收回稅權之一大關鍵，且海關為中國海關，聘用洋員自應歸中國節制。今雖時事艱難，無所措手，亦當力任其難。”唐紹儀在稅務部署成立之時，就電召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及各關稅務司到京城聽訓。過去壟斷海關稅務司職位數十年的洋員，如今不得不收斂其威風，在稅務處會辦大臣的統轄下辦事了。

1907年，唐紹儀被聘任為奉天巡撫，并負責東北地區的對外交涉。此時的唐紹儀又做了一系列在他“職”所能為范圍內的努力，以求遏制日本在東北的勢力。他先是計劃引進英、美資本，修筑一條貫穿東北全境的鐵路以制約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議下退縮了；唐紹儀又打算聯合美國抵制日本，即依賴美國資本來開發東北以遏制日本。翌年，美國將部分庚子賠款退還給中國政府，此時唐紹儀被派為專使，赴美活動。在美期間，他繼續鼓動美國財團到東北投資，并以考察財政為名，親身訪問歐洲日本等八國。但最后日本拉攏了美國搶先簽訂了日美協議，使唐紹儀的計劃落空。但也能從這些事情當中看出唐紹儀的愛國之心。

武昌起義爆發后，清廷起用袁世凱為總理大臣。唐紹儀深受袁世凱器重，被聘任為袁士凱內閣的全權代表，赴上海與南方民軍總代表伍廷芳談判議和。在南北談判中，孫中山成功團結爭取了唐紹儀，使其逐步走上了孫中山所指引的民主革命道路，與孫中山攜手合作，促成了共和制度在中國的建立。

作為袁世凱議和專使的唐紹儀少年留美時曾接受過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他認為清廷不足保全，共和應該推動。基于這種思想，自唐到達上海的第二天起，和議就分明暗兩條線，一是唐紹儀、伍廷芳的公開談判，一是著名的“惜陰堂”密議。12月25日，孫中山歸國抵滬，旋即在惜陰堂會見了唐紹儀。兩人“同鄉里，彼此一見，以鄉音傾談，握手稱孫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盡掏肺腑”。自此，唐紹儀的思想有了新變化，對孫主張的西方議會制表示贊成。

在南北交涉過程中，孫中山表現出對唐紹儀的高度信任，唐紹儀也對孫中山真心地支持，在孫、袁的斗爭中袒護孫而疏遠袁，使幾件關鍵事項，如停戰、召開國民會議確立國體、優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達成協議，為南北統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礎，解決了國民必須解決的問題。

唐紹儀以最大限度地爭取和平穩定為中心，在和談中并沒有把袁世凱的意思全部傳達，而是先勸說袁世凱迎合南方之意將談判地點設于上海，并一直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為自己參加議和的指導思想；議和過程中一直堅持“擁袁共和”的方針，對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讓步。

正因為唐紹儀在和談中未能盡袁世凱之意，被袁世凱中途撤消了總代表資格。袁親自出馬，以電報方式與伍廷芳交涉，并不斷地對革命軍施加政治、軍事壓力。和談的結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國、孫中山臨時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然而伍廷芳、唐紹儀在議和中所簽署的條款已產生重要的影響，使革命黨人處于較有利的地位，袁世凱陷于較被動的地位。

在南北雙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之下，終于達成了確定共和體制、優待清室、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的協議。

這樣的談判結局，在當時的情況來說，特別是對于急切盼望國家統一、實現民主共和的同盟會革命者來說，應該是大勢所趨，情理之中的。身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代表的同盟會革命團體，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制約下，本身就有其不可超越的局限性，好不容易奪來的革命果實，被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代表袁世凱所竊取，也是必然的。

大家都尚在摸索行進中，唐紹儀也沒能例外。至少他已經在摸索中盡了最大的努力，做到了最好。當他看清楚袁世凱的反革命復辟的真面目時，就毅然與之相向而行了。

袁世凱雖篡奪了革命成果，實現了其作大總統的陰謀，然而，要維護這安定的局面就必須選擇南北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出任首屆總統，唐紹儀適當其選，是孫中山、袁世凱雙方的選擇。

南北談判成功后，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唐紹儀出任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當初孫中山當大總統的時候，采用的是美國的總統制，不設總理，由總統直接統轄內閣。在交權前夕，為了限制袁世凱，臨時起意把政府改成內閣制。但是老謀深算的袁世凱不可能入其彀中。這樣一來，唐紹儀這個內閣總理必然要與袁世凱起沖突。因為唐紹儀不會是惟命是從之人，他有他的政見和抱負，有他所堅持的為國為民的“大道”；而袁世凱是不可能放棄獨斷專權的計劃的。

唐紹儀少年時期就留學美國，已接受過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國初年，唐紹儀的思想立場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轉變，他由黃興、蔡元培介紹，并由孫中山監誓，加入了同盟會——這也是他當上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的原因，既深受袁世凱信任，又備受同盟會肯定——唐紹儀出任內閣總理后，抱有極大的政治抱負。于是，他挑選宋教仁、蔡元培、陳其美等同盟會骨干成員入閣，擔任農林、教育、工商總長，使同盟會會員在政府中占據多數，內閣也因此被稱為“同盟會中心內閣”。唐紹儀勤于公務，注重辦事效率，使政府呈現一派新氣象。

袁世凱習慣了獨攬大權，對唐紹儀推行責任內閣制、“事事咸恪遵約法”自然甚為不滿。兩人在用人、財政、遵守《臨時約法》規定的總理附署權等問題上常有矛盾，裂痕逐漸加深。唐紹儀主張“民國用人，務貴新不貴舊”，拒絕親袁派內閣內務總長趙秉鈞私自安排北洋舊人入閣之事。在籌款方面，唐紹儀拒絕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提出的監督中國財政的無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凱和財政總長及四國銀行團的合伙攻擊。1912年6月初，直隸省議會選舉同盟會成員王芝祥為直隸都督，袁世凱不予承認，并將總理附署權拋諸一邊，公布另任命令。唐紹儀見《臨時約法》已遭到破壞，他“徹悟袁之種種行為，存心欺騙民黨”，冷靜之后，于6月15日憤而提出辭呈，時任總理不足3個月。

雖然只任內閣總理不到3個月時間，但后來唐紹儀被暗殺的緣由，皆因唐曾經位及高位，政績出色，影響力甚大而起。

但唐紹儀這個人卻是拿得起放得下、逍遙通達之人。不然也不會有上能為總理，下能為縣官的美談。走到哪里，他都是一樣的君子作風，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辭去內閣總理后，唐紹儀寓居上海數年，與他人集資創辦了金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長，但他一直密切關注著政治舞臺。1913年對于袁世凱刺殺宋教仁之事，唐紹儀給予了強烈的譴責，并堅決拒絕袁世凱拉攏其復任北洋軍閥政府總理。1915年，袁世凱終于按捺不住，大興復辟，唐紹儀遂與蔡元培、汪精衛等民主人士聯名致電，警告袁世凱“取消帝制野心，并辭職以謝天下”。護國軍興起后，唐紹儀再次致電袁世凱，勸其退位。

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總統，但皖系軍閥段祺瑞大權在握。唐紹儀仍力主恢復舊約法和國會，站在孫中山革命派的立場上，多次拒絕北洋軍閥的拉攏利誘。

護法運動開始后，唐紹儀也南下參加，并被孫中山任命為護法軍政府財政總長。軍政府改組后，唐紹儀又被任為七總裁之一，在護法軍政府中份量不低。

1919年初，北洋軍閥政府與護法軍政府談判議和，唐紹儀經驗豐富，且具有很強的談判能力，故又擔任南方總代表。他竭力維護孫中山的護法旗幟，但這主張被北方的代表拒絕，同時也為把持南方軍政府的桂系軍閥所不容，遂被撤掉總代表之職。南北議和歷時一年余，最終未能達成協議。

五四運動時期，唐紹儀又表現出愛國熱情，他通電北洋軍閥政府表示支持愛國學生。又多次通電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他的女婿顧維鈞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1920年6月，唐紹儀與孫中山等在上海通電反對桂系軍閥，正式脫離軍政府，赴上海堅持斗爭。桂系軍閥勢力被驅逐出廣東后，唐紹儀又隨孫中山回到廣州重建軍政府。但此時唐紹儀與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已發生分歧，唐認為孫中山的理想太高，難以實現，且孫所制定的總統制與他的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制理想亦不符。于是他拒絕出任軍政府財政總長一職，在政治上表現消沉，寓居上海閉門不出。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唐紹儀又掛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國府委員。1931年3月16日，唐任中山縣縣長，遂集中精力實施建設模范縣的計劃。唐紹儀堪稱大才，治理一個小縣，真被他治得條條是道，門路頓開。已值古稀之年的唐紹儀做起七品芝麻官來，跟當年做巡撫、尚書和總理一樣，雄圖大志，有板有眼，絕不糊弄。

早在1920年，他就曾向孫中山提出過在香山設立模范縣的建議。此番設立中山模范縣并由他領銜，了卻了他夢寐以求的夙愿，終于可以實現他報恩故土，“回鄉辦事目的”。他表示，自己并不是“為官而來”，“自當竭誠盡事”。

上任伊始，為了擴大中山縣在全國的影響，他遍邀民國要人來唐家小住，以爭取南京政府的支持。一時間，冷落多時的唐家灣賓客盈門，四方輻輳，胡漢民、汪精衛、吳鐵成、孫科、張繼等相繼造訪。自此，中山模范縣名聲遠播。從1929年2月份開始，他就接連向南京國民政府報告在唐家灣前后環沿海地區開辟一個可停靠5000至2萬噸級輪船的南方巨大良港，并將該港辟為無稅口岸，以取代香港和廣州港的部分對外貿易地位的建議。

高屋建瓴的唐紹儀深知交通事業與經濟發展進步的重要關系，除了將中山港作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外，他更提出了“為中山建設計，須要水陸并重”，“陸路交通，將來建成鐵路，直達廣州，接粵漢鐵路，直通中國北部及東北部，可以聯絡西伯利亞到達歐洲。至于機場，將來亦有地點可以筑”的構想。

西風東漸，在實業救國思想指導下，唐紹儀下大力氣發展社會經濟。在農業方面，他提出“發展農業，以足民食；宏辟工廠，以裕民衣；修筑廬舍，以樂民居；興治道路，以利民行”。積極發動海外華僑回縣投資。

作為早期的留美幼童，唐紹儀深諳教育對一國發展之重要。在任期內，他不遺余力地興辦學校，培訓師資，在全國率先實行義務教育，每年增加教育經費，使中山縣的教育事業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他還重視文化衛生保健等社會福利事業，提倡體育活動，設立中山港醫院，開鑿機井，興建公共宿舍、廁所等，提升了社會的文明程度。這些舉措，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和保障。但凡風物長流之所在，莫不民風和睦，鄉約嚴整。歷往如此，而今也不外。

唐紹儀主政五年，中山縣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單就財政收入，中山縣一年的收入可與貴州一省的收入相媲。他的巨大成功，為中山縣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但卻使廣東省的財政收入銳減，招致了“南天王”陳濟棠的不滿，被逼迫辭官。在中國，遍覽古今，文人主政總是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即便是民國欽點的“模范縣”縣長也難逃“地頭蛇”的股掌。這不是唐紹儀個人的悲劇，而是中國固有的社會和文化傳統的必然。沒有理性的政治理念和良好的法制氛圍，就不要奢望承平晏清的盛世。

至今中山還流傳著他的逸事，說他修馬路的時候，碰到土地公公擋路，民工不敢動，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頭，然后讓民工下手。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蓋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蓋上鑄上“盜買與盜賣，均罰五十元；報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賞”字樣，后來就沒有人偷了。

唐紹儀在中山縣主政期間，是辦了好事的。由于唐在中山得罪了封建地方勢力和陳氏兄弟，就被他們視作眼中釘，便布下了除唐的陰謀，他們首先把支持唐的公安局長兼縣兵總隊長吳飛調走，安排自己的下屬林樹巍為縣公安局長兼縣兵總隊長。林是個吸毒者，還明目張膽走私鎢礦、牲口、五金出口，又從港澳走私大批洋貨入口，唐看不過，就撤除了林兼縣兵總隊長之職。這樣，既觸怒了陳氏兄弟，又直接與林結怨。于是，“倒唐”步伐加快了。

林樹巍有陳濟裳兄弟撐腰，就布置其弟林軍日率隊嘩變。這是在1934年10月7日，駐唐家灣的縣樂特務小隊長林軍日，以索餉為名，突然率隊圍困唐紹儀的“望慈山房”入駐中山縣，名為保唐，實質逼唐辭職。唐到了這個地步，只好憤然辭職，回上海去了。

唐紹儀舉家寓居上海后，沒有再參與政治。直到1938年抗日戰爭進行到關鍵階段之時，唐紹儀才因為蔣介石與日本軍政府的相爭而死于非命。

1938年抗日戰場上硝煙滾滾，武漢、廣州等重鎮相繼告危。日本在中國的戰線拉得太長，人力、物力、財力均告疲乏，需要喘息，或者另謀他路拿下中國政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由于在正面戰場大力抗擊日軍，軍力大減，傷亡慘重，也正值政治空前敏感之際，恐再有動亂，疲于應付。恰恰日本政府在此時策動了一個叫做“南唐北吳”的計劃，欲將吳佩孚和唐紹儀拉下水，成立偽政府，取蔣介石地位而代之，以求漸進侵略中國。蔣國民政府根基一直未穩，共產黨在抗日后方的威脅已另他坐立難安，這時候他更不能容許另一個政權的產生。唐紹儀就是在這場爭端中送命的。

1月16日，日本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對華聲明，公開宣稱要在中國建立與之合作的“新政權”。這是日本御前會議制定的侵華新政策，也就是所謂的“南唐北吳”計劃——有意讓中國第一流人物唐紹儀、吳佩孚分掌南北政權。日本顯然想以此打跨中國的抗日力量，以華制華，盡早結束戰爭。拉攏勸降活動就在此時急急開始了。

日本先是派一個叫拙井的專使去勸說唐紹儀，唐以自己年邁體衰，無心再參與政治為由，多次拒絕。但由于唐紹儀聲望過大，偽政府需要這樣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來支撐，所以日本始終未放棄對唐紹儀的勸說行動。南京淪陷后，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維持政府，漢奸文儒梁鴻志任“行政院院長”。傀儡政權扶植起來后，日軍依然沒放棄唐紹儀。7月份，日本對華特別委員會負責人土肥原二賢專程南下上海拉攏唐紹儀，因北方的吳佩孚明確表示“彼之出任偽組織與否完全以唐紹儀為轉移”，日方更重視對唐紹儀的拉攏了。此時日方有意讓唐擔任南北聯合政府的主事。

唐紹儀自1936年遷居上海以來，都是以失意政客的姿態在過悠哉生活的，在政治上的表現比較消極。經過了漫長的政治生涯，唐可能也頗有倦意，卸下公職后，雖有一種寂寞之感，但也不妨礙他安度晚年。唐紹儀的別墅位于上海法租界的福開森路，警方在他的別墅附近采取了特別的安全措施，在他的門口設崗，并派不少安南巡捕在周圍來往巡羅。唐紹儀也就落得個安閑自在。早上他都到四馬路上的杏花樓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廣幫糕點外，他還要喝點人參湯，鹿茸湯之類，以補氣養神。每當夕陽夕下，他就在別墅園內散步，或在花蔭下閑坐讀書。平日在家里，經常把玩古董玉器。他是個古玩鑒賞的行家里手，每見古玩器具，他都愛不釋手，歷朝珍品他都如數家珍，尤其是瓷器。這也為他日后喪命埋下了伏筆。

“八?一三”事變后日本兵在上海耀武揚威，日本兵的刺刀在大卡車上閃著寒光，軍車在上海馬路上來來往往。而此時上海法租界依舊燈紅酒綠，夜夜笙歌，大批難民的涌入，與這里的異國情調極不搭調。唐紹儀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深居簡出，做起了海上寓公。

9月份日方加緊了對唐紹儀的拉攏步伐。9月下旬的某一天，土肥原由唐紹儀的女婿岑德廣陪同，坐車來到唐宅。岑德廣曾于日本貴族學校就讀，精通日文，故讓他當翻譯。會談中，土肥原小心翼翼地詢問：“閣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電’或者‘和平救國宣言’，這是我們要建立新政權的第一步。”可這次會談的結果，史料上都沒有記載，無從知道。

但正是這次會談，加緊了唐紹儀被殺的步伐。

潛伏在上海的軍統特務絲毫不敢怠懈，嚴密監視著唐紹儀的一舉一動。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正因近期情報和除奸工作開展不利受到批評而惴惴不安，見手下送來唐紹儀有可能落水的情報，以為發現了一個重大的除奸對象，喜出望外之際，一面將情報呈報給蔣介石，一面加緊監視唐紹儀，任何雞毛小事都不敢放過。

蔣介石得知唐紹儀與日本人接觸頻繁的消息后，很不高興。立即通過各種關系對唐對行籠絡。孔祥熙先對唐說：“少老如有所需，擬請隨時電告。”唐的另一個女婿諸如年，也受指使來滬，勸其脫離日偽勢力的包圍，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漢，當委以外交委員會主席之職。戴笠根據蔣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從香港寫信給唐，勸他赴香港居住。面對這些規勸，唐紹儀回答說：“請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寧做亡國奴，不去當漢奸，若有機會，一定去港。”后來又說：“等把上海一些家務事料理完畢之后便起身。”話是如此說，但一直滯留上海，未見動靜，引得軍統特務們杯弓蛇影。

此時最關鍵的就是唐紹儀自己的態度了。歷來學者們都在猜測，但唐紹儀心中真正所想，還是無從得知，只知唐此時的態度非常曖昧。當下情勢，如若唐愿意接受日偽勢力的拉攏，則軍統特務必殺之；如若唐接受國民政府的勸解，則有可能遭來日方怨恨而起殺心。

現今史料沒有具體提及，我們也只能猜測，唐紹儀是歷經政治風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對于自己出處的榮辱得失，是有充分考慮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圍中的孤島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與各方曖昧不明的態度，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測，而置自身于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