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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述祖單謀說:袁世凱、趙秉鈞皆不知情。袁世凱有殺宋教仁的想法,但仍在“用之”與“除之”之間猶豫不決。洪述祖過度揣摩領導意圖,自作主張,殺了宋教仁。
除此之外還有宋教仁死于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的說法。由于當時宋教仁聲譽太盛,威脅到了黨內其他“長輩”的地位,招致嫉恨,導致殺身之禍。
但是,照袁士凱及其手下一干人后來的表現和結局來看,此案確實是袁氏集團所犯。
“半生事業垂千古”的宋教仁,是卓有聲望的民國元勛,他的被刺引起全國轟動,激起各界共憤,一致呼吁緝拿兇手,徹查背景。黃興、陳其美代表國民黨總部致函上海總巡捕房:如拿獲正兇,徹清全案,準備賞銀一萬,以為酬勞。
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3月23日午后,一個身著長袍的老頭,來到四馬路(今福州路)公共租界總巡捕房,求見總巡長卜羅斯。他開門見山:“鄙人王阿發,以兜售字畫碑帖為生。今見懸賞緝拿刺殺宋教仁兇手的布告,不知是否拿獲了兇手?”
卜羅斯照實答道:“到目前為止,尚未拿到。”
“鄙人愿提供線索。”王阿發喜形于色。
“歡迎,歡迎。”卜羅斯趕緊招呼書記官記錄。
王阿發點燃一支香煙,細細道來。
事情應先從王阿發認識的應桂馨說起。應桂馨算是上海灘上的一個角色,表面掛著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和江蘇省駐滬巡長的兩個頭銜,實際上是幫會的頭目。王阿發知道他是地方一霸,為了求得他的保護,便投其所好,凡得到有價值的古董,都先送到他處,價錢由他定,這樣一來兩人漸漸近乎起來。十天前,王阿發得到鄭板橋的一幅真跡,照例又送到應桂馨家里。交易結束后,王阿發起身告辭,卻被應桂馨喊住:“阿發,你看我待你怎么樣?”“好,好得很!”王阿發慌忙表現出感激涕零的樣子,“沒有應先生您的關照,我哪有今日?”“阿發倒也沒有忘記我的好處。”應桂馨呷了口龍井,慢條斯理地說,“我現在有件事,想請你幫個忙。”“凡有用得著時,一定盡力。”王阿發答應過后問道,“但不知應先生所為何事?”應桂馨取出一張照片遞過來。“這個人是我的死對頭,你把他殺了。槍由我給你,事成之后,給你一千大洋酬金。”王阿發一聽顫抖著說:“我生性膽小,平時連殺雞都不敢看,實在沒有膽量殺人。再說也不會開槍,弄不好反倒誤了您的大事。”應桂馨立時面孔拉長,正要發作卻又突然大笑起來:“和你開個玩笑,看把你嚇得尿了褲襠,真是飯桶,哈哈哈……”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這天午飯后,郵差送來《申報》,王阿發隨手翻開,懸賞緝拿刺殺宋教仁兇手的布告一下映入眼簾,上面還有宋教仁的照片。王阿發大吃一驚:應桂馨要我殺的,不正是照片上的這個人嗎?他連忙到街上探究情況,正看到巡捕人員滿大街張貼懸賞布告,不禁怦然心動:如果得到一萬元賞銀,足夠后半輩子消受了。于是喊了輛黃包車,直奔總巡捕房去。
送走王阿發后,卜羅斯立即作出抓捕嫌疑犯應桂馨的部署。當晚10點鐘,卜羅斯帶著中西捕探,直奔應桂馨住宅。不料應桂馨的門房稱,應桂馨去了青和坊妓院的相好胡翡云那里。
卜羅斯當下兵分兩路,一路看守應宅,一路去青和坊妓院。到了妓院,卜羅斯命令一名便衣捕探進去查詢,老鴇回話說:“應老爺與胡小姐都已去了迎春坊,在李桂玉小姐處喝酒。”
迎春坊離青和坊不遠,一會兒就到了。便衣捕探裝作應桂馨的道上朋友,邁著四方步進去,口中還連連咋呼:“應老爺在哪個房間?”“應老爺在3號房間。”老鴇誤以為是應桂馨的熟人,指了指樓上。便衣立即上樓,走到3號房門口,只見應桂馨這時已喝得臉似豬肝,兩個妓女左右傍坐調笑。便衣咳嗽一聲道:“應老爺,樓下有人要見你。”
“我去去就來。”應桂馨在李桂玉臉上擰了一把,便搖搖晃晃下了樓,嘴里噴著酒氣嚷嚷:“啥人找我?半夜三更的,有什么要緊事?”他的腳剛跨下樓梯,雙手即被兩個早已恭候的捕探抓住,“咔嚓”一聲上了手銬。卜羅斯一揮手:“先送去捕房!”
接著,卜羅斯復又帶人趕到應桂馨家進去搜查,并將全家男女老少逐一盤問。應桂馨家中有一男人,長得五短身材,濃眉闊嘴,穿著嶄新的西裝,眼神中顯出幾分驚慌,大家都說他是應桂馨新近結識的朋友。此人自稱是山西人,叫吳福銘,來上海脫手一對古花瓶,經人介紹認識了應桂馨,并留住在應桂馨家中。
在這以前,卜羅斯已從兩個人那里得到關于刺宋兇手的身材相貌線索。一個是火車站售票員,她說槍響后,看見刺客狂奔逃跑,還跌了一跤,是個矮個子,一付濃黑的倒掛眉;另一個是鹿野旅館的胡賬房,他說他的房客中有個山西人武士英,原本衣衫襤褸,可3月19日半夜里醉醺醺回到旅館,拍拍身上穿的筆挺西裝,滿臉得意地炫耀:“老子發財了,明天還有一樁大買賣,可得一千大洋。”次日一早,他便結賬離去。
于是,卜羅斯對眼前的這名男子產生了懷疑,馬上安排人把售票員與胡賬房傳來辨認。售票員一看就說:“開槍打宋先生的就是這個人!”胡賬房也說:“他叫武士英,就是那個山西客人。”
矮個子知道瞞不過了,才承認自己就是刺殺宋教仁的殺手。他真名叫武士英,曾擔任過清軍管帶,此次是帶著盜墓而得的古董來上海出售,與應桂馨認識的。應桂馨許諾要給他一千元賞金,讓他刺殺宋教仁,還給他找了個娼妓。20日夜里,武士英開槍打死宋教仁后,便藏匿在應桂馨家中。應桂馨叫他趕緊離開上海遠走高飛,可他卻深陷溫柔鄉不可自拔,以外邊搜捕正緊為借口,賴著不走。
捕探翻箱倒柜,搜遍了應桂馨家中的大小房間,從應桂馨的床下搜得5響手槍1支、子彈兩發,后來經專家檢驗,搜出的子彈與刺殺宋教仁的屬于同一型號。捕探還在應桂馨床鋪的枕頭下面,搜出數封來往書信,從中又發現了一個驚天秘密:刺殺宋教仁的主謀,實際上就是當朝大總統袁世凱,同謀要犯是國務總理趙秉鈞和內務部秘書洪述祖。
應桂馨、武士英被捕后,被引渡給中國上海司法當局。
在黃興、陳其美的堅持下,1913年4月25日證據被電告袁世凱、國會參眾兩院、國務院及全國各省軍政長官,并決定由上海地方法庭開庭公審。
就在法庭公審的前一天,武士英在嚴密的監守之下卻突然暴亡。幾天后,國民黨總部召開記者會,發布通告:“武士英驟然暴斃,死因不明,觀其尸身、神色大有服毒之象,情節可疑,要求政府從公從速檢驗,以釋群疑。”
在輿論的壓力下,武士英的尸身被剖腹檢查,發現肝、肺有淤血積滯,并被送醫院進一步化驗。鑒于此案關系重大,為了防止作弊,武士英的心、肝、肺、胃、腸、腦、腎、喉管共8件,被分成3份,由公共租界巡捕房、英租界西醫院、紅十字會醫院分別保管并化驗。
由于袁世凱在暗中施加壓力,并與租界當局做了一系列幕后交易,致使化驗結果一拖再拖,遲遲沒有公布。全國輿論由是反證,武士英是被滅口了。
這件事情如果發生在當年美、英等國家,兩方的律師在法庭上辯論,一定要曠日持久,然后聽取法官裁決,不服亦可上訴,官司要打到終審法庭為止。不幸這是民國初年的中國,黃興于4月13日所撰的挽宋聯說得最明白: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一部分國民黨人主張靜候法律解決,另一些國民黨人主張武裝討袁。因為天機泄露,袁世凱一面使盡渾身解數掩蓋真相,一面調兵遣將,準備用武力鎮壓南方革命力量。孫中山后來決定以武力討伐袁世凱,史稱“二次革命”。1913年6月,袁世凱的軍隊南下,戰幕拉開。國民黨被迫應戰,最終因為勢單力孤,討袁軍經不起袁世凱的輕輕一擊,便一敗涂地。孫中山、黃興被迫重走海外作流亡客。
至此,追查宋教仁被刺一案又被戰亂的洪流所淹沒。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參與刺殺宋教仁的罪犯相繼死于非命。
“二次革命”后,被關押在海運局兵營里的應桂馨,趁著上海大戰前的動亂之機,與門徒內外應合,于7月中旬逃出囚牢,喬裝打扮后去了青島,蝸居在租界里深居簡出。到了11月“二次革命”失敗,國民黨首腦紛紛流亡日本,應桂馨以為死對頭死的死逃的逃,他的出頭之日到了,便公開在報上發出《請平反冤獄》的通電,同時還拍電報給袁世凱,要求給他補償。
可他久久不見回音,便按捺不住了,親自趕到北京,住在同和旅館,并給袁世凱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已來到北京,要袁世凱履行當初“授二等勛章、獎金50萬元”的諾言。信發出后,他就守在旅館靜等佳音。然而左等右等,一個多月過去了,那封信仍沒有回音。
忽然有一天,有一個人來到同和旅館,自稱是總統府的。他找到應桂馨,惡聲惡氣地說:“大總統傳話給你,趕快離開北京,以后不要再胡說八道了。這大洋兩萬,是大總統賜給你的。”說完丟下錢,轉身走了。
應桂馨拿到錢后不但沒有離開北京,反而整天招搖過市,逢人就講刺殺宋教仁的功勞和袁世凱的奸詐無常。
應桂馨的舉動當然逃不過袁世凱的耳目。袁世凱聞訊后大為驚恐,命令部下立即除掉應桂馨。應桂馨聽到風聲,于1914年1月18日深夜急匆匆登上火車準備逃離北京。火車行到天津楊村時,兩名男子走到應桂馨面前,故意踩了他一腳。應桂馨本來就是潑皮性格,當即破口大罵起來。那兩人并不答話,掏出刀子就是一頓亂扎。待到列車長接到報告趕去看時,應桂馨已身中數刀,氣絕身亡。
與袁世凱、洪述祖一道謀劃刺殺宋教仁的國務總理趙秉鈞,案發后被上海報刊公布了他與洪述祖和應桂馨的往來密函。輿論一致指出趙秉鈞是宋案要犯,要求傳令他到上海受審。上海地方檢察廳發出傳票,傳趙秉鈞到上海接受審訊。
趙秉鈞大為恐懼,立即提出辭呈,隨后稱病躲進醫院里。他對心腹說:“我此時只求免職,方可免死,不免職非死不可。”7月間,他獲得批準辭去國務總理,改任步兵統領兼北京警備地域司令官,同年12月調任直隸都督。
應桂馨在火車上被暗殺于楊村地段后,由于楊村屬直隸管轄,趙秉鈞出于例行職責,下令查拿兇手。他猜測這很有可能是袁世凱所為,便打電話給袁世凱,先是報告應桂馨被殺的消息,末了說道:“是否要徹查,請大總統指示。”“是我派人殺了他的。”袁世凱直言不諱,“這個人太不識時務了,留著他是個禍種。”趙秉鈞一聽,頓生兔死狐悲之感,不免有幾分不平,自信自己畢竟當過國務總理,于是壯著膽子說:“他為大總統九死一生,大總統這樣對待他,以后誰還肯替大總統做事?”“啪!”袁世凱掛斷了電話。趙秉鈞呆若木雞,后悔說了不該說的話。
忐忑不安的趙秉鈞一連幾個晚上失眠,致使頭暈病復發,臥床不起,于是便向袁世凱告假療養。2月27日,一名“醫生”來見趙秉鈞,說:“奉大總統的命令專程來為都督治病。”隨即遞上一顆暗紅色藥丸,“這是專治頭暈的,請都督馬上服下,包叫藥到病除。”趙秉鈞見是袁世凱派來的醫生,便讓他悉心治療,依方服藥。誰知吃藥以后,便覺得胸前脹悶,過了不久,藥性發作,渾身疼痛,腹中更覺難熬,翻江倒海似的。趙秉鈞疼得上下翻滾,連哭帶號,懷疑是醫生在藥中做了手腳,急忙問醫生何在,才知道那醫生已回京城去了。趙秉鈞自知中毒,是被袁世凱所害,不由得恨恨道:“罷了,罷了。”不一會兒,趙秉鈞就七孔流血,四肢青黑,中劇毒而死。
趙秉鈞死后,慣耍大奸伎倆的袁世凱下令撥給治喪費一萬元,按陸軍上將禮遇下葬,并重重優恤家屬。這還不算,袁世凱還親自書寫了一付挽聯:弼時盛業追皋陶,匡夏殊勛懋管蕭。——可笑地把趙秉鈞比作古代的良臣皋陶、管仲。
刺殺宋教仁案最后一個“歸案”的兇手是洪述祖。事發后他拔腳溜往青島,躲在德租界,剃須喬裝,化名“王蘭亭”,又用重金買通德國巡長,在青島安安穩穩過了三四年。袁世凱死后,洪述祖以為時過境遷,“宋案”已被人遺忘,從此太平了。因為向往上海灘的花天酒地,他就繞道日本南下上海,改名“張皎安”。
可是因為洪述祖在青島期間曾向德商祥豐洋行借了一筆巨款,走時連招呼都沒有打,洋行認定他賴債潛逃,于是追蹤他到上海,向租界會審公廨控告,與他打起了官司。在法庭上,一個國民黨的密探認出張皎安就是洪述祖,便謀劃設法逮住他。
1917年4月30日,洪述祖從法庭出來時,一名少年猛撲上去,緊緊抓住他哭喊:“洪述祖,還我父親的血債!”這個少年原來就是宋教仁的兒子宋振呂,陪他守候在這里的還有國民黨人劉白等。眾人一起將洪述祖扭上法庭。經核實,法庭確認他就是“宋案”的要犯洪述祖。
經過交涉引渡,洪述祖被移交到北京地方法院。幾次預審后,9月7日,北京地方法院判處洪述祖無期徒刑。洪述祖不服,上訴于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維持原判,駁回上訴。洪述祖仍是不服,再向最高一級的大理院上訴。這時,宋振呂在國民黨人幫助下,呈狀大理院,要求重處洪述祖。洪述祖萬萬沒有想到,企望從輕反送了小命。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改判洪述祖死刑。
4月5日,洪述祖被押赴絞刑場。自民國廢除《大清刑律》后,不再以斬首處死犯人,代之以西方的文明方式處以絞刑。絞刑機是從西洋買來的,洪述祖算是第一個“享用”者。驗明正身后,執行官將洪述祖推到絞刑機下,把鋼絲絞索套在他脖子上。監刑官一聲令下,執行官撳下電鈕,洪述祖腳下的踏板立刻翻轉,洪述祖立時雙腳騰空,亂蹬掙扎。
忽然,轟然一聲巨響,套索上的洪述祖猛地不見了。原來,因為洪述祖是個大胖子,軀體特別重,頭支撐不住身體的重要,才斷裂開來,落得個身首異處的悲慘下場。好一陣后,驚魂未定的監刑、行刑官才報告給司法部。司法部立即派來3名醫生,將洪述祖的頭頸縫上,外面裹上繃帶,然后交給洪述祖家屬領去埋葬。
罪魁禍首袁世凱也沒有得到善終。當初,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傳來時,袁世凱曾樂得不可開支,以為天衣無縫,還假惺惺地明令緝拿兇手:“車站為眾目昭彰之地,竟有兇徒暗行暗殺,法紀何存,速懸重賞,限期破獲,依法重懲。”宋教仁傷重不治后,他又致電慰問家屬:“宋君才識卓越,服務民國,功績尤多,知與不知,皆為悲痛,應即作正開銷,以彰崇報。”不僅如此,袁世凱還以私人名義,送了一萬元喪禮。不料東窗事發,舉國上下都知道了刺殺宋教仁的主謀就是他袁世凱,他又利用手中權力,通過御用報章辟謠,并反咬一口,稱國民黨人借此誣蔑他。
宋教仁的被刺,使原本對袁世凱存有幻想的國民黨人認識到,袁世凱不除,民主政治根本就無法實現。孫中山等于是發動“二次革命”討袁,雖然因為準備不足而失敗,但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受挫而不餒,他們趁袁世凱陰謀稱帝激起舉國共憤的機會,又及時發動了“護國戰爭”。一時間,各省紛紛響應,袁世凱在軍事上屢屢敗退,直至眾叛親離。1916年5月29日,19個省更進一步聯名逼令袁世凱退位,并要將其交送法庭,以國賊審判之,同時清算他謀害宋教仁的罪行。袁世凱天天困坐愁城,惶恐萬狀,以致臥病不起。到了1916年6月6日,在全國人民的一片聲討聲中,袁世凱終于憂懼而死,只活了58歲,大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