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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警來后，我才知道這件事。我將川島芳子從睡夢中叫醒，她就被帶走了。開始，我并沒有覺察到是執行死刑。我帶她一起出了牢房，當走到女監長廊的盡頭時，只見門口站著兩名男看守在等著她。因為我是女看守，任務就是把她送到這里，當我剛要返回時，才恍然大悟，想到是要執行死刑。不大工夫便聽到了槍聲。”

法院當局還通過一些報紙，刊登了據說干過20年看守工作的某看守長的談話：

“被叫出來的金壁輝，對死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當最后生存的一線希望斷絕時，她還想穿上她父親送給她的白綢褲子，但卻沒有得到準許，她也就老實地服從了。”

盡管法院公布了這些處刑前后的情況，卻還是沒有解除人們對川島芳子之死所產生的疑團。尤其是在北平居民中間，留下了許多猜測。甚至連川島芳子的親哥哥憲立也不能確定妹妹的生死。摘錄憲立日記中最后一節的原文看看：

“……芳子處刑后的尸體，如果沒人認領就會被送到公共墓地，同許多尸體堆放在一個坑里埋葬。因為我不希望那樣做，所以托了日本和尚認領尸體，而且必須立即火葬。因此日本和尚領尸后，就立刻火化了。這是事實。這具尸體，是否是芳子的我還沒有足夠的材料做出判斷。收領尸體的和尚并不認識芳子，即便看見臉面：因為子彈是從頭后部打進，從面部穿出，炸得令人難以分辨。所以很難說究竟是什么樣的模樣。芳子現在是生是死？我卻無法做出判斷。”

究竟川島芳子在3月25日有沒有被槍斃？監獄里面到底發生了什么？

3月25日凌晨，在十九團二營四連憲兵隊的警戒護衛下，法警到北平第一監獄單間牢房提人。川島芳子的牢房從一道鐵門進去，是一個大壩，拐彎進去獄長辦公室，環境肅穆森嚴。牢房是一小間一小間的平房。她的囚室是正方形的，由于年久失修，四周的白墻已經變成灰色，不少地方墻粉已經剝落。房間高度有3米半左右，上方有一個70公分見方的鐵窗。天棚角上，有一個30公分的窟窿，吊一個小燈泡，與隔壁牢房共用。房間里放著一張寬一米、長兩米左右的木床，角落里放著一個大馬桶。

此時法警把川島芳子押赴刑場——北平第一監獄的一塊空地上，四周是高墻。負責警戒的譚良澤與獄長都認為刑場并不開闊，人多不安全，決定不放進任何記者，但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混入兩名記者。此時，刑場內有法官、獄長、行刑的法警、法醫、兩名記者以及監督行刑的十九團二營四連的憲兵隊。被帶到刑場中央的川島芳子，由于經常吸鴉片和嗎啡，再加上一年多的牢獄生活，臉色發黃，又顯得浮腫，一頭齊耳短發，看上去四十多歲。川島芳子態度很沉著。法警將她帶到桌子前邊，按法律規定核對了姓名，得到本人回答無誤后，便宣布罪狀和死刑判決書。

據譚良澤的回憶，在宣判其死刑的一瞬間，川島芳子面不改色，顯得很冷靜，讓人感到川島芳子似乎正在盼望這一天的到來。最后問了問她是否要留遺囑，可她什么也不說。接著按慣例給死刑犯兩個饅頭，但她不想吃。法官問她：“金壁輝，河北省高等法院今天奉最高法院命令，執行你的死刑，你有什么話要說？”她微微抬了抬頭：“請求允許我給父親川島浪速寫一封信！”法官說：“同意你的要求。寫信要人代書嗎？”“不用。我自己寫。”“你能用毛筆？”“可以。”法警替她托著硯臺。她寫得一手娟秀日文，站立著一氣寫下。

譚良澤記得當時她寫了兩張十行紙，內容大意是：

父親大人：

終于三月廿五日的早晨執行了，請告訴青年們永遠不止地祈禱中國之將來，并請到亡父的墓前告訴中國的事情，我亦將于來世為中國而效力，義女芳子。

法官又問她還有沒有其他要求，川島芳子請求轉交這封遺書給義父，并希望穿上義父川島浪速送給她的一身白綢衣服，法官同意轉交遺書但穿衣服的要求被拒絕了。

這時兩名法警走過來，將她架著，轉過身去，向前走了十幾步，面對監獄的圍墻站定。準備在旁的一名法警聽到口令后，走到川島芳子身后，托起步槍，上膛、瞄準，扣動扳機，對準川島芳子的后腦開了一槍，卻是啞彈，估計是槍械故障，該法警再次拉動槍栓，第二次扣動扳機，金壁輝應聲倒地。子彈由后腦穿出右額。法官、獄長、法醫上前去驗尸，將她翻身朝上。這時的芳子，兩眼圓睜，口角濺著血和泥土。不久之后，川島芳子的尸體被從刑場里抬出，讓群眾圍觀。

這樣看的話，川島芳子確實是被槍決了的。但是正當3月末的北平城春暖花開，人們逐漸忘卻了幾天前的槍決事件的時候，北平人民平靜的生活又突然在4月1日這一天被報童的叫賣聲打破：“最新消息！最新消息！3月25日被處死的女漢奸金壁輝的替身是劉小姐。”

各報紙在這一天相續披露關于金壁輝的潛逃事件，說的是第一監獄關押的女囚犯劉鳳玲，她母親為獲得10根金條的酬勞，把劉鳳玲作為川島芳子的替身去受刑。后來劉鳳玲的妹妹發現國民黨騙人，說話不算數，便將這事揭露出來。

還有報紙也在這天刊登了一條說得神乎其神有鼻子有眼的消息：

“在行刑前一兩天夜里，川島芳子的牢房里進來一個國軍軍官。他在川島芳子耳邊小聲說：處決您的日子就要來臨了，大約是在后天黎明之前。但是請您放心，執行者用的子彈不是實彈，而是空彈。請您一聽到槍聲就立刻倒下。”

川島芳子的話題再次被提起，各種猜測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諸多內幕奇聞被公諸于世，整個北平城立刻像被捅了的馬蜂窩一樣沸騰起來。但是，從第二天起，各報社不約而同，什么也不再發表，連金壁輝的金字都不再寫了。這就更加令人懷疑。

川島芳子究竟是死了還是沒死？歷來公眾的疑點集中在幾個方面：

一是在執行槍決的那一天，國民黨當局并沒有通知新聞局及諸多報社，事后解釋的理由竟是“忘了通知”。

二是槍決川島芳子過程的保密性。槍決日期被定在1948年3月25日上午6點45分。盡管當局百般遮掩，還是被不少消息靈通的記者打探到了。當記者到達后，監獄大門卻緊緊關閉，除了允許兩名美聯社的記者進入外，其他的記者全被拒之門外。為什么對川島芳子進行公審后卻沒有公開槍決，難道只是為了做表面文章？再說槍決，大門關上后，行刑開始。槍響過后，在外等候多時的記者們蜂擁而入。記者們看到了一具剛被執行了死刑的女尸。有記者描述：“該尸頭南腳北，彈由后腦射入，由鼻梁骨上射出，頭發蓬亂，滿臉血污，已不能辨認。”記者們認為，槍決選擇在監獄內秘密進行，并且違背諾言，不讓記者觀看行刑過程實在可疑，再加上尸體已經面目全非，根本無法判斷是不是川島芳子的正身，因此，很難相信川島芳子真的死了。

三是關于川島芳子的發型之說。中國《大公報》報道，川島芳子的死刑實際上并沒有執行，被處死的只是她的一個替身。報紙上刊登的女尸照片留著女士長發，而據川島芳子的秘書小方八郎說，川島芳子歷來剪的都是男士短發，所以被處決的絕不是芳子本人。

四是川島芳子在日本戰敗之后還停在北平之說。她肯定知道自己有危險，而且至少有兩個地方可去，日本和內蒙，但是她最后選擇了留下，這背后肯定有原因。

五是川島芳子在受審的法庭之上公開藐視法官之說。在法庭上，她平時放蕩不羈的性格沒有絲毫收斂，似乎有恃無恐，確信自己不會被判處死刑，莫非自己真的有很強大的后臺？

六是川島芳子努力自救之說。她曾經派人讓胞兄憲立去找田中隆吉和多田駿，請他們出面向美國駐日本最高軍事長官麥克阿瑟將軍求情。此外，她還通過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向國民黨上層人物疏通關系。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南京政府開始注意這個“卓越的”日軍“一枝花”。蔣介石秘密電令北平方面將川島芳子押送到南京接受審查。

七是軍統局想盡一切辦法保護這個有重大利用價值的超級女間諜之說。川島芳子還亮出了自己的王牌——北平和南京方面日偽的諜報網——來作誘餌請軍統局頭子戴笠幫助營救她。據傳，一天夜里，軍統局的一位年輕少校秘密地到禁止男人去的女牢里探望了她，溫和地對川島芳子說：“金司令，明早檢察官將攜帶處決執行證來這里。死刑的執行將在本監獄的澡堂和廚房前面的廣場進行。屆時由我指揮……士兵的槍是空槍，沒有彈頭……士兵并不知道……但是，請你應槍聲倒下。驗尸由我來做。”接著又說：“我們已準備了一口特制的棺材。運出監獄以后，我們的同事會把你送到安全地點的。”川島芳子衷心地說了聲“謝謝”后，那位軍官就不見了。

事隔多年，我們已經很難再去揣測川島芳子死亡與否，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位曾經風華絕代的第一號女間諜，終究是退出歷史的舞臺了。

半個世紀以來，川島芳子一直被看作中國的大漢奸。但川島芳子受的是日本人的思想教育，那樣的童年她無從選擇。中國法庭堅信她身上流著肅親王的血是鐵的事實，但川島芳子并不是故意走上漢奸的道路的，是時代捉弄了她。

我們來看看她在被判死刑后給小芳八郎秘書寫的一封長信：

“我真的成了小丑，天才的小丑。報紙說，有人建議賣門票，把我當作玩物供人觀賞，將收入用來救濟貧民。監牢是人生的篩子，篩選出來的人就是偉大的人。像我這樣被世人誤解的人是很少的。人在臨死之前，會變得非常了不起。‘花兒獻給你……’我的命運使我變成了詩人，我寫了很多詩。科長鼻子特別大，人們都叫他大鼻子，人們都管我叫二鼻子，而難友們卻叫我‘傻哥’。再過5天就是新年了，我真想吃年糕、年糕菜湯和年糕小豆湯。我不愿意同人埋在一起，可以和猴子埋在一起，猴子是正直的動物，狗也是正直的動物。公審那天，法官問我為什么回到北平，我說因為我養的猴子得了痢疾病，大家哄堂大笑。這個庸俗的世界，沒有人能理解我珍愛如命的就是猴子。那些要死而沒有死成的人，應該成為世上的偉人、圣人，并由他們來進行統治，所以，人們應該常常經歷一下內心的死亡線……”

川島芳子的人生確實是難堪的、無從選擇的，但同時，也是張揚跋扈、精彩跌宕的。具有多重身份的川島芳子最終由中日的親友共同為她收尸，火化后的骨灰由中日親友各留一半，她的坎坷一生終告結束。

第五章 孫傳芳：禍根深種立屠刀

1935年，大軍閥孫傳芳在天津被刺死一案，一度轟動朝野，此案幾經審理，兇手施劍翹不但沒被處死或判刑，反被赦免無罪，其中情節令人興嘆。人們都想知道：到底是誰殺死了孫傳芳？這個人是什么來歷？他和孫傳芳之間到底發生了什么，導致將孫傳芳殺害？想要回答這些問題不妨讓我們回顧一下，這位原北洋軍閥、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傳奇色彩的一生。

孫傳芳，山東歷城人，生于1885年，自幼喪父靠母親精心撫育而成人，后因家境實在難以維持，把姐姐嫁給了山東王姓督軍做姨太太，使孫傳芳得以和王姓子弟一起讀書，因天資聰明，又靠王姓督軍的勢力，保他進了清政府主辦的保定軍校。從此，他的人生才出現轉機，很快踏上了一條青云直上的仕途之路。

孫傳芳本人面相怪異，一只耳大一只耳小。善欺騙，好投機，是個做事詭秘多端的投機高手。自認為天宿下凡，其野心之大，想“挾天子以令諸侯”……曾因耍詐差一點被割下頭成了上海大流氓杜月笙的見面禮。看似其貌不揚，卻在短短幾年列居三大軍閥之首。為爭權，大動干戈，戰禍不斷，置百姓于水火之中……為爭勢，竟俯首拜張作霖為父，拉張學良結為把兄弟。

1902年，孫傳芳由姐夫王英楷推薦，進入北洋陸軍練官營當學兵，不久，又轉移到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就讀。之后，孫傳芳赴日留學，后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第六期學習軍事，期間加入同盟會。次年，孫傳芳學成回國，同年經清政府陸軍部考核，授步兵科舉人，并擔任北洋陸軍第二鎮第三協第五標教官。中華民國建立后，孫傳芳任第二師第三旅第五團的輜重營營長。1913年至1921年，孫傳芳一直駐守湖北，期間深受湖北督軍王占元賞識，屢屢升職，由第五團團長、第三旅旅長、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直至湖北第十八師師長，一度還任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軍銜也從少將升至中將。

在此期間還有一段比較有意思的小故事——孫傳芳禁穿旗袍。孫傳芳不僅要求取締模特兒，還極力反對女子穿旗袍。他認為那種衣服“太勾男人的眼珠兒，且女人露臂袒膀有傷風化，易招（男）人想入非非”。有時，他在街頭看到年輕女子穿旗袍或裙子，便會緊皺眉頭，雙眼緊閉，甚至雙手掩目，轉過身去，以示自己“非禮勿視”。雖然如此，他的姨太太卻不吃這一套。有一次她去杭州靈隱寺燒香拜菩薩，竟堂而皇之地穿著旗袍。孫傳芳知道后也無可奈何，只好搖頭嘆息道：“內人難馴，實無良策。”投壺是中國古代宴會時的一種娛樂游戲，即主人與賓客輪流將箭矢扔向特制的壺中，比賽看誰扔進最多，然后輸的被罰飲酒。孫傳芳對于這項早已失傳數百年的游戲很感興趣。為了顯示自己的“溫文儒雅”，他特地在南京舉行“投壺儀式”，并邀他所設立的婚喪祭禮制會會長章太炎前來共襄盛舉，不過章太炎并未賞光。后來，國民革命軍打敗孫傳芳，有人即戲稱是“槍炮戰勝了投壺”。

1921年，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控制了湖北軍政大權。吳佩孚對孫傳芳非常欣賞，任命他接任第二師師長。從此孫傳芳一躍變為直系軍閥的一員大將。

幾年后，孫傳芳率領軍隊進入福建，出任福建軍務督理。1924年，直系軍閥齊燮元討伐皖系的盧永祥，江浙之戰爆發，孫傳芳奉曹錕之命出兵援助齊燮元，夾擊盧永祥，占據浙江，并乘機大肆擴軍。隨后，他被大總統曹錕任命為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督理。同年授銜恪威上將軍。之后，“北京政變”爆發，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聯袂組建“臨時執政府”。張作霖統率大軍，舉兵南下，大肆擴張奉系實力，直逼長江流域。孫傳芳為保全自己利益，多方聯絡反奉勢力，對張作霖軍隊進行反擊。孫傳芳對奉軍突襲得手，占領上海、南京，并將奉軍逐步逐出江蘇和安徽。孫傳芳打敗奉系軍閥、山東督辦張宗昌的部隊；其中，在皖北固鎮的一次戰役中，施從濱（安徽省桐城人，保定將弁學堂畢業）奉山東督辦張宗昌之命迎頭截擊。施從濱困孤軍深入，在皖北固鎮兵敗被俘。當施從濱率軍南下時，孫傳芳連發三個電報要施同他合作，倒戈內應，但施不予理睬。孫傳芳俘虜施從濱后，即于當晚處決施從濱，不僅梟首示眾，而且又將施暴尸多日，不準施家收尸，以振軍威。

孫傳芳輕率處決了奉軍被俘將領施從濱，為他日后種下了禍根，正所謂“誰種下仇恨，誰自己遭殃”。這就是十年之后施從濱的女兒施劍翹為父報仇的緣由。

孫傳芳打敗奉系軍閥、山東督辦張宗昌的部隊，并俘獲了張宗昌的部下，極大地鼓舞了東南各省。隨后，鄂、皖、贛三省直系將領公推吳佩孚、孫傳芳共主大計。1925年11月25日，孫傳芳從徐州凱旋，成立浙、閩、蘇、皖、贛等五省聯軍，自任聯軍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聘日本軍官岡村寧次為高等軍事顧問，開辦聯軍軍官學校，自兼校長。這時候他成為直系后期最有實力的軍閥。在其鼎盛時期兵力可以達到20多萬人，同時海軍跟空軍也很強大。

1926年6月，為了反對軍閥反動統治，北伐軍開始北上。革命的三大對象是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同年9月，北伐軍浩浩蕩蕩進入江西，孫傳芳打著“保境安民”的口號，親自到九江督戰。幾個月激戰之后，孫傳芳的部隊損失慘重，從而不得不放棄閩贛、退保江浙，與北伐軍進行對壘。北伐軍曾經很多次勸孫傳芳歸順并投降，孫傳芳卻堅持反共、討赤的立場，拒絕任何的談判。失利后，孫傳芳見北伐軍勢不可擋，乃于11月18日改名化裝乘普通客車由南京抵天津拜見張作霖，向張乞授認錯，表示東南大局靜聽張作霖主持。孫傳芳還與張學良拜盟，認張作霖為義父。張作霖大喜過望，表示不計前仇，并邀孫傳芳參加正在召開的軍事會議。孫傳芳在會上建議組織討赤軍統率辦事處，推張作霖為全國討赤總司令。會議決定讓張宗昌率直魯聯軍援孫傳芳，孫傳芳讓出江蘇、安徽的北部給直魯聯軍。1927年8月，在南京龍潭一帶，孫傳芳的部隊與北伐軍展開激戰，幾乎全軍覆沒。第二年春天，孫傳芳被張作霖任命為魯西前線總指揮，與蔣介石、馮玉祥的部隊作戰，失敗后逃回濟南。沒多久，張作霖在沈陽皇姑屯被炸死，孫傳芳的部隊殘部撤至河北灤州一帶，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孫傳芳不得不宣布解體。

1928年底，孫傳芳退至關外，來到沈陽，被東北軍張學良禮遇，之后，又躲到大連。12月，東北易幟，孫傳芳、張學良關系也不如往日。后來，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孫傳芳分外高興，積極加入反蔣同盟陣營，可是，隨著“中原大戰”的失敗，孫傳芳東山再起的美夢也徹底破滅了。“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孫傳芳舉家由東北遷至天津隱居。居在天津，孫傳芳當然也不會如此寂寞下去，便在政治上開始轉向與蔣介石政權較量。所以當時孫傳芳的很多舉動也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

“九?一八”事變后，當時華北局勢復雜，一方面日本極力拉攏這些舊軍閥，當時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等都造訪過孫傳芳。另一方面，南京國民政府的特務機關對孫傳芳這些人也加緊監控，警惕他們為日本人所利用。面對如此復雜的政治局面，孫傳芳也深知自己所處環境的復雜，所以公開聲明不被任何政權利用，并且閉門謝客，深居簡出。

曾擔任過北洋政府總理的靳云鵬，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勸孫傳芳皈依佛門。

孫傳芳皈依佛門之后，法名“智園”，經過一段修行，孫傳芳幾乎變了一個人，以前東山再起的夙愿不再萌發，言談舉止亦和往日大不相同。也許“孫聯帥”果真凈化了靈魂，為行善事。每到炎夏，他家門前必放置一些綠豆湯，免費供應過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孫傳芳竟對入宅行竊之徒大發慈悲，非但不加懲罰，反而命人賞米放歸。孫傳芳的善舉被傳開后，新聞界即以《孫公館緝賊賞米，中秋夜樂善好施》加以報道。世人聞之紛紛議論“孫聯帥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隨著刺客施劍翹的幾聲槍響，孫傳芳立即斃命，也令對他進行觀望的人們失去了繼續考察的對象。

那么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敢于刺殺五省聯軍統帥孫傳芳呢？

民國時期刺殺成一時風氣，陶成章、宋教仁、鄭汝成、陳其美、湯化龍、徐樹錚、張紹曾、廖仲愷、邵飄萍、史量才、楊杏佛都是被刺身亡，汪精衛遇刺受重傷，宋子文遇刺安然無恙，這些政治暗殺難道真成為了歷史上的重大疑點？當然也有為報仇雪恨刺殺大人物的，如山東省政府副總參議鄭繼成為父報仇，刺殺直系大軍閥、“狗肉將軍”張宗昌。身為刺客，既要身手矯健，又要視死如歸，決非膽小惜命的常人所能勝任。以男性的歧視眼光看來，此等行為女子更不可能有。然而，凡事總有例外。中國古代的奇女子中，東漢酒泉女子趙娥便為父親趙安報仇，手刃仇家。這個歷史故事的大致情節為：趙安被同縣的李壽無端戕害，此前，他的三個兒子都夭折了，膝下荒涼，只剩女兒趙娥，也已嫁為人婦。李壽沾沾自喜，以為趙家連個壯丁都派不出，縱然結下了血海深仇，終究拿他沒轍。仇家吃下了定心丸子，比先前更為驕恣，趙娥表面上沒什么明顯表示，復仇之心卻堅如磐石。她私下準備了一把鋒利的短劍，藏在袖子里，常常坐著帷車，靜候時機，可是十多年都未能如愿。后來，趙娥與李壽在都亭狹路相逢，她毫不遲疑地拔出利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刺死仇家，隨即前往縣衙投案自首。她如釋重負地說：“小女子的父仇已報，請大人定罪吧。”縣令被趙娥的大義感動，不忍加害于她，竟打算掛印而逃，與她一道遠走高飛。趙娥感謝縣令的好意，卻不肯隱姓埋名，流落異鄉，以待罪之身茍活人世。她振振有詞地說：“殺死仇家，這是我的夙愿。因此觸犯刑律，該當如何處置，那是您的職分，我絕不草間偷生！”趙娥的言行義薄云天。盡管漢代法網嚴密，但各級官員仍紛紛出面為她求情，她最終獲得朝廷特赦，一時間成為天下景仰的奇女子。在民國時期，也有一位女子的行為和遭遇與趙娥極其相似，她刺殺的仇家來頭更大，是直系軍閥孫傳芳，其雷霆一擊也比趙娥當年的壯舉更轟動天下。這位俠女便是施劍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