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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3月，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后，與外國人的接觸日益增多，隨之，對外貿易也日漸活躍起來。

在太平天國對外貿易中，輸出貿易以生絲、茶葉、棉花為大宗，輸入貿易則以軍火，糧食為大宗。前者學者多有較詳的論述，而后者由于史料的零星與缺乏，則論述不多。本文不揣淺陋，就視野所及的太平天國資料，對這個問題試作探討。

一、軍火貿易的緣起及其走私性質

軍火貿易是太平天國實行正確的對外貿易政策的結果，也是其面臨復雜嚴峻的戰爭環境的產物。太平天國自定都天京后，一直推行開放正當的對外貿易，積極爭取外援，同時要求各國商賈交納關稅、遵守太平天國各項貿易法令、制度和政策。特別是從血與火的戰場上，太平軍將士親眼看到洋槍洋炮的巨大威力，因而在對外貿易中，"他們最關心的是外國的武器"（《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頁。）。

定都天京后不久，鎮江太平軍即對過往的英國艦船表示："如有大炮、火藥、米糧，可來銷售。（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7冊，第123頁。）"1858年底，太平天國蕪湖守將候裕田曾向航行于長江的英艦巴克艦長懇求"相贈小洋炮壹貳桿，洋粉若干，洋炮火嘴拾余個"（《太平天國文書匯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頁。）。1861年6月，駐防乍浦的太平軍首領鴻天福陳某照會英國水師提督何伯表示太平軍將不攻打寧波，并提出與之進行槍枝、火藥交易，保證"無論價錢如何，一應付給。（eⅢ：,P1141。）"甚至在戰火頻仍的1863年，忠王李秀成、慕王譚紹光還致書常勝軍首領戈登談軍火交易事宜："至各人軍裝炮械，彼此皆知底細，你處圖利，我處置辦，聽從通商，原無禁令。此時你處若有槍炮洋貨，仍即照常來此交易。（《太平天國文書匯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頁。）"曾與太平軍大做軍火生意的美國瓊記洋行商人羅伯特·費倫向上司匯報說，太平軍"歡迎外國人同他們做買賣，......他們首先需要的是軍火，有多少要多少。（S．C．，1858～，P95．轉引自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頁。）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后，西方列強紛紛宣布所謂"中立"政策，禁止除*以外的所有與太平天國的貿易。1855年，英國甚至頒布法令，嚴禁在華臣民向太平軍"提供出售或*任何種類之戰爭物資。或代為裝備船只。（《太平天國史譯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2頁。）"

清政府也屢屢照會列強各國，要求對"擅赴內地或竟私運槍炮火藥者，立即押回，交與本國領事查辦，貨物入官充公。（《吳煦檔案選編》，第一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頁。）"但軍事斗爭對軍火的大量需求和巨額商業利潤的誘惑力卻是任何形式的法令所難以禁止的。一方面太平天國一直謀求從外國商人那里購買精銳的武器和裝備；一方面是違背清廷和列強禁令、不避路途艱險的冒險軍火商販的源源前來，軍火交易一直禁而無絕。

二、軍火貿易的方式、地域、規模及運輸線路考察

太平天國對軍火貿易采取了靈活多樣的方法。自先是有組織地派人購買。1860年6月,太平軍攻占蘇州后，在嘉興、盛澤總理太平軍糧響、關卡的耕天福汪心耕、錫天福沈枝珊先后派人攜匯銀兩潛入上海，"偵探官兵信息，并購買洋槍火藥，接濟賊營。（《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二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84頁。）"翌年10月，忠王李秀成下令周莊、陳墓各鄉官，"赴滬采辦洋槍一千桿，銅帽二十萬，大紅縐二百匹"，以為軍用（《吳煦檔案選編》，第二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頁。）。1862年2月,駐守南匯的太平軍首領里天福徐某曾派三名太平軍攜洋銀1400元到松江購買洋槍火藥（《太平天國》，第六冊，第490頁。）。在上海，太平天國專門委派了秘密的軍火代理人,同華爾的洋槍隊爭購洋槍彈藥（《太平天國史譯叢》，第三輯，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3頁。）。

其次是請來訪或服務于太平天國的"洋兄弟"來購買軍火。1860年5月，太平天國曾試圖請來蘇州探訪的外國傳教士赫威爾等帶錢到上海購買武器,但遭拒絕（《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頁。）。1861年初，英國水手呤唎在南京參加太平軍后，忠王李秀成除請他教練太平軍外，還多次派他為太平軍采購軍火。1863年12月李秀成最后一次頒發路憑給呤唎，派他"前往上海、寧波一帶采辦兵船"（《太平天國》，第二冊，第872頁。）。

1863年3月至6月，太平天國殿前副掌率總統水陸馬步軍務蔡某、開朝王宗殿前忠誠三十九天將李某、忠閎朝將隊內鱗天安余某也先后發給"洋兄弟"路憑,前往太倉、上海、嘉興等地采辦軍需（《新發現的太平天國路憑關卡憑照》，見《近代史資料》總第65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

同年8月，原常勝軍領隊白齊文投歸太平軍后,慕王譚紹光曾派他赴上海購買洋槍軍火，并示意他能買到多少槍枝，就讓他帶多少部隊（王崇武、黎世清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第一輯，神州國光社1954版，第6。）。

第三是積極主動與冒險前來的外國商人、軍火販子開展軍火交易。這些與太平天國做軍火交易的外國人成份復雜，主要有以下五類:（1）同情、贊成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人。他們對列強實行的所"中立"政策甚為不滿，認為"既云外國人賣軍火與長毛有罪，則土、何提督幫助官兵亦該有罪。"有位自稱洋差的外國友人公開宣稱他曾"屢賣洋槍與長毛，日后仍有洋槍等要賣，即前此太倉長毛所用洋槍，皆我親往賣也。（《吳煦檔案選編》，第五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73頁。）"

（2）一些有身份地位的在華外交官員。1853年，美國旗昌洋行商人兼駐滬副領事金能亨（d）將一艘輪船和大批美國槍械彈藥賣給太平軍，未料被清軍偵知，結果在上海引起輿論大嘩（（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靜蘭譯：《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頁。）。1863年9月，清軍在一只寧波釣船上查獲了九名向太平軍販賣軍火的外國人，其中有一名為"在申執事之人"。這些有頭面的人亦為厚利所趨，而從事走私。

（3）貪圖橫財暴利的商人。據曾為太平軍俘虜的洋槍隊副領隊法爾思德回憶，當時"在上海十五元或二十元能夠買得到的*，太平軍須付給走私者一百元"（《太平天國史譯叢》，第三輯，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19頁。）。又據兩江總督怡良1853年11月奏稱："向來夷人火藥每桶賣洋銀三元者，今增長至二十五六元不等"，"賊匪放價收買，奸夷貪利私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一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33頁。），外國商人為之趨之若鶩。"向來有不法之外國人每帶外國洋槍至蘇州賣與長毛，雖華官稽查甚嚴，其中偷漏者不少。（《吳煦檔案選編》，第五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99頁。）"據英國駐滬領事阿利國估計，當時在華各國"安分夷商，恨逆匪踞擾，以致貨物滯銷，僅十之二；其希圖漏稅，接濟火藥糧食漁利者，竟十之八。（《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一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4頁。）

"值得注意的是，除一般散商外,洋行仗其雄厚的實力，在與太平天國軍火貿易中占了很大部分。據1862年英軍駐華公使卜魯斯及水師提督何伯給英國政府的報告，當時"香港和通商口岸的洋行公開地做槍炮生意"，"許多船只為上海的洋行運送槍械彈藥給叛亂軍，他們遠離領事館可以監督的范圍，在預先約定的地點卸貨，以便讓太平軍來領取。（（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靜蘭譯：《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頁。）"為遮人掩目，上海英租界一些有名的洋行變換包裝方法,把一箱箱貼著"雨傘"標簽的卡賓槍和借用"圣經箱"包裝的*賣給太平軍（（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靜蘭譯：《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頁。）。1862年5月，洋槍隊攻占嘉定、青浦后，曾在兩地發現有數十尊1861年制造、印有英商"同珍洋行"字樣和皇冠商標的鐵制大炮（《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頁。）。（4）散居在通商口岸的外國無賴、罪犯、冒險家。太平軍進攻上海時期，"外國人來申游蕩無業者，或賣洋槍濟匪，或無賴滋事，人數甚多。（《吳煦檔案選編》，第五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31頁。）"

1862年10月李鴻章在致曾國荃的信中也抱怨說："賊中洋槍甚多，力可及遠，皆中芒鬼子（即閑散洋人--原注）、廣東、寧波商船購運者，無法禁止。（吳汝倫編：《李文忠公全集》，光緒三十一年金陵刻本，"明僚函稿"，卷二，第14頁。）"（5）與太平軍兵刃相見的外國軍官、士兵。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占寧波后，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外國商人及英法海軍爭相售以軍火，并供應食品。1863年1月，進攻紹興的"常捷軍",由于寧紹道臺不給之食，有四名法國小軍官"即將槍械賣錢食用"（《吳煦檔案選編》,第五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3頁。）。甚至連后來的常勝軍首領戈登也為暴利所誘，假手洋商與太平軍大做軍火交易（參見簡又文：《太平開國典制通考》（中），第716～719頁。）。

太平天國對冒險前來的外國軍火商販的態度是積極而主動的，他們為這些外商專門頒發了路憑，甚至還要求沿途各卡提供食宿（《新發現的太平天國路憑關卡憑照》，見《近代史資料》總第65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