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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種卑鄙的東西，什么都會習(xí)慣的！”聽了馬爾梅拉多夫講的故事，拉斯科利尼科夫想。可是“如果我想得不對呢？如果，總的來說，整個人種，也就是說，全人類，當真不是卑鄙的東西，那么就意味著，其他一切全都是偏見，只不過是心造的恐懼，任何障礙都不存在。”對一切都會習(xí)慣，對什么全都順從，是卑鄙的；能夠進行反抗、能夠“跨越”過去的人，就不是卑鄙的了。從“思想”到行動，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經(jīng)跨出了第一步。

然而單是馬爾梅拉多夫一家的悲慘遭遇，還不足以使主人公邁出決定性的一步。于是，就在第二天早上，立刻又接到了母親的信。

用他母親的話來說：他是她們（母親和妹妹）的“一切”，她們的“全部希望”和“全部指望”。為了他，母親甘愿“犧牲”女兒，讓她嫁給一個談不上有什么愛情的律師——盧任。等待著他妹妹杜尼婭的唯一現(xiàn)實道路，照他看，和索尼婭的命運毫無區(qū)別，只不過多了一件“合法婚姻”的外衣，實質(zhì)上仍然是為了親人而不得不出賣自己。后來，斯維德里蓋洛夫用他自己的方式也說出了同樣的意思：嫁給盧任，還不是和接受他的“求婚”一樣，只不過拿的是另一個人的錢而已。杜涅奇卡、索涅奇卡，她們都是這個社會的犧牲品，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命運。“只要世界還存在，索涅奇卡就永遠不會消失！”

就在他這樣折磨著自己的時候，他又看到了一個被侮辱的少女。“噯！是您呀，斯維德里蓋洛夫！您在這兒干嗎？”他攥緊拳頭，撲向那個糾纏她的肥胖的花花公子。在他看來，這個坐在路邊長椅子上的少女，還有那個街頭賣唱的歌女，坐在酒店和娛樂場所門口的那些婦女，那個投河自盡的女人——這都是杜涅奇卡，都是他的妹妹，各式各樣的斯維德里蓋洛夫和盧任們在肆意欺凌她們，——到處都是他的“妹妹”，他親愛的人……那些所謂的學(xué)者們用“科學(xué)”理論證明：“應(yīng)該如此”，“每年應(yīng)該有這么百分之幾去……去什么地方……去見鬼……”只不過是“百分之幾”而已，人們盡管放心好了！對于那些壓迫者、統(tǒng)治者來說，他們當然用不著擔(dān)心會落入這個“百分之幾”，他們自然是放心的。可是對于像馬爾梅拉多夫、拉斯科利尼科夫這樣的窮人，對于杜涅奇卡和索涅奇卡來說，“百分之幾”這個數(shù)字卻絕對無法讓他們放心。索涅奇卡已經(jīng)落入了這“百分之幾”，杜涅奇卡也難免落到這“百分之幾”里去……于是，杜涅奇卡的命運和索涅奇卡的命運，以及一切“妹妹”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同時浮現(xiàn)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眼前。

于是他作了一個可怕的夢。夢中那匹被殘酷打死的駑馬，就是一切被壓迫、被踐踏的人的象征，在那匹可憐的馬身上，仿佛集中了所有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們的苦難。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臨終時絕望地呼喊：“駑馬已經(jīng)給趕得精疲力盡！……再也沒有力氣了！”這幾句含著血和淚的話與拉斯科利尼科夫夢中那匹馬的形象遙相呼應(yīng)。對于窮人來說，他們的一生就是這樣的一場噩夢。

那么，怎么辦？出路在哪里？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意識的限度之內(nèi)，對這個問題是無法回答的。然而現(xiàn)實卻要求他必須作出明確的回答：“一定得采取某種行動，立刻行動起來，越快越好。無論如何得作出決定，隨便什么決定都行，或者……要不，就完全放棄生活！”

小說發(fā)表以后不久，評論家皮沙烈夫①在一篇題為《為生活斗爭》的評論中就已經(jīng)指出：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病”根“不是在頭腦里，而是在口袋里”。他頭腦里所以會產(chǎn)生那個奇怪的“理論”，是因為他的處境的痛苦程度遠遠超過了“他的力量和勇氣所能承受的限度”。“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一理論看作他犯罪的原因，正像不能把病人的幻覺看作病因一樣。”他的“理論”只不過是他被迫與之進行斗爭的那個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真正的唯一原因還是令人痛苦不堪的環(huán)境”。因此，不管小說的作者主觀上有什么意圖，小說還是以驚人的力量反映了那個強權(quán)社會中非人生活的真實，真實到了令人感到窒息的程度。

①皮沙烈夫（一八四○——一八六八），俄羅斯著名評論家，哲學(xué)家，革命民主主義者。

拉斯科利尼科夫殺了人，然而他并沒有“跨越”過去，而是仍然留在了這一邊。事實證明，他不是“拿破侖”，他不屬于那些壓迫者和統(tǒng)治者，他不是“超人”。他殺死的不是那個老太婆，而是他自己。他感到可怕的孤獨，感到自己已經(jīng)完全脫離了這個社會，不僅不能再對自己的親人說出心里的話，而且永遠再也不能對任何人說什么了。“他好像是用剪刀把他與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剪斷了。”然而他無法完全脫離人群。

“啊，如果我孑然一身，誰也不愛我，我永遠也不愛任何人，那該多好！那么就不會有這一切了！”（也就是說，那樣的話，他就會“跨越”過去了！）然而有人愛他，他也愛別人。完全脫離人群，離開愛他的人，放棄愛的權(quán)利，這是他無法忍受的，所以他也無法“跨越”過去。人是不可征服的。拉斯科利尼科夫需要回到人們中間來，所以他不可能完全喪失人性。

然而斯維德里蓋洛夫和盧任都“跨越”過去了。當然，他們都沒有拿著斧頭去殺人，沒有觸犯那個社會的刑律。但是依仗自己的財勢，他們的確都在“為所欲為”。斯維德里蓋洛夫?qū)σ磺卸己敛辉诤酰ㄒ桓信d趣的就是滿足自己的淫欲。他對拉斯科利尼科夫說：“我明白，您心里在考慮什么問題：道德問題，是嗎？……您把這些都丟到一邊去；現(xiàn)在還考慮這些干什么？嘿！嘿！因為您畢竟還是一個公民和人嗎？既然如此，那就不該亂闖；別去干不該由您來干的事。”斯維德里蓋洛夫自己早“把這些都丟到一邊去”了，所以他能夠干他所干的那些壞事。這樣的人比火災(zāi)、瘟疫、饑饉還可怕。盧任公開宣揚“首先要愛自己”的“科學(xué)”理論，因為據(jù)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chǔ)的”。拉斯科利尼科夫一針見血地指出：“把您剛才鼓吹的那一套引伸開去，結(jié)論就是：殺人是可以的……”盧任當然對此提出強烈的抗議，因為他完全用不著拿著斧頭去殺人，完全用不著讓血污染他潔白的手，然而他可以用金錢來買一個美貌的妻子，可以不受懲罰地誣陷索尼婭，漠然地“跨越”過道德的法律，人性的法律，心安理得地經(jīng)受住拉斯科利尼科夫無法忍受的一切，一句話，他可以，而且有權(quán)合法地殺人。

對小說該怎樣結(jié)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久拿不定主意。從他的筆記中可以看出，他曾設(shè)想幾種不同的結(jié)局：讓拉斯科利尼科夫逃跑，經(jīng)過芬蘭，到美國去；自殺；悔過。但悔過是與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性格、與這一藝術(shù)形象的邏輯發(fā)展相矛盾的。最后，拉斯科利尼科夫去自首了，可是并不認為自己有罪；他認為，他的罪只在于沒能堅持住，沒能“跨越”過去。

對于拉斯科利尼科夫，索尼婭是絕望的黑暗中的一線光明。拉斯科利尼科夫和索尼婭這兩個形象是理性與心靈、理智與感情的對照。索尼婭心里充滿了對人的愛。她是人類苦難的象征，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苦難和愛是合二為一的。人類的理性微弱而不可靠，而人類的苦難卻無邊無際；整個生活安排得如此不合理，如此駭人聽聞，如此殘酷，因此理性不可能完全理解它的不合理。剩下的就只有大家都感覺到的苦難的愛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問索尼婭：“如果突然這一切現(xiàn)在都讓您來決定：……是讓盧任活著干壞事呢，還是讓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去死？那么您會怎樣決定呢？”索尼婭回答：“這怎么會由我來決定呢？”不，索尼婭無論如何也不能作出這樣的決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跨越過另一個人的尸體。她所能決定的只有一點：讓別人從自己身上跨越過去，把自己獻給別人。而為別人獻身，在當時的世界上，其實只是一個不可能實現(xiàn)的理想。在小說中，索尼婭這個形象當然是理想化了，然而也是蒼白的。

于是作者又寫了《白癡》，希望用梅什金公爵這一藝術(shù)形象來進一步宣揚自己的這一理想。

最后，想稍稍談一談拉祖米欣。按照作者的意思，拉祖米欣應(yīng)該是書中的正面人物，本來應(yīng)該在小說中占據(jù)更重要的位置。他具有鄉(xiāng)土主義的觀點，反對西方革命思想的影響，認為社會主義是西方的玩意兒，與俄羅斯格格不入。他反對“環(huán)境決定論”，反對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唯物主義者的觀點。在一系列問題上，他可以說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對他特別珍愛，然而就我們在小說中看到的這個人物而言，卻很難說他已經(jīng)成功地完成了作者本想賦予他的使命。

本書根據(jù)蘇聯(lián)國家文藝書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十卷集）第五卷譯出，并參照《俄語》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罪與罰》。對此書的時代背景以及書中一些難以理解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