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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一八八一)的名字對我國讀者絕不是陌生的。他的主要作品《窮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死屋手記》、《白癡》、《少年》、《卡拉馬卓夫兄弟》等早已譯成漢語。他的代表作《罪與罰》更為廣大讀者所熟知。
高爾基曾經說過,就藝術描寫力來說,只有莎士比亞能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悲慘畫面,他以非凡的藝術力量塑造的那些莊嚴的、悲劇性的痛苦形象,都深深印在所有讀過他的作品的人的心中。“如果說時間能熄滅愛情的火焰和人類的所有其他感情……那么對于真正的文學作品,時間卻會創造不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正是世界文學中這種不朽的作品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與文學道路是一種最深刻的悲劇,其實質是:敵視天才、自由和藝術之美的現實,壓制和摧毀人的靈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在莫斯科一個貧民醫院醫生的家庭里。一八四三年畢業于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畢業后不久就專門從事文學創作活動。一八四六年發表的《窮人》為他帶來了極高的聲譽,在文學界引起了注意。《窮人》顯然受果戈理《外套》的影響;在思想上他也接近當時平民知識分子的先進代表人物。他曾參加空想社會主義者彼特拉舍夫斯基(一八二一——一八六六)的小組,為此被捕,并被判處死刑,后被赦免,改判流放,在鄂木斯克監獄服四年苦役(一八五○——一八五四)。后來他根據獄中的經歷寫成了《死屋手記》。
四年流放使他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轉變,認為在當時的社會上,反抗毫無意義;他只看到壓迫、道德基礎的崩潰、資產者的勝利、貧窮、賣淫、饑餓……而看不到出路何在。他認為,在這樣的社會上只有兩種可能:壓迫和被壓迫;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沒有,也不可能有第三種可能和第三種力量。他的筆記中有這樣一句話:“不做奴隸,就做統治者”。這句話也許可以作為他創作的題辭。這句話表現出他主要作品中主人公們的苦悶,反映出他們心目中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則:不做奴隸主,就做奴隸,不壓迫別人,別人就壓迫你。“主子的道德”是與人性相抵觸的。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選擇了后者:寧做犧牲者,不做劊子手,寧被踐踏,也決不踐踏別人。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有任何別的可能。
《罪與罰》最早發表在一八六六年的《俄羅斯通報》上。
一八六一年廢除了農奴制。這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滿希望。他覺得,對于俄羅斯來說,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但無情的現實粉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天真的幻想,同樣也使一部分正在尋找改革道路的青年感到失望,使他們又落進了懷疑的深淵。正是這種失望情緒往往促使某些知識青年進行個人主義的、毫無結果的反抗。《罪與罰》的主題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
但最初作者構思這部小說時,主人公卻是馬爾梅拉多夫,主要談酗酒問題,書名也不叫《罪與罰》。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故事是后來才產生的,這時馬爾梅拉多夫已經退居到次要地位。
作者設想,《罪與罰》的主題是:
一、人生來不是為了享福的。只有通過受苦,才能獲得幸福(做犧牲者,寧愿被壓迫,被踐踏)。
二、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思想:攫取統治這個社會的權力——不擇手段。“在小說里,通過他的形象,表現過分的驕傲、狂妄和對這個社會的蔑視。”“支配這個社會。”他想“趕快抓住權力,發財致富。殺人的思想是作為現成的東西來到他頭腦里的。”他幻想為人類造福,但是他選擇的“斗爭”
道路卻是首先保證個人的“自由”。
他力求站在社會之上,對這個社會的“反抗”是個人主義的。這樣的“反抗”失敗了。
但是在寫作時,作為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他的現實主義思想卻占了上風。《罪與罰》成了揭露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羅斯社會兇殘不仁的最強有力的文學作品之一。它以驚人的藝術力量顯示出:如果停留在這個社會基礎上,停留在它的現實和意識的界限之內,就絕不可能找到任何出路。整部小說中響徹了被這個社會碾碎的人們怎么也壓抑不住的絕望的呼喊:不能、不可能這樣活下去。無路可走成了小說的主旋律。
法律系的大學生拉斯科利尼科夫被貧窮壓得喘不過氣來,因為無法維持最起碼的生活,他被迫輟學,躲進那間與其說像房屋,不如說更像大櫥或棺材的斗室,房東已經不再供給他飲食,還威脅要把他趕出去……
于是拉斯科利尼科夫產生了要殺人的“思想”,——因為“統治者們”、“拿破侖們”都是不擇手段的。然而這還僅僅是一種“思想”。從“思想”到“行動”,必須經過另一次“飛躍”。他第一次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那里抵押東西以后,在一家小飯館里聽到了一個大學生的議論。那個大學生也有類似的想法,然而他并不想真的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
現實卻迫使拉斯科利尼科夫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上。
拉斯科利尼科夫認識馬爾梅拉多夫的場面決定了整部小說的基調,立刻把小說的主題提高到了對人類命運進行凄惻深思的高度,使讀者立刻感覺到自己置身于千百萬人受苦受難的悲愴氣氛之中。讓父親講給人們聽,他的女兒怎樣和為什么不得不淪為妓女。世界文學中很少有人能對人生的哀痛、苦難、羞辱與悲慘作如此深刻的暴露。只有深深同情顛沛無告的下層民眾的悲哀的藝術家,才能夠創造這樣震撼人心的形象和畫面。后來,拉斯科利尼科夫對索尼婭說:“投水自盡,一下子結束這一切,倒更正確些,正確一千倍,也明智一千倍!”索尼婭對他的話一點兒也不感到驚訝,而只是問了一聲:“那他們(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和三個孤兒)呢?”對于窮人來說,就連自殺也是不可多得的奢侈。也許,索尼婭也能投河自盡,可是即使她投河,還是無法把三十個盧布放在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面前的桌子上。生活里的確有這樣一些情況,能使一個公正無私的觀察者相信,自殺是生活獲得保障的人才能得到的權利,才能享受的奢侈。而像索尼婭這樣的人卻連自殺都不可能。她們的處境誠所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擺在她們面前的現實是:破壞道德,是犯罪;不破壞道德——在對待親人的關系上也是犯罪。索尼婭不出賣自己的肉體,孩子們就會餓死。馬爾梅拉多夫說:“得讓每個人至少有個可以去的地方”。可是馬爾梅拉多夫、索尼婭、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都無處可去。“上帝啊!難道就沒有公道了嗎!不來保護我們這些無依無靠的人,你去保護誰呢?……世界上還有法律和正義,肯定有,我一定會找到!”被逼得走投無路的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絕望地說。然而無情的現實卻是:“上帝”并不來“保護”他們;她至死也沒能找到她心目中的“公道”和“正義”。可見在她所生活的那個社會里并沒有什么“正義”,“上帝”也裝聾作啞,對窮人的悲慘命運視而不見,眼睜睜看著“這樣的事”(索尼婭的話)在他面前發生……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這個藝術形象是十分感人的。讀者仿佛看到了這個跌落到社會底層、被生活折磨“瘋”了的高傲的女人,仿佛看到了她臉上的紅暈,看到了她咯到手絹兒上的鮮血,聽到了她一陣陣的咳嗽聲,聽到了她那絕望的呼喊。“什么?請神甫?……用不著……我沒有罪!……不用懺悔,上帝也會寬恕我……他知道我受了多少苦!……即使他不寬恕我,那也就算了!……”臨終前她這樣說。當然,她始終念念不忘自己“高貴”的出身,那張能證明她的身份和幸福過去的“獎狀”,始終伴隨著她,直到她離開這個世界。然而這些并不讓人感到有損于這個悲劇性人物的形象,恰恰相反,倒使這個人物顯得更加飽滿,更加真實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