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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德川家族的聯姻，進一步提高了王進賢在日本的地位和威望，使其在日本的處境有了極大的改善。日本的上層人士都知道：這個人不但是中華的大官，還是德川現任大將軍的女婿，天皇的擔挑。

有了這一層關系，王進賢已儼然成為在日本華人的領袖。王進賢倡議的長崎華人商會得到大家的熱情支持。在王進賢回到長崎之后，按照王進賢的意思，商會籌備會議立即召開。來自中國各地的在長崎生活的華人匯聚一堂，共同探討貿易發展的大計。大家一致擁護成立長崎華人商會一事，并推舉王進賢作為商會會長。

王進賢心想：我就來這么一趟日本，今后大把的時間都在中國，哪里有時間在長崎當什么商會會長，于是便推辭了。誰知道這一推辭不要緊，一下子找不出能當會長的人了。各個派別為了讓自己人當上會長，爭得是不亦樂乎。面對這種情況，王進賢不能不站出來表態：“既然選不出其他人做會長，我就勉為其難，做個掛名的會長吧。”這才暫時平息了爭吵。王進賢心中暗暗叫苦：選個會長都這么難，下面還不知道會怎樣呢。自己當會長只是暫時轉移了矛盾，商會還給有個管事的副會長吧，到時候也給爭個頭破血流。

果不其然，用不著等到選常務副會長的時候。在討論商會的核心功能——如何協調解決爭端的機制和人選時，會場又一次陷入激烈爭吵。要不是被人勸開，劉覺和一個福建商人幾乎大打出手。整個會場一片烏煙瘴氣，籌備會議最后不歡而散。

在資本主義的所謂“萌芽”時代，也就是封建主義行將瓦解的時代，所謂行將瓦解也就是沒有瓦解，封建專制還是在社會統治中占據主體地位。也許，現階段，大規模的人民自主還不現實，大多數水手在陸地上只干四件事：吃飯、睡覺、嫖妓、賭博。能參加商會籌備會的人，已經算不得最基層的人民了，即使如此，地域觀念、知識層次、眼光和偏見依舊阻礙他們有效地自己管理自己。“民主”是個美妙的詞匯，是21世紀人人都向往的詞匯。但是如果人民沒有自主的素質，沒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那么民主往往是一場災難。自由、平等、民主、博愛，無一不是時代的潮流，而非必然的選擇。在商會的籌備這件事情上，王進賢也許就是太相信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素質了。或許確實該借鑒一下美國的經驗，組織社會的上層進行探討，形成一致意見后，再加以施行。

“自由”是英國資產階級立國的基石；“平等”是法國立國的基石，而“民主”則是美國的立國之基。而在美國這個“民主”之花綻放的地方，其體系框架卻是由封建莊園奴隸主和大資產階級架構的，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無法得到有效的實施。1787年5月至9月，“以修改《邦聯條例》為唯一的和明確的目的”、“使全國體制足以應付政府的緊急事務和保全聯邦”為名義，除羅德島之外的當時美國12個州的55名代表會聚費城，由喬治·華盛頓任會議主席，經過116天的多方討論、協商和妥協，制訂出一部新憲法，即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這個會議雖然奠定了美國立國之基，但是卻是社會上層的少數人士故意避開廣大人民進行的。所謂的“民主”只存在于社會上層之間，這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改變。直到第三任總統杰佛遜時代，人民的民主才第一次成為一種政治力量登上舞臺。然而，杰佛遜所期待的民主事實上是農民民主，和現代民主并不相同，那是一種田園牧歌式的幻想。真正的美國民主，還要等到20世紀初。

現在的主要任務是資產階級革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大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化的大地主，由他們領導人民進行革命。而大規模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時機尚不成熟，那需要等到工業化進一步發展，工人階級的壯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識字的普及，中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才可以實現，過于激進只會導致失敗。

二、

見江蘭、周性如、張吉泉、歐陽榮宇、馮六，都是長崎華人中的頭面人物，其中見江蘭、周性如是三江幫的代表人物，張吉泉和歐陽榮宇是福建幫的代表人物，馮六則是日本的華人大通事，加上王進賢，一共是6個人。王進賢把他們請來，就是希望通過用縮小討論范圍的方式，商議商會籌備事宜，最終修成個正果。雖然縮小了討論的范圍，但是爭論的激烈程度卻一點都不差，遠遠超過王進賢的設想。老的矛盾依舊沒有解決——協調解決爭端的機制及商會掌舵人的人選。三江幫的訴求是按照在中國的每個省來劃分名額，要知道三江幫雖然名為三江，其實是包含了除福建人之外所有其他各省人的派別，若是按照每個省來分配名額，三江幫便占有極大的優勢；福建幫則要求按照船只的數量來分配名額，海上行商，十有七八的船只都屬于福建人，若是按照船只來分配名額，福建人又占了絕對上風。

看著他們吐沫橫飛，唇槍舌劍，王進賢氣就不打一處來。

本來，王進賢從京都回來，心情是很好的。德川幕府答應了他幾乎所有的要求，還對貿易的額度進行了加碼。雙方還就銅的貿易達成一致：日本是銅的產地，并不缺銅。但是日本政府對于銅的需求如饑似渴，走私現象屢禁不絕，以至于明朝政府也明令不許向日本出口金屬銅。其實，日本并不缺銅，但是由于加工水平低，另外也因為缺乏礦物錫，因此日本缺青銅，從中國走私過去的，多是青銅錢或者青銅佛像。日本煉銅的水平也很低，有福建商人甚至把日本煉銅剩下的銅礦渣運回中國，再提煉一下，產出的銅居然還能掙錢。因此，從日本進口銅，到中國變成青銅，再運回去，其利甚大。對于日本政府來講，也有十分迫切的需求。要知道，日本在國內使用得一般等價物，一直是中國的銅錢，日本到了“現在”還沒有本國的貨幣。一直要等到1626年才開始實驗性的鑄造銅錢，而要到了1639年才開始大規模鑄造，因此，德川幕府對于青銅的需求如饑似渴。只有深入日本全國各地去招募工匠的要求，遭到了婉拒，王進賢的活動范圍被嚴格限制在九州界內，招募地點則只能設在長崎。

可是自打從京都回到長崎，一挨上商會這個事，王進賢就心煩意亂。爭吵、謾罵、怒吼，一點一點地拱著王進賢的火氣，看到幾個老頭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含沙射影、指桑罵槐，這氣就不打一處來，他覺得實在忍不住了，也確實應該爆發了，否則就控制不住局面了。王進賢“啪”的一拍桌子，“騰”的站了起來：“吵什么吵！你們就不能好好協商嗎！你們就不知道團結才是力量嗎！”

會場一下子涼下來了。

王進賢：“你看看你們，一個個歲數都比我大，可吵起架來比我火氣還大。現在，我們在日本，人家日本人拿我們當外人，說驅逐就驅逐，說犯禁就犯禁，說殺就殺，說燒就燒，根本沒有我們辯駁的余地。而在唐土呢？大明拿我們當海賊，見到就抓，船上的東西全部沒收，弄得你輕則傾家蕩產，重的連命都保不住。你們還有什么可吵的。你們可以依靠誰？你們可以依靠的，就是這些和你一樣在海上漂泊的兄弟。同病相憐啊！你們之間還吵？還不團結？那你們還能有什么前途！我為什么要成立長崎華人商會，就是希望能把大家團結起來，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抱成一個團，這樣人家才不敢欺負我們，才不好欺負我們，才無法任意魚肉我們，我們越團結，力量才會越大，才能在這無邊的大海上游刃有余，在國家的夾縫中謀一個好的生活。若是今天你搞我一下，明天我搞你一下，我看不用做生意了，天天你防我我防你，大家伙天天提心吊膽，累也累死了，你們說是不是。我看先不要討論名額問題了，先梳理一下商會的功能，看看商會到底能起什么正面的作用。”

說來也怪，這一梳理作用，大家伙發現：以前對商會功能的理解太狹隘了，就集中在解決爭端、協調關系上。現在發現，商會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干，比如：海上援助、撫恤死傷、溝通政商、人員交流、管理船員等等。在座的，除了馮六是長崎的大通事，其余四人都是大商人、大船主，這一聊起來，發現他們之間都有共同的經濟利益。在任何時候來講，經濟利益的力量都要遠超過通過地域劃分的情分。對于海商也是如此，在當時，船東、主管、火長等為一個階層，水手為另一個階層，二者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說是階級劃分的分水嶺也不為過。因此，拋開地域限制，這四個人其實對待很多事情有著共同的看法。很快就對商會的功能、組織架構、人員組成等基本問題形成共識，剩下的問題就是細化的問題了。特別是他們加強了商會對船員管理的功能，像什么服從命令聽指揮，禁止酗酒、斗毆、賭博，注意防火，買賣公平等等。這都是王進賢所沒有想到的。

三、

就在長崎華人商會緊鑼密鼓的籌辦之時，歐陽華宇辭世了，作為在長崎的華人領袖，他的辭世是華商界的一大損失。由于歐陽華宇等華人曾經在悟真寺購買了一塊墓地，按照歐陽華宇的遺愿，他的遺體將被安葬在悟真寺。

“商會的成立儀式和葬禮安排在這么短的時間內，不太合適吧。”王進賢對于把商會的成立儀式和歐陽華宇的葬禮前后腳舉辦，覺得不太合適。

見江蘭：“沒有什么不合適，大家都是商人——務實。正好各地華人的頭面人物都來到長崎，大家來一趟也不容易，不如兩件事情一起辦了。連歐陽公子都同意了，您就別介意了。”

王進賢：“歐陽公子同意了？”

見江蘭：“同意了。歐陽公子說：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1】”

王進賢：“這是陶淵明的詩啊。好吧，既然歐陽公子的同意了，我再啰嗦反不為美。”

【1】陶潛所作的《挽歌》。

四、

在日本各行各業的華人給歐陽華宇舉辦了十分隆重的葬禮，為他送葬。轉天來，這些華人參加了長崎華人商會的成立儀式。來參加成立儀式的還有長崎奉行長谷川權六等日本官員及商人。在成立儀式上，王進賢毫無懸念地被選舉為第一任賈必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