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他號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m.gzstf.cn），接著再看更方便。

整個大明那這么低的稅率，國庫的錢財應付正常的政府開支是足夠的，但一旦遇到動亂、打仗怎么辦呢？

明末的大明皇帝自然要想辦法。

有明一代，人丁數最多為1000多萬戶，人丁銀為140萬左右，不管是占正賦2100萬的比例，還是加了三餉4100萬后的比例來看，都只是一個零頭。

明末最大的負擔來自田賦，而人丁，從洪武之后基本沒漲過，逃稅嚴重，明朝官員也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人丁銀聊勝于無。

明末崇禎十四年間，農稅2000多萬兩、工商稅223.8萬兩、雜色收入348.7萬兩，合計財稅收入2652.6萬兩，從構成來看，明朝的崇禎年間財政主要依賴農稅，占總收入的78.4%。

明朝稅收以實物稅為主，雖然萬歷年間張居正實行“一條鞭”稅法。但是到了崇禎十四年間也只有白銀800多萬兩，其余為米2000多萬石、麥580多萬石，合計米麥2500多萬石，草1300多萬束/包、絲綿320萬兩、白麻12萬斤、棉花25萬斤、絹25萬匹、棉布18萬匹、鈔6500多萬貫、錢8200多萬文、茶葉20多萬斤、膽礬22萬斤、鐵44.8萬斤，紙120萬張，木炭2259萬斤、木柴2519萬斤以及其他雜項。

實際運往京城的白銀，才區區二三百萬兩，大明戶部和大明皇帝居然為了這二三百萬兩銀子，再朝堂之上吵得不可開交。

到了崇禎年間，有北方官員看江南腹地肥的流油，就告訴崇禎，要重新再加蘇松的賦稅。而“蘇松重賦”是晚明人們的共識，江南的官員要求大明內閣減免錢糧的正當理由，也使得這一地區成為政府繼續加重田賦的禁區。

一旦崇禎皇帝欲在這一地區增加稅收，“蘇松重賦”便成為反對加派的正當理由。更何況，盡管晚明時期朝野黨派林立，但人數眾多、財力雄厚的江南籍官員無疑占了上風。從崇禎元年至崇禎十五年，內閣成員共37人，除1人未記載籍貫外，共有33人來自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區，占總人數的70.2%。同一期間的內閣首輔，幾乎清一色為江南人，中央決策層出現了“一邊倒”的地域構成，導致了江南人掌握決策權、話語權。

崇禎九年，局勢更加惡化，武生李琎提出讓江南大戶捐錢，另一大學士錢士升立即挺身而出，擬旨下刑部提問，并且提出：“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不驅天下之民胥為流寇不止。”王錫爵、錢士升所說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卻代表著江南士大夫的一貫態度：一旦損害到江南地區經濟利益時，即群起反對。這種態度有利于維護江南地區的經濟利益，卻顯然不顧全局利益。

而大明內閣反過來逼著大明皇帝，在就是正稅之外再征收雜稅。比如和遼東后金打仗，就征遼餉，鎮壓李自成張獻忠，就收剿餉，要練兵，就收練餉。大明內閣的官員們對老百姓講，我沒有隨意提高稅率啊！我只是為了渡過眼前難關暫時性的多收一點錢罷了，當然，至于“暫時”到什么時候，那就另說了。當然，大明的皇帝也是捏著鼻子稀里糊涂的認下了。

遼餉、剿餉和練餉合稱三餉。

明代末期為籌集抵御后金入侵和鎮壓農民起義軍費，在田賦之上另加三餉，稱三餉加派或額外提編。三餉最早始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正式加派則起于萬歷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遼餉加派。規定全國田地每畝加征遼餉5厘，前后三次，每畝計加征9厘。崇禎時又有助餉（每畝田賦銀1兩加征1錢）、均輸（每畝田加征1分4厘）、剿餉（每畝田加6分，專為鎮壓農民起義用）、練餉（每畝田加征銀1分，全國要加足734萬兩）。其中以遼餉、剿餉、練餉三項為主要附加。

三餉同時征收時加起來大概有二千一百萬兩白銀。而這兩千一百萬并不全是田賦，屬于田賦的，為遼餉650萬剿餉280萬練餉481萬，合計1400萬田賦。也就是說，加入了三餉后的田賦歲入，為2100+1400=3500萬兩。

崇禎明白自從加了三餉在賦稅上，現在是，征無可爭，大明朝已經是狼煙四起，官逼民fan了。崇禎十五年初，大明的軍餉欠款已經達數百萬兩，而從南方來的稅款只有幾萬兩，戶部的糧倉現在實際上空了。沒有足夠的大米充軍糧，戶部就買雜糧湊數。

此刻的崇禎皇帝坐在龍椅上，聽著大學士陳演吐出兩個字，“厘金。”崇禎忽然泄氣了。崇禎還以大學士陳演又有什么驚世駭俗的言論。崇禎皇帝大概，也許，知道“厘金”就好像是，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奏折上寫到的，廣東肇慶的“黃江稅廠“，對過往商船征收賦稅所收起的賦稅，那有多少。

記得，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給他的奏折上，廣東肇慶的“黃江稅廠“，一年才區區的商稅銀37350兩，明面上才有40000兩不到的銀子，這是最最忠心的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奏折上所奏。“黃江稅廠“是廣東最大的稅廠，崇禎以為指揮使駱養性就算貪一點，“黃江稅廠“，能有個50000兩銀子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