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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萬三在元朝已很富有，至于聚寶盤、點金術等說法，在今天看來過于荒誕，不足為信。那么他真正致富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據有關史料記載，沈萬三的祖籍在浙江湖州，祖上遷居長洲（今江蘇蘇州）東蔡村，到他父親沈祐時遷至湖州南潯鎮。元至正二年（1342）南潯一帶大水，貧民紛紛逃往他鄉，沈祐也在此時遷往周莊。

沈萬三應當是由躬耕起家，再通過經商致富的。明中期蘇州人黃省曾《吳風錄》記：“自沈萬三秀好廣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竟以求富為務。”沈萬三（富）的父親從湖州南潯鎮遷居到長洲縣東蔡村以后，辛勤耕作，充分開發了當地大片拋荒的肥沃田土。

由于經營得法，占田日廣，沈家轉為招集佃戶、出租田地、雇傭長短工和發放高利貸的大地主，到沈萬三兄弟主持家業時就已經擁有地跨數縣的良田。傳至沈達卿一輩時，沈家“產益廣、貲益饒”，有史籍稱其田產多達數千頃。明人孔邇還記載沈萬三很注重興修水利，“萬三有田近湖者，沿湖筑成石岸以障田”。另外，秀南村的沈氏墓地，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墓主為沈莊，是沈萬三的孫兒，當地百姓都稱之為“安山墳”。其墓志銘中記載，“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沈萬三），嘗身帥其子弟力穡事”，等等。這是沈萬三最先由“躬耕起家”的一大鐵證。

沈萬三積累了一定資財后，從事貿易，才一躍而成為巨富的。元朝時海運發達，外貿暢通，來中國貿易的外國人不少。另一方面，江南經濟發達，在宋元之際未受到什么破壞，到元朝后期已為全國之冠。蘇州和杭嘉湖地區歷來是聞名全國的“糧倉”，素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說。沈萬三擁有田產數千頃，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為商品出售。而當時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內所需食糧，主要靠南方供給，沈萬三一定也是“售糧大戶”。由此，沈萬三積累了大量資本。富起來的沈萬三轉而“通番”，將當地產的紡織品、瓷器等輸往亞非各國，而回船進口大量的珍寶、香料和藥材，一去一回從中賺取巨額差價。憑借這些有利條件，加上外貿能獲得豐厚的利潤，沈萬三迅速致富并不奇怪。孔邇在《云焦館紀談》中寫道，沈萬三成為海商，來往于徽州、池州（今貴池）、太平府（今當涂）、常州之間，輾轉貿易，獲金數百萬，所以顯富。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先生也說：“蘇州沈萬三之所以發財，是由于作海外貿易。”這也可以與《吳江縣志》相印證，“沈萬三有宅在吳江二十九都周莊，富甲天下，相傳由通番而得”。明史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教授潘群認為，沈萬三的財富積累在元代便已完成，他的財富起于“農”，而繁于“商”，是一個地道的大地主兼商人。

既然沈萬三在元朝末年已經去世，他本人當然不可能遭到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打擊。噩運降臨在沈萬三的后裔身上，是在洪武二十六年藍玉“謀反案”發生以后。此前，沈家也曾牽連了一些禍事，洪武十九年沈萬三子沈旺的兩個兒子沈至、沈莊曾經一度下獄，不久釋放。大約在同年，沈萬三的女婿，任蘇州府吳江縣糧長的陸仲和卻在劫難逃，被扣上“胡黨”的罪名滿門抄斬。從總體來看，“藍黨”案發以前作為江南首富的沈家還沒有受到皇權和官府的沉重打擊，洪武十五年馬皇后去世以前沈家被籍沒充軍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而且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沈家的巨富地位仍然保持著。這可以從下列事實證明。

一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根據朝廷命令，蘇州府薦舉人才到京師做官，沈貴的孫子沈玠授戶部員外郎，沈富的姻親莫禮亦任戶部員外郎，王公達任主事，張瑾、楊德彝任工部員外郎，徐衍任主事，龔達可任兵部員外郎，潘賢任主事，金伯中任禮部員外郎，李鼎任主事。這十人同一天辭受俸祿，洪武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華蓋殿早朝時，沈玠等奏：“臣等田地家財都是皇上保全的，現在又蒙賜俸，實在難以消受，請求辭去。”圣旨道：如果要辭，就從你。繼而有旨：愿受者聽。沈玠辭說：“臣玠誠不敢以富饒故妨諸戶家，念臣一門屢蒙恩宥，保有妻孥田廬，已逾素望，又居尊官，榮逮父祖，敢更受祿哉！”叩謝至再。由此可見，這時沈家仍受到朱元璋的“保全”，富饒如故。

洪武青花纏枝紋玉壺春瓶另一件事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已升任戶部左侍郎的莫禮請假回鄉省親，曾到周莊沈家拜訪。當時沈家所用器皿皆金銀，以刻絲作鋪筵，擺了紫定器十二桌，每桌設羊脂玉二枚，長尺馀，闊寸許，中有溝道，用來放置筷子，以免筷子弄臟了刻絲。行酒用白瑪瑙盤，有斑紋及紫葡萄一枝，五猿搶采，稱作五猿爭果，都是至寶。入贅的女婿顧學文擺了宣和定器十二桌，每湯一套則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寶杯。連兩家僮仆都穿的是綾羅綢緞，其他珍異佳肴就不用說了。莫禮感嘆：“嗚呼，一釵七十萬錢，前輩以為妖物，與禍相隨。今觀沈氏之富，豈止一釵七十萬而已哉！其受禍宜也！”

莫禮返鄉探親的洪武二十三年，正是朱元璋重新大抓“胡黨”的高潮，三月，潭王朱梓因岳父于琥陷入黨禍，竟和王妃于氏嚇得*而死。閏四月，功比蕭何的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下獄，不久同一批功臣被處死，全家籍沒。莫禮正是在這樣一種令人膽戰心驚的政治環境下請假回鄉作短期逗留的。他寫下《歸吳江省親》詩說：“不才竊祿意拳拳，暫得承恩下日邊。報國慚無經濟策，思親正是別離年。千金難買身長健，五福無如壽最先。一笑歸來茅屋底，喜看人月共團圓。”用詞謹慎，只是隱約地表達了不遭刑戮便是福的心情。很明顯，莫氏回鄉時內心里充滿了忐忑不安，而沈家姻親大肆鋪張地款待在京師任高官的貴戚，肯定是不了解步步迫近的危機。然而，莫旦記載下的這年莫禮在沈家受到盛情款待的情形，卻正好同《沈伯熙墓志銘》相印證，沈家雖然在洪武十九年吃了點苦頭，但還沒有遭到甚至沒有料到來自皇權的毀滅性打擊。明初翰林學士劉三吾洪武二十四年為沈漢杰作的墓志銘內仍贊揚沈家富而好禮，得到老天爺的善報。這些都完全可以證明不僅洪武十五年馬皇后去世以前沈家被籍沒充軍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而且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沈家的巨富地位仍然保持著。

沈家的一敗涂地是從洪武二十六年“藍黨”事件開始的。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朱標病死，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成了合法的帝位繼承人，朱元璋唯恐孫子太年輕，威望和經驗都不足以駕馭天下，萬一有“英雄”突起，他創建的大明帝國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于是橫下一條心，重開殺戒，把一切可能危及朱家王朝的潛在勢力通通鏟除。正是在這一政治背景下，以大將軍涼國公藍玉為首的“謀反”案應運而生。藍玉謀反案是否確有其事下面的章節會有討論，不過，藍玉案發后兩個多月朱元璋親自作序由翰林館臣編輯的《逆臣錄》卻是破綻百出。且不說屈打成招的因素，即以供出的言詞而論，絕大多數也是捕風捉影，難以令人置信。朱元璋既已撒開彌天大網，“胡黨”之后仍有相當實力的武功集團和江浙富戶就插翅難逃。將沈氏家族首先羅入“藍黨”有個最好的借口，就是抓住王行同藍家與沈家都有密切關系大做文章。

王行，字止仲，號半軒、楮園。幼年家境貧寒，父親王懋在蘇州閶門徐氏所開藥店中賣藥。王行聰明異常，十歲時就成為父親的得力幫手。主人發現他天賦異常，遂讓他盡情閱讀家中收藏的“經史百子”諸書。王行十七八歲就開始同當地文人雅士交往，并在蘇州城北齊門設立私塾。元末明初的著名文人高啟和后來為燕王朱棣起兵靖難出謀劃策的釋道衍（姚廣孝）等人都是他的好友。張士誠據守平江（今蘇州）一帶時，分守浙右的參政饒介曾向元朝廷上疏推薦王行，王行因天下多事不出仕。明朝建立以后，蘇州知府魏觀、王觀都曾以人才向朱元璋推薦，但他除了在蘇州府學一度擔任過訓導以外，一直沒有當過官。王行一生基本上都是以執教為業，他曾兩次在沈家任門館先生，又曾兩次在藍玉家任家庭教師。他第一次在沈萬三之子沈達卿家任教是在元末。洪武十二年（1379）他在南京應都督藍玉之聘，在藍家坐館，頗得藍玉的欣賞，曾經陪同藍玉去左丞相胡惟庸家拜訪。次年因胡惟庸黨案發生，他惟恐牽連，辭去館職返回蘇州故里。這以后他又到沈達卿家坐館，教授達卿的孫子沈巽、沈程、沈衡等人。

洪武二十四年（1391）他家不知什么原因被編為“織挽匠戶”，起赴應天府上元縣十八坊住坐。友人鑒于朱元璋“法度厲害”，竭力勸他不要去南京。王行當時已年近六十，本來可以讓兒子去服役，他卻堅持自己前往，答稱：“老虎穴中好游戲。”徑自深入虎穴——南京。這時藍玉已是涼國公（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由永昌侯進封），藍玉的長子藍碧瑛聽說王行到京，立即請來府中教他的兒子藍慶孫等。這些材料說明，王行同沈家至少有三十年的交情，同藍家也有十幾年的交情，而且這種交情非同一般，都是坐館任西賓夫子。在朱元璋決心鏟除以藍玉為首的武功集團以前，藍玉貴為公爵，幾次出任大將軍，名震朝野。沈家誤把冰山作靠山，就像洪武初年進獻大批財物給朱元璋一樣，又想借王行作中介，同藍大將軍攀上關系。在他們看來藍玉不僅手握軍權，炙手可熱，而且他姐姐（常遇春妻）的女兒是懿文太子的正妃，同皇儲拉上關系不失為“明智”之舉。有王行從中說項，關系自然一說便通，命運的作弄也隨之而來。

實際上，洪武年間掀起的胡黨、藍黨兩案，朱元璋正是看準了左丞相胡惟庸、大將軍藍玉因職務所在，工作上聯系的人多，趨炎附勢者亦復不少，借此濫入人罪，誅殺潛在的異己勢力。在這種預謀下，一是稍涉牽連即予逮捕，二是鼓勵告訐，落網之后，嚴刑逼供。不僅被捕者屈打成招，而且輾轉牽連，動輒萬人。《逆臣錄》中許多人就是在黨案興起時，惟恐被捕者招供涉及自己的名字，暗中托人向承審人員行賄“抹去名字”，不料事與愿違，反而成了參與謀反的“鐵證”。

王行在藍玉家任教書先生，藍玉曾數次向朱元璋推薦，王行因此得到朱元璋的召見。藍黨案發后，不要說王行脫不了身，經由他而搭上藍家的人都被一網打盡。

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五月初一日頒布《逆臣錄》，當時掛名“藍黨”者人數已近千，而這還只是開始，莫禮等人尚不在其中。到同年九月初十日，朱元璋發布《赦藍黨胡黨詔》，稱：“邇者朝臣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陰與構禍，事覺，人各伏誅。今年藍賊為亂，謀泄擒拿，族誅已萬五千人矣。馀未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奸頑無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拿及未犯者，亦不分藍黨、胡黨，一概赦宥之。”從四月到九月，卷入藍黨“族誅”者就由一千人急劇增加到一萬五千人，牽連之廣，可見一斑。我們無從知道在這項赦免詔書頒布之后，朱元璋是否真正停止了搜捕，因為詔書中明說藍黨一案族誅者已達一萬五千，接著又聲稱“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他一概寬宥，但是直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仍在處決“胡藍黨”。洪武三十一年（1398），“學朱元璋像文坐胡藍黨禍，連萬三曾孫德全六人，并顧氏一門同日凌遲”，這次沈萬三女婿顧學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近八十馀人全都被殺，沒收田地，可謂是滿門抄斬了。沈萬三苦心經營的巨大家業，急劇地衰落了。號稱江南第一豪富的周莊沈氏，由興盛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