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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六月十五的望日大朝會。晉王楊廣上書言與突厥增開榷場、開放榷茶、增修運河并查驗河運鈔引三策，在朝堂上引起了軒然大波。當然，策略里面描述的一部分目的，諸如削弱突厥財政、使突厥在經濟上更加依賴大隋等，都是不能拿到臺面上講的，自然也就沒在朝會上公布出來。但饒是如此，依然激起了不少反對的意見。

榷茶和增開互市、疏浚運河的好處，朝中大臣多多少少還是可以看出來的。而且隋朝的茶葉貿易規模很小，只有后世唐宋的十幾分之一，本不是北方關隴門閥涉足的領域，朝廷要官營，多征的稅一下子也征不到他們頭上。而一旦南方常年經營茶葉的商人們被官營重稅打壓后，說不定關隴門閥還有后進接盤的可能，到時候雖然稅還是重了，但是總比現在完全不做要好一些。

所以，朝廷爭議的主要反對點，便是運輸稅結算的辦法，以及運河開掘的巨大成本。一部分出于節儉國用，害怕加重稅賦徭役的高官顯貴，提出了不一定要開鑿運河；而是對陸路運茶的客商也沿途設置鈔關，收取官榷的關稅；但是這一提議很快因為需要設立的關卡太過繁冗，不易操作而被另一派反對。

結果，大朝會上議論紛紛了一個多時辰，還是沒有議出個所以然來。楊堅見不是個事兒，只是讓宦官宣布退朝。并給三省及工部、民部、吏部、兵部主官賜宴，宴后在兩儀殿繼續會商。

以楊廣的沉穩，當然不可能隨便到他自己看過蕭銑陳奏的方略就直接來給父皇進言。所以這些東西拿出來之前，都是讓自己的心腹看過的。首先大局方面，有中書省的虞世基、蕭瑀兩個絕對鐵桿把關，而具體實施細則與花費，則是讓新投靠的民部侍郎裴蘊把關。雖然裴蘊一開始對楊廣這個計劃的前期開支提出了一些質疑，但是也沒說不能實施，只是說如果不過分加重百姓負擔的話，需要分多年完成。

只要基調和大方向不錯，楊廣有信心說服父皇按照這個方略先頒行下去，剩下的只是緩急的問題。而只要基調實施了，他楊廣的政治資本就會更上一層，畢竟如今大隋四海承平，若是有一個方略可以既控制南陳故地，又削弱北方蠻夷，那就是最大的定策之功。到時候再有人第三次、第四次奏請改立他為太子之后，他只要做完推讓的表面功夫，后面就可以順水推舟接受了。

當然，楊廣可以預見到，太子一黨的人，會盡最后的努力，阻擊他楊廣利用這一次朝廷和親突厥的事情再夾帶私貨立功。不過這些人的阻擋，只要見招拆招地碾碎就行了。

……

兩儀殿上賜宴結束，楊堅讓宦官宮女收拾退下，三省主官與相關各部要員便很快進入了狀態。上午的討論把大部分分歧都辯出個對錯了，所以下午的議題很明確，那就是直接從開運河收河運榷稅這一操作模式的成本上，以及替代方案的可操作性上做出辯論。

太子一黨如今勢力薄弱，在工部沒有什么人，便先從民部下手。暗中聽命于柳述的民部右侍郎元衡順著上午收茶葉陸運關稅被據否的議題往下說，提出了一個變更性的建議：

“陛下，臣以為，由朝廷出資修葺歷代運河靡費過大，短時間內也看不出惠民之處。若只是要行朝廷榷茶制度，又憂患收稅不便，不如改關榷稅為種植稅，即由地方官吏于每年屯田檢地時巡檢茶園田畝數量，茶為多年生樹木，不比稻麥，一旦種植，難以隱匿。如此，民戶種茶多少畝數，便按此征稅，而商人售賣茶葉時，便會自行加價，省去朝廷反復計點之繁復。”

這個法子朝廷確實省力了不少，說白了就是改流通稅為種植稅，平白多了一塊收入。可惜這個法子的弊端也很明顯，馬上遭到了持有相反意見的左侍郎裴蘊阻擊。

“陛下，臣以為此法頗不可取——元侍郎所言之法，對于朝廷增收確是效果相等。然如此一來，朝廷如何控制茶葉運輸流動，如何調整流入北地的茶葉規模？若是假以時日，突厥人飲茶養命之療法盛行后，有民間商人貪圖利益，肆意爭競壓價以打擊同行，朝廷又如何監管——這些理由，恰才大朝會時微臣恐人多嘴雜，不敢提出以免泄露，如今盡陳于上，請陛下明察！”

眼見元衡有些撐持不住，如今已然是**萬金油的柳述不得不硬著頭皮上去助拳，雖然他的職位兵部尚書注定了他在這個問題上根本不專業，所以只能靠站在道德制高點強辯道：“裴侍郎，怎可以如此險惡之心揣測受朝廷感召的義商儒商。商人言利不假，但是既然是朝廷的榷商，只要批復資格時嚴加審核，確保都是顧全朝廷大局的人才可做這長途販售茶葉的貿易，不就避免了失控和惡性爭競么？”

“柳尚書，若是言義對商人有用，又何來無商不奸之說……”

裴蘊這句反擊才剛剛開口，卻不了已經被自己一方的其他朝臣打斷壓了下去。原來卻是虞世基和蕭瑀都忍耐不住了，齊聲開口說道：“且不論奸商可否管制。縱然假設可以管制，但是若朝廷改關稅為種植稅，一旦茶葉賣不出價錢，全部都積壓在農戶手中，農戶又何來錢財完稅？茶商知道情形之后，豈有不故意故作囤積之態，誘使農戶紛紛賤價搶售以完稅？如此，豈非朝廷做了茶商幫兇，把茶葉難售的風險從茶商身上轉嫁到了農戶身上，如此豈是朝廷長久之良法？”

這一論點拋出來之后，柳述不得不徹底啞火。也難怪虞世基和蕭瑀急了，主要是他們代表的都是江東系的官員利益，不比柳述裴蘊元衡這些關隴老門閥。茶葉的種植都是在南方，如果征收種植稅，那是妥妥地把全部風險和完稅壓力壓到了南方的農戶身上，而北方的行商就可以徹底逃脫風險，所以余杭人虞世基和常州人蕭瑀怎能不據理力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