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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妨，”李諭幫他打消疑慮，“只是半年，而且博士階段本來就沒有那么多條條框框，到時候載譽而歸，不僅博士能畢業，還能繼續做做研究和學習。

但柏林大學這邊……“王淦昌畢竟年輕，不敢得罪那些大佬。

李諭笑道：“有我哪，他們不敢不賣我面子。”

這句話太霸氣了，王淦昌自然知道李諭在科學領域什么地位，有他撐腰，柏林大學絕對不敢說啥。

王淦昌說：“那么我去給導師請個假，把這周的幾個任務做完，就可以動身。”

“不著急。”李諭說。

現在他們不缺時間。

——

王淦昌處理自己的瑣事時，李諭在柏林大學又見到了愛因斯坦。他剛剛參加完一場和平主義者聚會，與羅曼·羅蘭一起回到了柏林。

“愛因斯坦先生，羅曼·羅蘭先生。”李諭打了聲招呼。

愛因斯坦放下手中的煙斗：“可惜這場和平聚會沒有院士先生。”

“什么議題？”李諭隨口問。

別提了，”愛因斯坦無語道，“我就不該對他們抱有什么希望。”

羅曼·羅蘭接了一句：“是一場關于限制戰爭中毒氣使用的和平會議。”

“你不覺得很荒唐嗎？”愛因斯坦說，“在我看來，為戰爭行為制定規則和限度是完全徒勞的。戰爭不是游戲，因此人們不可能像在做游戲時那樣根據規則來進行戰爭。我們的斗爭必須指向反對戰爭本身。”

羅曼·羅蘭也是個反戰者，問道：“那你認為應該怎么做？”

愛因斯坦想了想說：“可以建立一個完全拒絕服兵役的組織，來最有效地與戰爭體制作斗爭。因為軍事訓練是在殺人技巧方面進行精神和身體的教育，它阻撓了人爭取和平的意志的成長。”

羅曼·羅蘭又問：“如果再次爆發歐洲戰爭，而且一方顯然為侵略者，你怎么辦？”

愛因斯坦說：“我將無條件拒絕一切直接或間接的戰爭服務，并會力圖勸說我的朋友采取同一立場，不論我對特定戰爭的起因有何感受。”

羅曼·羅蘭笑道：“果然，愛因斯坦先生一旦出了科學領域，就有不切實際的傾向。在目前的德國，裁軍簡直是癡心妄想，或許在某些政客眼中，會認為你的說法非常幼稚。”

愛因斯坦說：“暴力只會催生暴力。”

羅曼·羅蘭問李諭：“院士先生，你愿意加入我們的和平組織嗎？”

“抱歉，”李諭說，“我無法加入。”

“為什么？”羅曼·羅蘭問。

李諭說：“因為這個世界有瘋子。”

愛因斯坦說：“瘋子不可能在大國成為領導者。”

李諭攤攤手：“那可說不準。

愛因斯坦對和平的堅持一以貫之，雖然除了羅曼·羅蘭外，還有其他學界大佬如密立根批評過他在這方面的觀點有些“幼稚”，但愛因斯坦的很多話還是挺有預見性的。

比如1929年，他曾給猶太復國主義領袖魏茨曼說過：“如果我們無法找到一種方法與阿拉伯人真誠合作、簽訂公平合約，那么經過了2000年的苦難，我們實際上沒有學到任何東西。”這話放到一百年后都相當令人深思。

愛因斯坦這么熱衷和平事業，自然和目前德國的局勢有關。

小胡子蠢蠢欲動，經濟危機讓他的勢力不斷壯大，而且宣揚要為德國報一戰的大仇。早在他上臺之前，德國社會就知道此人將來一定會擴軍備戰，不過這些就不是李諭所能左右的了。

——

告別他們兩人，李諭出席了一場小范圍的量子講座，組織者是泡利，這次的內容李諭非常熟：趙忠堯的正電子論文。正電子的發現在科學界影響很大，各地的大學、研究所都在對其進行研究，畢竟是一個新粒子。

泡利講完后，單獨和李諭聊了聊。

“院士先生，其實我也做了一件理論物理學家不應該做的事情。”泡利有些無奈地說。

“什么事情？”李諭問。

泡利說：“我提出了一個人類在實驗上永遠也檢測不到的東西。”

“你說的是中……哦，布萊克特實驗中丟失的那部分能量？”李諭問。

“是的，我一開始的確想叫做中子，”泡利說，“但這個詞語被您占用了。”

兩人說的是1914年時查德威克發現的一個奇怪實驗現象：一個元素的原子核發生衰變的時候，它可能變成一個新元素的原子核然后加上β粒子（其實就是β射線)但是查德威克測量發現，前后的能量不守恒了。

也就是說，原本的原子核a，在衰變成原子核b β粒子后，前后的能量不相等。再簡單點說，他覺得β粒子的能量少了一點。即所謂的“能量失竊案”。

泡利繼續說：“今年年初，我去哥本哈根，玻爾教授對此提出了一種假設，認為微觀粒子只有統計上的能量守恒，單個的粒子或許可以不守恒。但這個說法太荒謬了。”

李諭笑道：“你絕對當面就反駁了。”

“這是肯定的！”泡利說，“總不能為了一個實驗現象，就拋棄能量守恒！所以，我個人猜測，在β輻射中，還有一種人類探測不到的中性粒子，它非常微小，剛好彌補這部分缺失的能量。”

“確實夠小，”李諭說，“按照質能方程，這個粒子的質量比電子還要小上百萬倍。

泡利說：“所以這個粒子或許永遠都無法檢測到，而一個永遠無法檢測到的東西，從一個科學家口中說出來就顯得太不專業了。”

李諭認同泡利的觀點：“不帶電，不參與電磁相互作用，又這么小，探測起來確實有點難度。不過現在沒辦法，不見得以后也沒辦法。”

其實第一個提出可靠辦法探測中微子的，就是馬上要同李諭回國的王淦昌，他在1941年給出了辦法，但那時候他身在戰亂的國內，無法親自做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