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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笑道：“問的好，這也正是我想要說的。韓非子雖在《南面》、《顯學》等篇章中反對適民心，而認為民智不足用。似乎看起來與他之前所言相矛盾，其實不然，這不過是在如何獲得民心的具體方法上，與先賢的有所分歧而已，這并不意味著韓非子反對得民心者得天下這一基本原則。須知，政治思想可分為純理與應用兩類，前者追求一種至善之目的，而后者則主要探索通往至善的政治的具體途徑和措施。”

純理與應用？

諸人聽了朱旭的新詞驚訝無比，但回頭一想，還真的恰當，確實是這么一回事。

朱旭道：“是故，所謂的富國強兵、君利思想只是政治的策略和措施，并非是足韓非子政治思想的根本原則和最終目標。因為時代在變，局勢也在變，那么治國之策也與時俱進，要針對每一時期的局勢，相應調整改變，采取相應合理有效的措施，不應墨守成規。若只知沿襲舊法，便如守株待兔矣。而韓非子所處的時代，乃是列國紛爭、弱肉強食的時代，那種局勢下，民眾利益只有通過社稷利益的實現才能得到保障。所謂國家，國家，有國才有家，若國都沒了，何來家？韓非子在《制分》篇中就曾云道：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在《五蠹》篇也明確強調：夫王者能攻人者，而安則不可攻；強者能攻人者，而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于外，內政之有也。而在那種列國紛爭的情況下，社稷利益的實現，有什么比富國強兵、獎勵耕戰來的更有效呢？所以，富國強兵政策，既是實現民眾利益的策略，亦是保障民眾利益不受戰亂侵害的有利措施。故韓非子才不得不以社稷利益為重，主張獎勵耕戰，從而富國強兵。韓非子在《五蠹》中就說的很明白：富國以農，距敵恃卒。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在《心度》中也主張以力得富，以事致貴。這就是利民思想，得人心之舉。”

有一人站起道：“聽你如此說來，難道韓非子的法治思想比圣賢的德治思想更加有效？若真如此，秦為何二世而亡？”

朱旭道：“非也！法治與德治并無孰優孰劣之分，而要看時世，看是太平年代，還是戰亂時代。德治是一種理想，若天下太平，人人安居樂業，必然人人奉公守法，何須法治？若是慌亂年代，吃不飽，穿不暖，活都活不下去了，誰還會聽我們的圣賢之言？至于秦為何二世而亡，豈不聞亡秦者，胡也？此乃天數讖語，只是，此胡非是秦始皇所想的胡族，而是其子胡亥。二世胡亥，暴虐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后奸偽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借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如此毫無人性之人當政，焉有不亡之理？就算太公復生，也莫可奈何！”

楊彪是連連點頭，心道：許兄真是神人也，這朱子陽深不可測呀！

王允目泛異彩，道：“那依賢侄所言，當今天下，該如何治理？”

頓時，所有人都以期待的眼神看向朱旭。

當今天下？哎，當然沒得救了，已經病入膏肓，唯有破而后立，別無他途了！但這話不能說啊，一說出來非被他們群毆至死不可。朱旭略作思考，道：“一個人，若是一條腿，他可以站立，而不可行走，只有兩條腿，他才算是一個獨立自行的完整的人。而這治國，其實也是一樣的，不能單靠德治，當然也不能單靠法治，而是要雙管齊下。”

王允急聲道：“如何雙管齊下？”

朱旭道：“如果，律法面前能夠做到人人平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話，那么，天下之人必然人人畏法敬法，再使以禮樂教化，法治德治合二為一，便是當今的最佳治國之道。”

“啊？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諸人聞言，一起驚呼出聲。對于這些生活在君權至上的封建時代的人來說，此語無異于晴天霹靂！

“這怎么可行呢？”

“是啊，太不切實際了。”

“完全顛覆圣賢之說了。”

……

頓時，大廳里的人議論紛紛，而其中一個矮壯的青年，深深地注視著朱旭，目光閃爍，尋思著什么。

這時，他旁邊的一個俊朗青年推了他一下，道：“孟德，在想什么呢？我剛還以這朱子陽真有什么王佐之才，現在看來，不過是一個瘋子，太瘋狂了。”

矮壯青年搖了搖頭道：“不，現在也許是行不通，但以后……難保沒有那么一天。本初兄啊，此人我真看不透啊！”

俊朗青年吃驚道：“孟德，莫非你也瘋了？”

矮壯青年搖頭，沉默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