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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國方面不僅僅是受到沙特單方面的壓力而已，事實上早在之前阿卜杜拉家族已經明確的要求英國做出一直支持自己的承諾，而不是改為支持南方地瓦哈比耶派來與中國爭奪阿拉伯的控制權。英國人發現一直以來對國際政治不是那么敏感的阿拉伯人在這段時間明顯的提高了國際政治素養。阿卜杜拉家族似乎很擔心英國有可能因為與中國的戰略爭奪地考慮而放棄自己而改為在南方支持沙特王國。并且越來越明顯的在言辭上表現了這一點。

綜合這一階段阿卜杜拉部族的表現的考慮，英國人認為阿卜杜拉家族是在制造一起不可調和的仇恨來迫使自己加強對他們的支持。艾倫比將軍已經不知道多少次的在辦公室里斥罵這些狗娘養的阿拉伯人盡給自己添亂了。很顯然，這背后有著什么人在阿卜杜拉部族中散播著一些不安定的消息。

但現在已經是勢成騎虎，英國不可能在現在立即放棄對阿卜杜拉家族地支持，如果沒有對方的支持地話。英國人甚至連在這里生存地能力都成問題，更還要說大規模的作戰了。如果現在把阿卜杜拉家族賣給南邊的沙特以平息沙特的憤怒的話，先不考慮對方是否就此會罷休轉而投向已方，眼前就立即有如何應對土德聯軍反撲的壓力。更何況軍中還有很多埃及人，這些人的立場會不會就此支援？如果這樣做，之前的一切都將成為白費。

而將沙特放棄丟給中國人，后果同樣的可怕，如果中**隊進入中東對英軍形成與土軍配合的南北夾攻態勢的話，英軍將陷入極端艱難的環境。

面對著阿卜杜拉部族捅出來的這一個大簍子。艾倫比肺都要氣炸了。甚至他最得力的情報官勞倫斯也無法在近期就幫上什么忙，因為他也敏感的發現，現在那些曾經對他親切的像兄弟一樣的阿拉伯人。看他的眼光已經發生了不少的變化了。

他知道中國的伊斯蘭教信徒基本上都是瓦哈比耶派，并且他們派遣了一個與他們相似背景的軍官來到了這里展開了與他類似的活動，但他始終都不能夠想明白，為什么一個瓦哈比耶派的中國人能夠對遜尼派的阿卜杜拉家族產生影響呢？這一挑唆就見效，當真是充分證明了破壞遠比建設要來得容易的真理。

如果他仔細的研究過中國王朝更迭的歷史，古今的戰爭史的話，他會發現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也許情況還不會糟糕成這樣。

白崇禧只是使用了一些阿拉伯人編織了一些謠言和數倍于謠言的真實的國際情況，就制造了阿卜杜拉家族的自危心理，在這種心理下。做出什么來都不值得奇怪。因為他們也怕，他們當然知道沙特有著統一阿拉伯的野心，現在有英國支持可以立國，將來如果當真像流言說的那樣英國轉而支持沙特了，自己難道還能有好下場嗎？而且，那些流言根本也未必全是假話。

在這次伊薩維耶事件之后，白崇禧終于成功的繞過了怎樣爭取阿卜杜拉家族到已方陣營來的坎，因為現在看起來他在陣營外，反而比加入進來的效果要好。如果他們進來的話，那么如何調和遜尼派和瓦哈比耶派的矛盾就將成為已方的一大難題。

于是在新情況發生之后，我立即給在新加坡靠航的載灃發去電報，給他一個新的權限，也就是可以給沙特允許一個新的，誘人的條件，也就是中國將支持他在中東建立一個統一阿拉伯世界的沙特王國。他將成為阿拉伯世界的王！

而英國方面在一來二去的與沙特方面的不算融洽的外交接觸后，也正式決定在兩個不可調和的勢力中徹底放棄了沙特，他們將立足于約旦，全力幫助阿卜杜拉家族。

這種利用宗派信仰的沖突來實現戰略目的的方法，讓我大開眼界，也只有白崇禧這個篤信伊斯蘭教的信徒，才能從看上去差不多，大家都信真主安拉的各種派別中找出他們的利益沖突點并利用它，這也證明了我一貫以來一直派遣伊斯蘭教信仰背景的軍政官員前往中東的正確性。慢慢的我也從白的往來文書中了解到，瓦哈比耶派本身就是遜尼派的一個分支，只是幾條教義理解上的分歧和行事方式上的差異，便可能在日積月累中逐漸形成血海深仇，這與基督教和天主教等教派的分裂何其相似！宗教這種東西，果然比什么都殘酷。

在俄羅斯，這種教派的沖突也以另一種形式開始展開，圣彼得堡的領袖們不堪忍受新近改名為鐵人的朱加施維里同志的攻擊，也自覺不自覺的將鐵人同志和自己劃分了兩個不同的陣營，在圣彼得堡慢慢形成了一種溫和的對朱派的攻擊行動，當然仍然停留在言語攻擊的階段，雖然后來托洛茨基同志很后悔這時候為什么沒有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趕盡殺絕，但是事實上他也知道，世上是沒有后悔藥賣的。他當然現在也想不到風水會輪流轉，一段時間以后朱派將成為正確路線，在他眼里頗有些教條主義的鐵人同志將以鐵的手段去革命的同時，也將以鐵的手段對付他們這些托派反革命分子。

在德國境內勞動之余忙著演講和發動勞工的鐵人同志，也沒有妄言在理論層面上對圣彼得堡那幫家伙發動反擊，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傾向等新詞匯不住的在他掌握的勞工報上得以出現，并逐漸將他們高層之間的爭吵公開化了。

事實上這也有利于事情的發展，張作霖對這種現象采取了默許的態度，并不時的抽空接見鐵人同志，以一個同情者的角色滿足一些鐵人同志提出的要求，諸如減少勞動時間，改善伙食的取悅勞工的條件。在德國方面軍事情況轉好，戰俘數量增多的時候，他甚至直接向鐵人同志提供了接受軍事訓練的機會。

遠在德國的他自從大戰開始后就沒有回過國，雖然知道這一階段的工作對于自己未來的仕途十分的重要，但在撐了一年多后，他還是向國內寫了一封信請求調回國內。我當然不能同意，在那邊的事務他完成的最好，一時之間找誰去換他呢？于是在我的安排下，陸軍部輾轉將他的家屬安排到了德國一家團聚。

1913年10月25日，中華帝國欽命全權特使，思郡王載灃乘坐的海軍戰艦安全抵達達曼港，沙特國王親自到港迎接。

同一天，北京舉行了一個盛大的集體婚禮，在京各軍事部門的年輕軍官共五百人與皇室的三對新人一起接受了我親自到場的祝福，在婚禮上我牽著溥夏和宋美齡的手，正式宣布溥夏為中華帝國太子。

1913年10月30日，載灃與沙特在利雅得聯合簽署了利雅得宣言以及一攬子軍政合作條款。中東局勢正式翻開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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