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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慶鏞看得出，這二位好漢并非一般草寇，而是深明民族大義的義士，估計是因環境所迫，才揭竿而起的。自然，他們效仿梁山好漢，這其間也有大王、軍師，也有一百單八將。陳慶鏞最想說的是，期望他們早日歸順朝廷，為國家效力。

而二位好漢卻說：“我們只效仿宋公明‘替天行道’，絕不效仿他歸順朝廷！陳先生不是不知，當今清廷，屈服于洋夷而置民眾于水火，這樣的朝廷已是朽木了，還投誠它何用？不如找個賢主，取而代之，方能制服洋夷，解救民眾于水火！”

陳慶鏞一聽，慌忙擺手說道：“二位言過也，二位言過也！當今圣上雖然年邁，卻也是兼聽的名君，雖然某些政見常有不同，卻非兩位所說的昏聵之君。得失只是個人間的小事，若與整個國家相比，那可就是大事了，我等怎么可以因小失大呢？”

卻聽那軍師又說：“先生也是一位直臣廉士，若按先生所說，當今皇上是圣明的，你卻為何又會落到此等地步？不是我等直言，倒請先生三思了！”

那大王直爽，更是不禁脫口說道：“先生，不如與我們一同落草，我這大王之位讓給先生坐上一坐，咱們一起殺貪官，殺洋鬼子，替天行道！”

“不可不可！”這話陳慶鏞自然聽不下去，他好歹也算一代大儒，只有他教導別人忠君之份，哪有別人教他落草之事？只聽他又說道：“自古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這話二位可有聽說過？”但見二位山大王點頭，陳慶鏞又繼續說道：“身為大清子民，我等只有盡忠朝廷，盡忠皇上，才能團結民眾，國富民強。有道是‘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別說這一點小委曲，就算這一百多斤扔了，也是生為大清人，死為大清鬼，哪還敢作亂犯上？此等話二位切莫說了，老夫想都不敢想的！”

看看矛盾出來，倒是軍師聰明，知道大王把話說得唐突了。他把話鋒一轉，又問起了陳慶鏞，說道：“在下不才，有一事煩請先生示教：當今天下的態勢如何？四方洋夷作亂何時可休，如何抑之呢？”

說起這些，陳慶鏞的話可就多了。他說：“我怏怏華廈，洋夷犯邊，群賊四起，大清朝廷若不改革政治，是以危及也！”

他呷了一口酒，話就止不住了，開始大談他的政治主張。那過往之事，更是如數家珍地拋出來，使得二位草莽放下酒杯，用眼睛盯著他，似乎要一口氣聽完！

只說道光十六年四月，陳慶鏞和黃爵滋等42名地位不高的南方籍京官，在北京的陶然亭舉行了一次“春禊”原先這“春禊”也只是一般的文人集會而已，其性質就和“詩友會”“文友會”差不多，從來不與政治關聯。

但此次集會，他們竟然提出了有關禁煙抗英及改革吏治的政治主張，一次文人聚會，集成了一起政治活動，是令誰都意想不到的。然而，盡管他們高亢激昂，提出的政治主張也合乎于實際，但卻因官位低微，末被當局采納而擱淺。但是，這次“春禊”卻體現了陳慶鏞等人憂國憂民之心和卓有遠見的政治思想！

陳慶鏞歷來主張“以夷制夷”就是利用洋人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以及洋人與洋人之間的矛盾，對其侵略戰爭進行分化與瓦解。取之長，擊之短，以達強化自我之目的。

鴉片戰爭爆發后，由于清政府軟弱無能，很快就以失敗告終，琦善等人在南京與英帝國簽訂了第一個中國歷史上不平等的條約——南京條約。是時，陳慶鏞已官至御史，他憤而上書認真訓練水師策和海疆防堵疏等奏章，但均被清朝政府束之高閣。雖然此事給陳慶鏞的打擊極大，但并未動搖他忠君愛國的思想。

當然，在二位草莽眼里，陳慶鏞的想法，并不是不可行的。但他的政見，在儒家忠君思想的籠罩下，在當時社會制度的局限下，都是軟弱無力的。陳慶鏞一時并未看清整個世界的局勢和清廷的現狀，想通過幾折奏章或一紙書文來改變這個世界，似乎很是牽強。然而，這種思想在晚清，卻是大有市場的。附和跟風者有之，期望實現者有之，而想利用這種觀點平步青云者，亦有之。

這其中，包括林則徐晚期的政治思想，也是落入俗套。更多的是天真浪漫和明哲保身的政治手段，真正能派上用場的不多。甚至于康有為的變法，也是換湯不換藥。

很多時人在當年傳統思想的束縛下，并不知道晚清和中國的命運。除了徹底改變，除了不斷抗爭——甚至是以卵擊石的抗爭，以喚起民眾，光靠幾個主張，幾本奏折，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在冷熱兵器交換的時代，落后者除了前赴后繼，除了以血肉之軀喚醒麻醉民眾的思想，從而奮發圖強之外——只剩下徹底的死亡和茍且偷生的結局。

所以，草莽或許沒有多少文化，但他們卻有一種直覺。他們可能非常佩服陳慶鏞的膽識和學問，卻無法理解和認同他的救世觀點！

但二位草莽還是頻頻向陳慶鏞舉杯，不時地贊譽他那順手掂來、出口成章的口才和滿腹經綸、博古通今的文采。是的，陳慶鏞可不是一般的文人，就連當今皇上，也讓他奏得“收回成命”更何況那兩個草莽之士？一席話間，真是讓兩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只有點頭額首之份，哪有插話或與之討伐的本事？

6。

酒話間，那軍師又問起當年是如何直諫道光皇帝的，又是如何讓他“收回成命”的！說起這事，陳慶鏞更是口若懸河，眉色飛舞！

原來，南京條約簽訂之后，激起國人的義憤，琦善等人被拘，余步云伏斬。

然道光二十三年，皇帝又想重新起用曾被革職的琦善、奕山、奕經、牛鑒、文蔚等賣國賊，陳慶鏞在無人敢言的情況下，毅然憤書申明刑賞疏，使得道光皇帝不得不放下皇族尊嚴，諭曰：“朕無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經、文蔚諸人喪師失律，惟有反躬自責，不欲諉罪臣工。今該御史請收回成命，朕非文過飾非之君，豈肯回護？”終于革了琦善等人的官職，令其閉門思過。

陳慶鏞說到此處，三人都有大快人心之悅，更是惹來二位草莽又是一番敬酒。三杯下肚之后，大家似乎都有些微醉了。不難想象，對于兩個不見經傳的草莽來說，陳慶鏞的大膽豪情及不顧個人安危的愛國愛民之情，確實讓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自古以來，武夫不惜性命，保家衛國，堪稱“忠勇”也；而文臣在朝，亦可不顧身家性命，敢于納言直諫，那也是一場不愧于武夫的戰場，一條政見若是說對了，換來的則是不流血和少流血的勝利，其可謂比戰場爭戰，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二人邊聽邊點頭晃腦，不斷舉杯向陳慶鏞表示敬意，三人越喝越沉，越醉時言語越多。但是，在他們三人之間，可能誰也不曾想到，這南京條約是誰授意簽訂的？琦善有那么大的膽量和權力嗎？道光皇帝又為何在短短三個月之后，又要起用琦善等人呢？其意圖不言而喻！而道光皇帝為何才起重新任用之念頭，又因陳慶鏞的一紙奏折而“收回成命”呢？看來，這事并不像史書上記載的那么簡單！

說來說去，這道光皇帝并不是一個庸人，而是一個老謀深算、滿腦子政治手腕之人，他只是唱了一出戲，給天下的老百姓看看而已！至于陳慶鏞，琦善、奕山、奕經、牛鑒、文蔚等人，都只是這出戲中，一粒聽任擺布的棋子！清廷如此，豈能不敗？

但此時的陳慶鏞，卻樂意接受這份榮耀，也樂意接受二位草莽的崇敬。他一邊喝酒，一邊講著他的故事，雖然有些醉意，卻無半點驕矜，反倒是心中的義憤不斷升級，到頭來，他對皇上和朝廷，依然不存在半句怨言，更別說是有些許觸犯。

三人繼續喝酒，至醉時，已然忘記斯文。草莽本來就是草莽，文人最終也成草莽。陳慶鏞一邊喝酒，一邊一字不差地背起了申明刑賞疏：

“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賞。刑賞之權，操之于君，喻之于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學論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惡是已。

海疆多事以來，自總督、將軍以至州縣丞倅，禽駭獸奔。皇上赫然震怒，失律之罪，法有莫逭。于是辱國之將軍奕山、奕經，參贊文蔚，總督牛鑒，提督余步云，先后就逮，步云伏法。血氣之倫，罔不拊手稱快，謂國法前雖未伸于琦善，今猶伸于余步云。乃未幾起琦善為葉爾羌幫辦大臣。邸報既傳，人情震駭，猶解之曰：‘古圣王之待罪人，有投四裔以御魑魅者。’皇上之于琦善，殆其類是，而今且以三品頂戴用為熱河都統矣，且用奕經為葉爾羌幫辦大臣，文蔚為古城領隊大臣矣。

琦善于戰事方始，首先示弱，以惰軍心，海內糜爛，至于此極。既罷斥終身不齒，猶恐不足饜民心而作士氣。奕經之罪，雖較琦善稍減，文蔚之罪，較奕經又減。然皇上命將出師，若何慎重。奕經頓兵半載，曾未身歷行間，騁其慮驕之氣，自詭一鼓而復三城；卒之機事不密，貽笑敵人，覆軍殺將，一敗不支。此不待別科騷擾供億、招權納賄之罪，而已不可勝誅。

臣亦知奕經為高宗純皇帝之裔，皇上親親睦族，不忍遽加顯戮。然即幸邀寬典，亦當禁錮終身，無為天潢宗室羞，豈圖收禁未及三月，輒復棄瑕錄用？且此數人者，皇上特未知其見惡于民之深耳。倘俯采輿論，孰不切齒琦善為罪魁，誰不疾首于奕山、奕經、牛鑒、文蔚，而以為投畀之不容緩？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側聞琦善意侈體汰，跋扈如常，葉爾羌之行，本屬怏怏；今果未及出關，即蒙召還。熱河密邇神京，有識無識，莫不撫膺太息，以為皇上鄉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萬一有事，則熒惑圣聰者，必仍系斯人。

履霜堅冰，深可懔懼。頃者御試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題，而今茲刑賞顧如此，臣未知皇上所謂阿者何人？即墨者何人？假如圣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為阿，阿為即墨，將毋譽之毀之者有以淆亂是非耶？

所望皇上立奮天威，收回成命，體大學絜矩之旨，鑒盈廷毀譽之真，國法稍伸，民心可慰。

陳慶鏞一口氣把申明刑賞疏背完，唬得二位義士頻頻點頭額首，又是一番敬酒。一起說道：“若當今朝廷都如陳御史，我等何至落草于此！”

7。

次日，二位草莽親送陳慶鏞下山，并為兄弟伙計備了不少路上急需用品，讓陳慶鏞一行人十分感動。臨行時，陳慶鏞不忘勸誡二位草莽：大清盛世，應及時歸附朝廷，一起抗擊洋夷，不可助賊興亂。二人只是微笑拱手，并未作答。

不知又過了多少時日，一路上風餐露宿，辛苦異常，陳慶鏞一行人風塵仆仆趕回泉州老家。因他名聲在外，也有不少鄉賢朋友，前來迎接，詢問路上之辛勞。

陳慶鏞也不隱瞞，一并說了。當說到路遇盜匪時，他略去大部分章節，只故作鎮靜地說道：“我啊，從容不懼，與那些盜賊說‘本人為官十三載，從來兩袖清風，哪有什么錢財？這十幾車書你們拿去看吧，或許能幫你們洗心革面，老夫奉送也！’”陳慶鏞說完哈哈大笑，顯得輕松自若，慷慨激昂，倒把那些故友鄉賢，驚出一身冷汗。

陳慶鏞的家在泉州西門外塔后村，這里，有一所他為官后修建的、具有閩南傳統特色的古大厝。這棟古大厝并不是很大，也就四、五百平米的樣子，裝修上亦顯得簡樸低調，與一般民宅并無差別。從古大厝上看，可以見得陳慶鏞清廉簡樸，高風亮節。

回泉州之后，陳慶鏞并沒有閑下來，他四處聯絡，置辦學校，教書育人。因其書多人多，學生也多，后又在其大厝左后方，修建了幾間書房。原先書房前面，有一個大池塘，歷經190年之后的今天，池塘不知何時被填沒了，至今只現一片空地。書房前有一棵老樹，據說是陳慶鏞當年種下的，因無人解說，故也不敢確證。只是感覺那株古樹，甚是蒼老，似乎見過陳慶鏞，能說起幾段與陳慶鏞相關的往事。

書房的木門之上，有一把大鎖，緊緊地鎖住了歲月。似乎隱約之間，想起了陳慶鏞被貶回鄉，那兢兢業業忙碌辦學的身影。從書房的磚窗外面，似乎也可以看到陳慶鏞夜讀時的燈光和他不知疲憊的身影。甚至，我們還可以偶爾聽到他興奮時，朗朗的吟詩聲；以及他憤慨激昂時，為社稷為民眾奔走呼號的聲音。

其時，陳慶鏞在泉州創辦了“清源書院”又到廈門的“玉屏書院”去講學。道光年間，由于內外交困，百姓的生活顛沛流離，民間出現了不少棄嬰。陳慶鏞心生憐憫，在安海倡辦了一所“育嬰院”這是泉州近代史上最早的慈善機構。并在“育嬰院”的基礎上，開辦了工讀學校，主張：“既要收養棄嬰，還當具培育之責。”他用其一生的體會，倡導并踐行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并親筆喻書于紙，雕刻于碑。

很快，陳慶鏞的儒家風骨，便隨他的教書育人，大辦慈善而享譽四方。但是，這并不是陳慶鏞最終的理想。他仍期待有朝一日，天子皇恩浩蕩，讓他重回京都，為皇上，為大清朝廷，為天下受苦受難的黎民百姓，再盡綿薄之力。

終于，這個機會來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月，咸豐皇帝即位之后，受林則徐和大學士朱鳳標的推薦，陳慶鏞被重新起用了。咸豐皇帝復授他為御史補江西道監察，后又將他調任陜西道監察御史。其間，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已襲卷了大半個中國，攻陷南京，并定都南京改南京為“天京”其聲勢之浩大，引起各地會黨紛紛響應，清朝政府在人民起義軍的浪潮下，已是風雨飄搖了。

咸豐三年(1853年)，福建永春林俊紅錢會起義，廈門、同安、海澄一帶黃位、黃德美小刀會起義，惠安邱二娘起義，莆田、仙游烏白旗起義，一時間，整個閩南地區也是烽煙群起，并向四方漫延燃燒。是時，陳慶鏞向咸豐皇帝請辭回鄉，受命于泉州督辦團練，與起義軍對抗。

還別說陳慶鏞是一介書生，職任御史，但在治理地方和領兵平叛這一方面，卻是愣有一手的。一方面，他使用強硬的武力征剿，迫使群雄屈服；另一方面，他又搬出和善的安撫手段，即使民心歸順。只這“一剿”和“一安”兩手一起抓，很快，一大部分起義軍便被消滅殆盡了。咸豐五年(1855年)六月，惠安首領邱二娘被俘，陳慶鏞用極其殘忍的手段，在泉州南校場將邱二娘處以“剮刑”

咸豐七年(1857年)四月十四日，永春義軍領袖林俊率領紅錢會起義軍，聯合莆田、仙游烏白旗起義軍進攻泉州城，守城的官兵紛紛逃竄。陳慶鏞聯合官府并各鄉兵勇團練，將林俊起義軍一舉鎮壓了。后來，他又進一步分化、瓦解了其它起義軍。

終于，閩南泉州的烽煙歸于沉寂，陳慶鏞也因其剿匪有功，受賜花翎。

然在此時，當朝廷想再度起用于他，讓他當候選道員時，他卻于咸豐八年(1858年)八月三日，病逝于泉州團練公所，享年六十有三（閩南傳統算法六十四）歲。

無可否認，腐敗的清王朝在這些老臣的匡扶下，又茍延殘喘了數十年！

后記

陳慶鏞是位博學多才的儒家學者，生平著就了籀經堂類稿、齊候罍銘通釋。他以程朱理學的言行作為道德規范和行為準繩，并以漢儒嚴謹樸質的精神治學，以期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目標。或許在他的人生理想中，也只能做到了“修身齊家”但若論到“治國平天下”卻也是十分牽強的。

而清王朝卻沒有那么幸運，它在1911被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一舉推翻了。從此，中國只有人民，不再有君主。

陳慶鏞后來又作了三家詩考、說文釋文校本、古籀考、榖梁通釋等書。但遺憾的是，這些書都只是一些書稿，并未刊發。

陳慶鏞死后，葬于北峰區塔后村福安宮口，雖賜御葬，并不豪華。其妻死后葬于佛跡山，后因發現有螞蟻侵擾，乃合遷葬于福安宮口。之后，因北峰中學擴建，遷至塔后村后山的一片龍眼林中。坐東朝西，正前方是清源山北側的將軍山。

至于那兩位草莽英雄，既是草莽，便也無須姓名。他們大多沒有讀過多少書，后來身在何處，去了何方，也未可知！有人說他們參加了太平軍，也有人說他們后來去鬧義和團殺洋鬼子。總之，他們只是一伙“盜亦有道”的封建社會下層武裝，不管他們最終的結局會不會像邱二娘那樣，他們與陳慶鏞的思想，估計不會是一個立場上的！

而陳慶鏞在泉州南校場上，將邱二娘處以“剮刑”時，是否會想起那伙沒殺他的盜賊？是否會想起“盜亦有道”那句古訓？是否會思考，盜從何來，又往何去？

是的，陳慶鏞畢竟只是一代儒者，有其士大夫的忠君思想和永遠無法改變的階級立場。倘若他被貶回鄉之后，能夠一心從事教育而不謀求再度入朝參政，則可以少去許多事非，留下千古傳唱的直諫美名。但歷史總有無法改變的事實，它不是寫給當事人看的，而是寫給后來者看的！

陳慶鏞傾注一生最為崇尚的“實事求是”精神，后來在神州大地上，得以廣泛弘揚，并成為現代中國的治政綱領。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引用了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中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之詞，并加以解說，率先在黨內提倡“實事求是”的精神，號召大家一起學習并踐行，引起極大反響。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從此“實事求是”成了檢驗一個政黨、一個團隊及一切個人行為的最新準則，在中國大地上廣為開展。

陳慶鏞決非俗人，作為晚清有名的直諫御史，能夠提出這樣的口號并引于修身，足見其博古通今，具有很強的先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