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加鹽大伯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wǎng)網(wǎng)m.gzstf.cn），接著再看更方便。

向戌弭兵使中原大地上出現(xiàn)了一段難得的和平時期，晉楚之間有四十余年沒有發(fā)生戰(zhàn)爭。在晉楚兩國共同稱霸主導的兩極格局下，其他諸侯國周旋于兩國之間。

晉國和楚國雖然在會盟上屢屢劍拔弩張，爭做盟主，但弭兵之后卻能夠相安無事，禮尚往來。楚令尹屈建去世后，趙武曾經(jīng)親往吊唁。而在虢地會盟時，趙武又再次將盟主之位讓與楚國。隨著晉國國勢的衰落，晉國同楚國之間的關系更為緩和，后來更是到了唯楚國之命是從的地步。而楚國雖然對晉國占了上風，國內卻頻頻爆發(fā)危機，對外又面臨著吳國的步步緊逼，因此兩國方能夠維持和平。

不過對于其他諸侯國來說，情況并非如此。除了齊國和秦國之外，其他諸侯國幾乎都感受到了弭兵之盟帶來的新的壓力。弭兵之盟的確立，讓原本赤裸裸的戰(zhàn)爭掠奪變成了合乎禮法的橫征暴斂。以魯國為例，作為晉的仆從國，在弭兵會議之前，就已經(jīng)頻頻向晉國奉上大量貢物。無論是晉國新君即位，還是遷都，甚至宮殿落成，都需要遣使恭賀，并送上價值昂貴的禮物。除了這些常規(guī)的貢品外，晉國往往還臨時提出貢品要求。正如《左傳》記載晉國司馬叔侯所言：“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弭兵會議之后，魯國需要向晉楚兩國同時進貢。沉重的壓力一度到了讓魯國不堪忍受的地步，以至于在會盟中提出重新規(guī)定貢品數(shù)量的要求。

魯國如此狼狽，其他國家也好不到哪兒去。鄭國在子駟執(zhí)政時，將牛羊牲畜、皮幣、玉帛之類放在與晉和楚的邊境上，時刻準備進獻給到來的晉軍或楚軍。弭兵會議之后，鄭國對晉國這個斷斷續(xù)續(xù)敵對數(shù)年的大國也是優(yōu)禮有加。晉平公的夫人去世、續(xù)弦，乃至大興土木，鄭國都一而再再而三送上賀禮。鄭國執(zhí)政的子產(chǎn)也不禁抱怨道：“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及，亡可待也。”

然而，鄭國畢竟在子產(chǎn)的據(jù)理力爭下還能與晉國在某種程度上討價還價。像衛(wèi)國這樣的國家遭遇更慘，甚至淪落到要向晉國進貢人口的地步。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晉國正卿趙鞅將衛(wèi)國進貢的500戶人家安置在晉陽，導致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的互相攻伐。

晉國如此侵凌小國，楚國也不遑多讓。弭兵會議后次年，鄭國曾經(jīng)主動派出大夫游吉朝見楚國。誰料楚國認為游吉規(guī)格不夠，竟然拒絕讓其入境，要求鄭簡公親自前來朝見。游吉好話說盡也未能如愿，只得憤憤地返回鄭國。鄭簡公無法可想，只好改派游吉去晉國朝見，自己在子產(chǎn)的陪伴下赴楚。

魯國在楚國也遭受了和鄭國類似的待遇。魯襄公赴楚國朝見時，適逢楚康王去世，楚國居然要求魯襄公為楚康王的遺體穿衣服。面對此種侮辱，魯襄公卻不敢違抗，只能在叔孫豹的建議下先命巫師做法，驅除棺材和尸體的“邪氣”，聊以自我安慰。楚康王出殯時，魯、陳、許各國君主都為其送葬。魯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楚靈王大興土木，修成章華臺，公開召集諸侯參加落成典禮，其中對魯國更是要求魯昭公親自前往，可謂蠻橫已極。

雖然小諸侯國不堪重負，但弭兵會議帶來的和平還是讓各國諸侯從過去國家之間的爭斗轉向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出現(xiàn)的新問題。為了順應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及其帶來的政治變化，各個國家都相繼推行了一些順應歷史

（本章未完，請翻頁）

潮流的新政策、新舉措，進而導致了春秋時期政治經(jīng)濟的巨變。

晉國受弭兵會議的影響非常深遠，會盟所規(guī)定的“晉、楚之從交相見”其實對晉國相當不利。因為在弭兵之前的政治局勢中，魯、宋、衛(wèi)甚至包括鄭國都對晉國表示服從，而楚國的從屬國只有陳、蔡、許三個規(guī)模較小的國家。弭兵會議后，這些國家紛紛向楚靠攏，再加上作為附庸的邾、郯、莒等國家，晉國在中原的影響反而降低。可是晉國之所以答應這一條件，正是因為國內卿族當政，政出多門的隱患即將爆發(fā)。

和其他諸侯國公族當政的情況不同，晉國的權力一向掌握在卿族手中。所謂“公族”，指的是歷代國君的后代，而“卿族”則是異姓貴族。晉國由于之前經(jīng)歷了大宗和小宗的吞并戰(zhàn)爭，以及晉獻公時期的驪姬之亂，晉國的公族早已不復存在，轉而由卿族掌權。卿族的勢力愈發(fā)強大，國君權力逐漸被架空。這一趨勢在弭兵會議之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后來更是因為卿族之間的爭權奪利而屢屢導致內亂，晉國國勢隨之衰落下去，但卿大夫的勢力卻雄厚起來，到春秋晚期，形成了“六卿”當政的局面。

齊國的情況，同晉國頗為類似。弭兵會議之后，齊國舊貴族高氏和國氏由于內亂，原本已經(jīng)衰微，但新興的崔氏和慶氏由于屢屢弒君作亂，也很不得人心。此時由陳國流落到齊國的陳氏（即田氏）趁機收買人心，壯大起來，他們聯(lián)合鮑氏等卿族，將公族中發(fā)動內亂的欒氏和高氏鎮(zhèn)壓，又取得公族的支持，逐漸成為齊國一家獨大的貴族，為戰(zhàn)國時期陳氏代齊奠定了基礎。

魯國的情況比較特別：魯桓公的后代季孫、孟孫、叔孫三家世襲國政，逐漸架空了魯國國君，可是到后來，各公族中的家臣卻又逐漸興起，形成了“陪臣執(zhí)國命”的局面。

鄭國后來由鄭穆公的后代專權，合稱七穆。但七穆中的子產(chǎn)卻是一位開明的政治家。至于宋、衛(wèi)兩國，雖然君權較強，但大夫勢力也不斷掀起內亂。總的來說，隨著弭兵會議的舉行，各國內部的政治局勢為之一變，貴族政治逐漸集中，成文法也先后頒布。這兩點進而導致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變更，將歷史推入了春秋晚期。

卿大夫勢力的日漸強大，是晉國建立以來一直面臨的問題，趙氏、郤氏以及欒氏和中行先后執(zhí)掌國政，對君權構成了極大危險。此問題不僅在對外政策上影響了晉國的決策，導致了晉國接受了不利的弭兵條件，在國內政治方面也造成了很不利的影響。

魯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九月二十六日，趙盾“弒”君，趙氏卿大夫在朝中不可一世。景公之時，誅殺趙同、趙括，趙氏力量被極大削弱，但趙武重立之后，趙氏的勢力又漸漸恢復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