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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關系為：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分別由軌長、里司、連長、鄉良人（或鄉大夫）管理。國都以外地區為5屬（區），為農民居地。屬（9000家）下有縣（9000家）、鄉（3000家）、卒（300家）、邑（30家）。從屬關系為：30家為邑，長官稱為邑有司；10邑為卒，長官稱卒帥；10卒為鄉，長官稱鄉帥，3鄉為縣，長官稱縣帥，10縣為屬，長官稱屬大夫和屬正長，由朝廷的五大夫直接管理。

管仲推行的這一制度稱為“參果伍鄙”制度，它廢除了分封制度下的貴族采邑，而代之以一種類似于后世郡縣制的體制。不僅是一種日常行政管理的基本架構，有利于人員管理和賦稅征收，它還直接與兵役制度結合起來，在齊國的爭霸戰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參果伍鄙”制度使用了軌、里、連、鄉這種層層管理的體制，很容易在戰時轉化為軍事建制。

根據管仲的設計，國都下屬的二十一鄉中，除去工商六鄉外，尚有十五士鄉。每家都出一名壯丁參軍，一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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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便有五名兵士；以此類推，一里五十家，出五十名兵士；一連二百家，出二百名兵士；一鄉二千戶，出二千名兵士，五鄉一萬戶，出一萬名兵士，一萬名兵士編為一軍，十五士鄉共有三萬戶，則共有三萬名兵士，可編為三個軍，平時作為行政長官的軌長、里司、連長、鄉良人在戰時變為軍事長官，負責統領本地區所召集的士兵，齊桓公，國子，高子則分別統率一軍。

此外，管仲還改善了士兵的來源。春秋時期，后世那種以戰爭為職業的雇傭兵還沒有出現，各國普遍實行的是義務兵役制，也就是說，平日里安居樂業的老百姓，在戰爭時搖身一變就成為沖鋒陷陣的士兵，這就是所謂的入則為民，出則為兵，齊國自然也不例外。基于這一情況，管仲決定將“士”這一階層作為齊國軍隊的主要來源。

提起“士”，人們往往容易想到手無縛雞之力，只能舞文弄墨的儒生和秀才，其實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春秋時期的“士”和這一形象相距甚遠，如果一定要找一個參照物的話，他們倒更加接近于西歐中世紀的“騎士”。春秋時期的士需要掌握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換句話說，一個標準的“士”應該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所以，和農、工、商等階層相比，他們的素質相對更高。

如此一來，齊軍的個人素質大為提高，其戰斗力直線上升；不僅如此，軍事體制與日常行政架構聯系緊密，可以隨時進行無縫切換，這使得軍隊的建制更為規范，也大大提高了軍隊的作戰效率，同時還減輕了國民的負擔。

此外，為了提高軍隊的實際作戰能力，管仲還設計了一種行之有效的訓練方法：規定軍隊每個季節都要外出打獵，一方面使士兵熟悉作戰技能，另一方面也有清除害獸，維護治安的作用。此外，管仲還要求士鄉之人不得隨便遷徙，并且要做到“祭相同福，死喪同恤”，世世代代相親相愛，這樣，兵士出于私交，就能夠“居則同樂，死則同哀，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即使夜間做戰也能從聲音上辨別敵我，而白天作戰，只要看見容貌就能認清身份。

當然，軍隊的強大除了要提高軍隊的戰斗力之外，還需要先進的武器。春秋時期出現的冶鐵技術對農具和武器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可是，如何才能迅速集中鐵原料呢？管仲想出了一個“寬刑贖罪”的法子：他宣布，齊國的罪犯可以通過繳納武器盔甲甚至礦石的方法抵消刑罰。犯重罪可用甲與車戟等值的錢物贖罪；犯輕罪可用與車戟等值的錢物贖罪；犯小罪可以用銅鐵贖罪。這一制度不但解決了軍備來源，而且擴大了國家財政收入，也緩和了國內矛盾，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這些改革之外，管仲還針對舊時根據血緣確定官職的人才選拔制度做了部分修改，他自己就是一個破落貴族家庭的子弟，自然知道長久以來以門第論英雄的選拔制度早已跟不上時代的變化。

首先他無私地向齊桓公推薦了“五杰”：明禮善辯的隰朋、熟悉農事的寧越、勇猛善戰的王于成父、清廉剛正的賓須無、直言無隱的東郭牙，他們都擔任了齊國的重要職務。其后又制定了全新的選舉制度，規定凡是人才，由鄉長和屬大夫向上推薦，朝廷重臣進行考評，桓公親自策問，稱為“三選”。地方官吏如埋沒壓制人才，治以“蔽賢”、“蔽明”罪。

不僅如此，管仲還建議齊桓公大力招募他國人才，派出八十名“游士”，多帶金銀財物，身穿綾羅綢緞，駕著寶馬香車，游覽四方，見到高人隱士立即延請回齊國。一時間，齊國人才濟濟，賓客盈門。

通過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改革，齊國已經具備了較為先進的政治體制和一支戰斗力很強的軍隊，但是要維系國家機器的運轉，還需要仰仗雄厚的經濟實力，因此管仲在經濟方面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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