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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寄信，都會把信放在密封的細長筒里面，一般是竹筒，這樣既能保證信件不被損壞，也能保證隱私安全。這種裝信的桶叫作“郵筒”，在唐朝時就有這一稱呼了，并一直沿用至今。

古代還有用飛鴿傳書的，但成功率比較低。距離近一點的還行，遠的就很難了，畢竟鴿子沒有GPS導航系統。飛鴿傳書一般只能飛單程，寄信人從出發地出來時帶著鴿子，到目的地把信件拴在鴿子身上，讓鴿子飛回出發地送信。你想讓鴿子飛到別的地方送信？不好意思，鴿子做不到啊！另外，有些地方的人愛吃鴿子，鴿子送信途中甚至可能“因公殉職”。王老師生活的城市長春，旁邊有個伊通縣就以燒烤鴿子聞名，很難有鴿子能夠活著飛過伊通的上空。雖然飛鴿傳書成功率較低，但古人也有提高成功率的辦法，用多只鴿子傳遞內容相同的信件，活著飛回去的概率就大了。

在家書抵萬金的時代，收到家人或朋友的信件是十分不易的事，所以才會倍感幸福，這種幸福感在通訊發達的今天是很難體會到的。所以古人倍加珍視信件背后所帶來的情感慰藉，那才叫“紙短情長”。在車馬慢的時代，情侶間寫一封信寄出，收到時可能已過去半年。所以說那個時代“一生只夠愛一個人”，不像現在，手機隨時可以撩一撩，半年時間都談完好幾場戀愛了。

59 古人如何運輸“加急快遞”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大家都知道楊貴妃愛吃荔枝。然而在交通并不發達的古代，楊貴妃的荔枝是怎么運輸的呢？

首先我們得先了解荔枝的運輸距離。楊貴妃吃的荔枝，可能有兩個產地，一是巴蜀，二是嶺南。巴蜀是今天的四川和重慶一帶，唐朝時那里的氣候比現在暖和，盛產荔枝，楊貴妃吃的荔枝可能產自合江或涪陵。嶺南即兩廣和海南一帶，至今依然是各種水果的重要產地。楊貴妃當時住在唐朝的都城長安，巴蜀到長安的距離相對還算比較近，有二千多里，北上越過秦嶺就可到達。盡管如此，唐玄宗為了心愛的人能更快一點吃到荔枝，還動用國家力量，為運送荔枝修建了“高速公路”。早在秦朝時，為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全國就已修建起四通八達的國家級道路。之后的歷代王朝又沿用并擴建，組成了我國古代的全國道路交通網。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從長安南下子午谷，翻越秦嶺，通往漢中、巴蜀的“子午道”。唐玄宗就是在子午道的基礎上，修整開辟出一條更為便捷的路線，并沿途設立驛站，用來運輸荔枝，所以歷史上又稱之為“荔枝道”。

“荔枝道”上的最快運輸速度有多快呢？當年安祿山在范陽起兵造反，范陽到長安郊外的華清宮相距一千五百公里，六天之后，唐玄宗就得知了這一消息，可見當時最高的行路速度可達每天二百五十公里。“荔枝道”運送荔枝的速度應該和這個差不了太多，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快馬加鞭五天也就送到了，只怕會累死狂奔的“皇家快遞小哥”。

快馬運輸，道路會很顛簸，荔枝很容易就會被擠壓成“荔枝汁”。而且荔枝收獲時節的天氣很炎熱，搞不好就會腐爛變質。但楊貴妃吃到的荔枝是新鮮完好的。《新唐書》記載：“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驛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當時是怎么做到保鮮運輸的呢？王老師看過兩種說法。

第一種是“竹筒保鮮運輸法”。采摘下的新鮮荔枝，連枝帶葉放于竹筒中并用泥巴密封，這樣運輸既保鮮又防壓。第二種運輸法更為用心，可稱“木箱低溫運輸法”。制作一個帶夾層的木箱，在夾層里填充棉花和羊毛，將新鮮的荔枝和冰塊一起放入木箱內部并密封，便可保證運輸時箱內低溫保鮮。此方法堪稱世界上最早的冷鏈運輸技術，通過這種方法運輸到長安的荔枝，色香味俱全。

楊貴妃也吃嶺南的荔枝。兩廣地區光照時間長，荔枝的味道更甘甜。《新唐書》中便有楊貴妃吃嶺南荔枝的記載：“楊貴妃嗜鮮荔枝，嶺南節度使張九章乃置騎傳送，奔走數千里至京師。”多說一句，這個張九章，就是那個寫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大詩人張九齡的弟弟。楊貴妃得寵時，各地官員爭相進貢，張九章因進貢荔枝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官至戶部侍郎。可嶺南到長安得有二千多公里的路程，前面說過，唐朝最快的運輸速度是一天二百五十公里。二千多公里的路程，得要10天的時間，荔枝爛了怎么辦呢？一種比較靠譜的推測是“荔枝樹整棵運輸法”：在荔枝將熟還未熟時，就連根帶土地將整棵荔枝樹移植到盆里，然后用船水運北上。快運到長安的時候，荔枝也快熟了，這時將荔枝摘下，再用驛站快馬加鞭運到長安。

看來，古代皇帝撩妹子也是個技術活。但楊貴妃也因愛吃荔枝而背上了歷史黑鍋，包括杜牧在內的一大票人，恨不得將唐朝的衰敗都歸咎于楊貴妃。其實嶺南進貢荔枝的歷史在漢高祖時就開始了，那時的南越王就進貢過荔枝。到了漢武帝時，還曾將荔枝樹移植到長安上林苑。但長安氣候養不活荔枝，漢武帝因此還殺了看護荔枝樹的人。一直到清朝乾隆時，還有福建進貢荔枝的記載。帝王們吃荔枝沒事，楊貴妃吃荔枝就國將不存，這是什么道理？紅顏禍水的根源還是在于她們背后的男人，女人只是背黑鍋的而已。

60 古人出行如何認路

今天我們去陌生的地方旅行，無論是開車自駕，還是背包步行，都不用擔心迷路，因為現在的導航設備太發達了。就在十幾年前，還沒有這樣發達的導航設備，司機開車遠行，只能靠隨身攜帶的道路交通圖。到了陌生的城市里，如果想找一個具體的地方，地圖又沒有詳細標注，那你就得找向導了。那時候，每個城市入城的公路旁，都會有許多“職業向導”，手持一張白紙站在路邊招攬生意，紙上寫著“指路十元”之類的。這種向導一般都是當地人，對當地的道路交通非常熟悉。

那在沒有導航且交通欠發達的古代，古人出行是如何認路的呢？

古代的交通工具落后，但道路交通網還是比較普及的。秦朝統一天下后，為了加強對全國的控制，正式建成了連接全國的道路交通網，將以前各諸侯國的主干道路連接起來，并將道路的標準和車軌寬度統一，這就是“車同軌”制度。以后的歷朝歷代都沿襲了秦朝的做法——江山要想坐得住，先修全國高速路。

這種政府主持規劃并修建的道路，古代稱之為官道，也做傳遞官方信息的驛道使用。官道的主干線以都城為核心，向地方最高一級的行政單位和大都市輻射。干線下面又有若干分支，連接地方上所有的城鎮。以清朝為例，官道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官馬大路”，從都城北京向全國輻射，是通往各大省城的官道干線，這類道路相當于今天的收費高速公路。第二等級是“大路”，主要從省城通往該省下轄的各重要城市，類似今天的國道。第三等級是“小路”，從大路或各重要城市通往下屬城鎮，相當于今天的省道。所以，沿著官路走，基本能到達全國各個城鎮。

那古人怎么能知道官路的分布和走向呢？靠的也是交通地圖，古時候叫作“路程書”。特別是宋朝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大量商人要在全國走南闖北，需要有具體的道路指導，各類水陸路程書和地圖就應運而生。路程書記載主要道路的分布和走向，為人們的出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明朝時最著名的路程書是《一統路程圖記》，它既是一部路程書，也是一部行商指南。另外，官員進京述職，也需要路程書和地圖指導趕路。據《古杭雜記》記載，宋朝時“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批閱”。

使用路程書和地圖的時候，要如何識別路線方向正確，不走偏呢？古代的主路兩旁都栽有樹木，可以以此辨別道路的走向。《國語·周語》載：“列樹以表道。”路旁栽樹的目的，一是能夠方便過往路人庇蔭納涼，二是表明路的走向。所以，只要沿著規則排列的樹木走，基本不會跑偏。

那如何判斷走了多遠呢？古代的主要官道上，官府會沿途每隔一段距離就建一座驛站。唐朝時，全國“凡三十里一驛”；宋元兩朝，六十里一驛；明朝時，六十里或八十里一驛。驛站的功能類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務區，里面可以吃飯、住宿、換馬等，但只為官府服務。盡管一般民眾不能享受驛站服務，但可以根據驛站判斷行路的距離和此刻所處的位置。今天我們在高速路上行車時，就可以通過里程牌來判斷目的地的距離。而古代也有類似的“里程碑”。至少從東漢開始，官道上就已經設置了用于判斷距離的“堠”。堠是一座小土堆，每五里設置一座，當作判斷距離的標記，是為古代的“里程碑”。

在岔路口如何判斷走哪條路呢？古代也有類似路標的指示牌。在湖南邵陽地區，至今還有古代遺留下來的道路指示牌，叫作“擋箭碑”。“擋箭碑”立于道路交叉口，碑上有字，會標明左走某處、右走某處、前面是哪方、后面是何地。如果沒有路標，最笨的辦法就是到路口找人問路，一般重要道路的交叉口都是交通要道，即便沒有驛站，也會有人煙。還需要說明的是，古人出行不太愛走陸路，如果有水路能走，一定不會選擇陸路。特別是隋朝開通大運河后，南北行走的商人，大多會選擇到運河沿線的碼頭乘船趕路。如果是走運河，基本上就不會走丟，畢竟沒有跑偏的機會。

61 古人上學要花多少錢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來越強。為子女創造良好的教育條件是每個家長的心頭大事，為此買學區房，報課外班，各種“為孩子的明天”努力。也正因此，教育費用成為許多家庭開支中的大頭兒。那么，古代的學校什么樣？學費貴不貴呢？

中國古代的學校分為兩大系統，一是官學，二是私學。

所謂官學，是指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直接創辦和管理的學校。中央級別的官學，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太學和國子監。地方官學，就是各級行政區劃內官府辦的學校，又稱鄉學或學宮。《周禮》稱：“鄉有庠（xiánɡ），州有序，黨有校，閭有塾。”庠、序、校、塾就是古代地方各級學校的名稱，后兩個名稱我們熟悉，但前兩個名稱大部分人是不知其含義的。記得讀大學時，我們歷史學院大廳有面鏡子，上面漆有四個字“蔭澤庠序”。當時大部分同學都不認識第三個字，更別提理解這句話的意思了。后來我們終于明白了，這就是蔭澤學校的意思。

西周時，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學就已經蓬勃發展，形成了“學在官府”的傳統。官學本身，既是學校，也是政府機構，教師也是由官員兼任。西周的官學是不收學費的，以后歷朝歷代的官學也大多免費。那官學的經費來源是哪里呢？主要是靠政府撥款，還有士紳商人的捐贈。宋朝時，由于人口數量龐大，官學學生太多了，光靠撥款和捐贈難以滿足官學開支。于是，宋朝開創了一種“學田”制度。所謂學田，就是國家撥給學校或者學校自行購置一定數量的土地，作為學校的固定資產并租給附近的農民耕種，所獲得的收益就可以用作官學的開支。后來中央的國子監也開始實行學田制度。學田制，為以后各朝各代教育經費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范例，保證了官學的免費就讀。

官學不光免費就讀，有時候還能領到一些零花錢。比如宋代的太學，不光免學費，吃住也免費，學生每月還可領1000文。宋代1000文，其購買力大約合現在的800元，這些錢現在的大學生也夠花了，要知道，這是除了吃住以外的純零花錢。當然，在古代能上官學也是很不容易的。初期，官學就讀的大多是貴族子弟，屬于權貴階層；唐宋之際，官學開始向平民子弟打開大門，但得是學習特別好的才俊。古代官學的免費，有點類似于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大學免費。那時候讀大學，不光免費，還管吃管住，畢業還分配工作。

需要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古代的官學也會收一些自費生。比如漢代的中央太學有兩類學生，“正式生”和“特別生”。正式生由中央直接選拔入學，屬于公費生，政府還發俸祿；特別生由地方選送到太學，屬于自費生，盡管也不需要交學費，但沒有俸祿，食宿費用需要自理。所以，太學中有些貧寒的子弟，需要一邊學習一邊做小工，這就跟今天的打工上學類似。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古代私學的費用。

私學的開創者是孔子，他提出“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給了普通大眾讀書的機會。私學的老師不是政府官員，國家財政也不支付其工資。古代官學的老師相當于今天有編制的教師，而私學教師沒有編制。私學類似今天的補習機構，上學得交學費，孔子定的學費標準是十條束脩，束脩就是肉干，類似今天的臘肉。這個價格說貴不貴，說便宜也不便宜，因為那個時代吃肉還是不容易的。那如果交不起肉干，是不是就沒有機會上學了呢？也不是。老師也可以不收你學費，但你得幫老師家干活，以工代費，有點像今天導師帶研究生的意思。

后來私學漸漸普及，運營模式也成熟起來。私學的經費來源也趨于多樣化，有地方士紳的捐贈，還有政府的補助，所以個人繳納的學費也逐漸降低，普通家庭也能承受得起了。以明清為例，一個學生讀私塾的費用一般為每年80斤到120斤小麥。這個數量，當時半畝地的產出就足夠了。清朝人口劇增以前，一戶中等自耕農的家里大約能有5畝地。這樣算下來，一個學生的上學費用約占到全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62 古人上學累嗎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重視教育的國度，這也是我們的文明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那古人上學累嗎？咱們就來考察一下。

漢朝時的中央官學是太學，其教學制度并不是很嚴格。沒有規定畢業年限，也不注意考勤，上課和學習都比較隨意。但太學非常注重考試，用考試的方法督促學生自主學習。這一點跟今天西方的大學比較像，學校不重視日常考勤，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在考試上見分曉。漢朝太學的考試是一年一次，也叫“歲試”。歲試的考試方式叫“設科射策”。考試前，考官將寫有考題的竹簡根據難易程度分為兩科，學生根據自己的水平選擇一科，然后進行抽簽選題。抽簽的方式很有趣，考生任意投射案上的試題竹簡，射中哪個就答哪個，有點像今天公園里的套圈游戲。經過歲試，成績好的可以授官，成績不好的勒令退學，成績一般的就繼續留在太學讀書。這么看來，漢朝人讀書完全靠自覺，具體累不累要看個人。

到了唐朝，中央官學的模式大體上與漢朝類似，但考試的頻率大幅度提高。唐朝的考試有旬考、月考、季考、歲考等諸多名目。今天的中學生也有周考、月考、期中期末考、模擬考等，真可謂“古風猶存”。另外，唐朝有嚴格的勸退制度，連續三年考試不合格、在校九年未畢業、曠課太多等情況都會被勒令退學。考試多，規矩多，所以唐朝學生真心比較累。也許是太累的緣故，唐朝設立了固定的假期。每十天休一天的叫“旬假”，類似今天的周末。“田假”和“授衣假”一次休15天：田假在農歷五月，讓你回家幫助干農活；授衣假在農歷九月，讓你回家準備冬季衣物。“田假”和“授衣假”類似今天的寒暑假。

隋唐時建立了科舉制，極大加重了古代學生的學業負擔。為了考科舉，學生們都是日夜苦讀。所以，唐朝之后的學生上學只能更累。

官學如此，私學也不可能輕松。私學的師資和平臺都比不上官學，所以學生得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私學沒有統一的教學制度標準，各類私塾、書院都是自行安排作息時間，一般天亮即入學，下午放學。盡管放學比今天早，但放學后的作業很多。古代科舉考試需要熟背經典文獻，所以大家放學后得繼續背書。必背的儒家經典“十三經”，原文和注釋加起來有60多萬字，這可不是今天背幾首古詩和幾篇文言文能比的。明代文人謝肇淛有“夜讀書不可過子時”的名言，子時是現在的晚上11點到次日凌晨1點，說明那個時候讀書到凌晨是普遍現象，所以才會有這種勸告。

要說古代上學最累的，還得是清朝的皇子群體。清代史學家趙翼曾大發感嘆：“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清朝皇子6歲即入學，15歲封爵后方可畢業。每天天不亮就要進宮，比上朝的大臣還要早，因為要比老師早到一個小時溫習前一天的內容。每天的課程也非常繁重。早上5點就要開始上第一節課，類似今天的外語課，學習滿語和蒙古語，有時還要選修一些藏語和維吾爾語。第二節課是漢文課，類似今天的語文和歷史，不但要學儒家經典著作，還要學《史記》《漢書》等官修史書本朝先輩的創業史以及先帝留下的圣訓。這節課時間最長，要從早上7點多到下午3點左右。最后是體育課，要學騎馬和射箭，下午5點才能放學。每天上學期間除了吃飯時間只能休息兩次，每次15分鐘。更為恐怖的是，他們沒有周末，沒有寒暑假，一年當中只有5天能夠休息——春節、端午、中秋、皇帝生日和自己生日。即便是大年三十那天，也只能提前放學而已。這種嚴苛的教學模式使清朝皇帝的文化素養都很高，遠高于明朝皇帝。所以，別以為生在皇家就能一輩子吃喝玩樂，在清朝當皇子可沒那么容易！

63 古代如何參加科舉考試

科舉制自隋朝創立以來，一直是古代知識分子進入仕途和實現理想的階梯，廣大文人對科舉考試也是趨之若鶩。文學作品里有很多古代文人進京趕考的故事，常常伴隨著人生的大起大落。那科舉考試到底是什么樣的流程？進京趕考又是怎樣的操作方式？這一篇我們就以明清兩朝的科舉考試為例，真實還原一次古人的“進京趕考”全過程！

很多人將今天的高考類比為古代的科舉考試，這種類比并不十分恰當。盡管二者都是考試，但其目的性還是有很大區別的。今天的高考是為了獲得高等教育的資格，古代的科舉考試則是為了獲得做官的資格。所以從考試目的角度看，古代的科舉考試更像今天的公務員考試。但從參加規模和社會影響力的角度看，科舉考試和今天的高考又很像，都備受全國矚目。因此，高考的規模和公務員考試的目的合二為一，就更像古代的科舉考試了。

所謂的進京趕考，是指到京城去參加會試和殿試，這已經是科舉考試后半段的內容了。在進京趕考之前，科舉考試還有若干次的資格考試和初級考試。

正式科舉考試之前，考生必須先通過資格考試。這種資格考試被稱為“童試”，童試之后才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的“正試”。童試要經過三個級別的考試，分別是“縣試”“府試”和“院試”。縣試是古代讀書人參加的第一次官方考試，考試地點為其所在縣，一般由知縣（相當于縣長）主持。縣試一般在每年的農歷二月舉行。考前一個月，縣衙會公告具體考試日期。考生需要提前報名，報名時要提交三份證明材料——“親供”“互結”和“具結”。親供相當于今天的考生基本信息表，包含祖上三代信息，包含本人姓名、年齡、籍貫、體格、容貌特征和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三代姓名履歷，以確保你家是良民世家。所謂互結，是指考生要找一同參考的五位考生寫一份承諾書，承諾如一人作弊則五人連坐，這是古代科舉防止作弊的無奈手段。所謂具結，是請本縣廩生（優等秀才）提供的“認保”材料，證明考生不冒籍、不匿喪、不替身、不假名，而且出身清白，不是娼優或皂吏的子孫，本人也未從事過戲子之類的“賤業”。這一環節類似今天的政審。縣試一般考五場，分別考八股文、試帖詩、經論、律賦、策論等。魯迅就曾經參加過晚清的縣試。據魯迅弟弟周作人日記記載，魯迅當年在500多名考生中排名第137名，但在縣試后沒再參加府試，而是去了南京礦務學堂改讀新式學校。

縣試合格者將參加第二級資格考試，叫作府試。府試一般在每年的農歷四月舉行，考試地點在府城，相當于今天的市。府試一般由知府（相當于市長）主持，連續考三場。府試又合格的考生，被稱為“童生”。盡管童生這個名字看著很年輕，但很多讀書人一輩子連童生都很難考過。年紀小的童生可能十二三歲，年紀大的，六七十歲的童生也不少，甚至在有些家里，爺爺和孫子可能都是童生。

府試合格的童生，接下來要參加“童試”的最后一級考試——“院試”。院試每三年舉行兩次，每次連續考兩場。院試的主持者是每省的學政。學政是每省主管官學和院試的官員，其職能相當于一省的教育廳長。但與一般省官不同，學政由皇帝直接從中央委派到地方，其性質類似欽差大臣，級別和地位都很高。學政任期三年，任期內依次到每省下轄的府或州主持院試。

院試通過了，考生的身份就不再是童生了，而是“生員”，俗稱“秀才”。秀才的社會地位比普通百姓高，并享有一些特權。比如見了知縣不用下跪，還不需要服國家的差役和徭役。另外，秀才還有資格進入官學上學，成績最好的被稱為“稟生”，還可以按月獲得國家發放的糧米。考中秀才已經很不容易，按照魯迅參加的那次縣試的人數計算，500余名考生最后錄取了40名秀才，比例不高于8%。

雖說秀才已經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但因秀才數量眾多，在社會上也并不算稀罕。而且秀才還沒有資格出任官員，在官本位的中國古代，也沒人太把秀才當回事，頂多是敬重。在《儒林外史》里，范進考中秀才的時候，他岳父胡屠戶還奚落他“尖嘴猴腮”，絲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但當范進考中舉人之后，胡屠戶就馬上變臉了，低三下四地稱范進為“賢婿老爺”。這前后變化的原因來自秀才和舉人身份的懸殊。那秀才如何變成舉人呢？答案是接著考。

考中秀才之后，考生就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的正試了。正試也分三個級別，分別是鄉試、會試、殿試。

鄉試三年舉行一次，一般在天干地支紀年中的子、卯、午、酉年舉行。由于考試時間多在農歷八月，正值秋季，所以鄉試又稱“秋闈”。主考官一般由進士出身的在京翰林或部院官員擔任。考試地一般在省城，有專門的考場，叫作貢院。鄉試共考三場，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場，每場考一天。發榜在九月，正值桂花開放，所以又稱為“桂榜”。通過鄉試后，考生的身份就從秀才變成舉人。

成為舉人之后，就意味著脫離了民眾階層，正式進入了“士”這個階層，可以做官了。舉人不光免役，而且還免稅。所以，很多擁有土地的人寧愿將自己的土地放在舉人的名下，用此方式來逃避國家稅收。另外，地方官府不能對舉人用刑，即使犯了重罪，也得上報朝廷革去舉人資格后才能用刑，類似于今天人大代表的待遇。當然，舉人的考取率也是很低的。有學者統計過：明朝應天府的鄉試錄取率為7.26%；清朝人口劇增，鄉試的錄取率更是低到了1.68%。如果按照魯迅那次童試秀才錄取率8%的比例綜合計算，一個讀書人從第一次縣試算起，到鄉試考中舉人，其成功率最多不過0.6%！2015年北京考生考上清華北大的錄取率為0.8%左右，考舉人比這還難，怪不得范進中舉之后會高興得瘋掉！

考中了舉人，考生還不能忙著高興，得馬上準備鄉試之后的會試。會試一般在鄉試之后第二年的農歷三月舉行，時值春季，所以又叫“春闈”。會試由禮部主持，主考官由皇帝欽定。會試的考試地點在北京的禮部貢院，大多數舉人的生活地距北京路途遙遠，一般鄉試考完的當年臘月就要啟程出發，開始真正的“進京趕考”。

舉人們進京趕考，需要路費盤纏，這些國家會替他們準備好。清朝順治年間，參加會試的舉人會得到國家給予的路費補助，視路途遠近，每人十到二十兩不等。順治年間銀子的購買力高于康熙乾隆時期，這筆銀子的購買力得合今天的人民幣一兩萬元。另外，同鄉的鄉紳地主也會資助路費，一來是對文化的重視，二來是為了結交今后前途無量的官紳階層。與路費同時發放的，還有官府為舉人準備好的路引。在明朝，出行百里以上就得有官府開具的路引，類似于計劃經濟時代的介紹信。在專制時代，沒有路引私自外出的人，一旦被發現就會按律治罪。

舉人在出發前還可以到官府領取一面火牌。火牌是使用沿途驛站的憑證，古代的驛站只為官府服務，民眾無權使用。但舉人進京趕考持有火牌，到沿途驛站就可以使用役夫三名，驛站沒有役夫時還會折現給舉人銀子。舉人進京趕考所乘坐的車叫作公車，公車上插有一面黃布（黃色為御用顏色）做成的旗幟，旗上書寫“奉旨會試”或“禮部會試”四個大字，十分威風。看到這面旗幟，沿途所有關卡必須無條件放行，而且不得收取任何過路費。沿路的土匪盜賊看到了這面旗幟也會敬而遠之——倒不是說土匪也重視文化，而是搶劫舉人根本就搶不到幾個錢，且風險極大，因為官府對搶劫進京趕考舉人的案子懲處非常嚴重，畢竟人家是“奉旨考試”。

舉人還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權賺些路費。比如商人會在行商路上帶上一位舉人，利用舉人免稅的特權逃避沿路稅費。舉人在路上不光吃喝免費，最后還會分到一些錢。還有的舉人利用自己的特權打起了歪主意，夾帶違禁貨品來賺錢。光緒年間有位云南新平的舉人，進京路上私帶鴉片沿途售賣，共得銀三四百兩。這些都是舉人里的貪財之輩，終究不占多數。

那到了北京，舉人們住在哪里呢？有親友的投靠親友，沒親友的可以住在客棧，更多的則住進了“會館”。所謂會館，類似今天各地在北京設立的駐京辦事處，主要用來招待老家來京公干的官員或趕考的舉人。大部分舉人一進京就直奔本省會館，這里既安全又方便，伙食也合家鄉口味。因為會館里經常住一些來京候命的地方官員，所以會館還是舉人們了解官場、結交人脈的名利場。

在會館居住復習一段時間后，就要迎來禮部會試了。會試分三場舉行，一場考三天，所以要自備飯食和油燈。考試的時候，一人一個考棚，一個考棚只能容下一張桌子，其空間類似今天廁所一個蹲位那么大。會試的過程是非常辛苦熬人的。參加會試的舉人，都已經是各省讀書人中的佼佼者、大浪淘沙后的勝利者了，但會試這關仍要殘酷地淘汰掉大多數人。以明朝萬歷五年的會試為例：4500余人參加考試，最終僅錄取了300人。

會試后的錄取者被稱為貢士，從字面理解，是貢給天子的士。成為貢士后的一個月，考生就要參加科舉考試的終極考試——殿試。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清朝殿試的考場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乾隆后改為保和殿。殿試只考一天，考完后由皇帝欽點的閱卷官閱卷。閱卷時，每名閱卷官要閱覽全部試卷，并在試卷上畫代表等第的五種符號，最高等第的符號是圈圈。最后，選出十張畫圈圈最多的試卷，交由皇帝親自審閱并選出前三名。

最后就是放榜公布成績了。所有考生按照成績高低分為三等，分別為“一甲”“二甲”和“三甲”。一甲就三個人，是皇帝欽點的，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二甲一百多人，三甲也是一百多人。看到這里，大家也看出來了，殿試是沒有淘汰機制的，只是一個排位賽。也就是說，所有參加殿試的貢士都會通過考試成為進士。區別僅在于進士的級別不同，一甲叫作“進士及第”，二甲叫作“進士出身”，三甲叫作“同進士出身”，其實都是進士。

考中進士后，仕途之路便正式開始了。明清兩朝，考中進士后的出路一般有三種。最優出路是進翰林院，翰林院里高官云集，也是高官的培養地。進了翰林院就相當于今天進中央黨校進修，前途無量。狀元一般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官翰林院編修，分別為從六品和正七品，相當于今天的處級干部。二甲中一些成績好的，也會進翰林院，擔任庶吉士。庶吉士并非正式官職，相當于實習生，在翰林院跟高官學習為官之道。進士的次優出路是留在北京到朝廷各部門做官，即做京官。明清時期官場有個說法：“人中進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給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翰林是最佳選擇，去不了翰林院也要到中央各部任職。進士最差的出路就是到地方任職，一般從知縣這個級別做起。也就是說，考中了進士，最差也能弄個縣長當。

以上就是以明清為例的科舉考試全套流程。看完是不是心潮澎湃，也想穿越回去考個進士？但要做好心理準備，考進士沒那么簡單，也許你考到80歲都考不中。清朝時山東就有個叫王服經的進士，考中那年已經84歲。清朝江蘇還有個名叫王巖的讀書人，86歲通過會試，還沒來得及參加殿試就去世了。這兩位讀書人真正做到了“活到老考到老”！

64 古人有身份證嗎

身份證是今天國人證明自己身份的重要文件，外出辦事時必須攜帶，否則寸步難行。那古人如何證明自己的身份呢？古代也有身份證嗎？

古人的確是有“身份證”的，但一般不是每個人都有。在古代，政府官員在執行任務時需要證明自己的身份。所以，古代有“身份證”的大部分都是官員，這種身份證屬于職業身份證明。全民持有身份證的制度，似乎只在戰國時的秦國出現過，其創立者是商鞅。

戰國末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為了有效控制民眾，商鞅發明了一種“照身帖”。據說這種照身帖由一塊光滑打磨的竹板制成，上面刻有持有人的頭像及籍貫信息。秦國人必須有照身帖，如若沒有便會被認定是黑戶或者外籍非法逗留人士。商鞅還規定：民眾出行或者投宿旅店時必須攜帶照身帖，否則關口不可放行，旅店老板亦不得留宿，違者嚴懲。照身帖可視為中國最早的身份證。

商鞅發明了身份證，最后卻因自己的發明“作繭自縛”。商鞅因變法得罪了很多人，在其后臺支持者秦孝公死后，那些憎恨商鞅的人要反攻倒算，商鞅隨即果斷跑路。然而，因為照身帖的問題，商鞅最終跑路失敗。明人余邵魚的《周朝秘史》對這段故事有詳細記載：

鞅走至函關，天色將昏，扮為商旅投宿，店主求照身之帖驗之。鞅曰：“吾無照身帖。”店主曰：“吾邦商君之法，不許收留無帖之徒，如有受者，與無帖之人同斬，決不敢留！”

商鞅之后的歷代王朝，只有政府官員在執行任務時需要證明自己的身份，“身份證”就僅局限官員階層使用了，畢竟他們才是有身份的人。

隋唐時期，官員的身份證是“魚符”。魚符的制作材料根據官位品級高低而不同，其中親王及三品以上官員的魚符材質為金，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為銀，六品及以下則為銅。魚符上刻有官員的姓名、任職部門和官位品級。官員在執行公務或出入皇宮時須出示魚符，類似于今天的工作證或通行證。魚符分左右兩半，左符放在皇宮內廷，右符由持有人隨身攜帶，這樣可以驗證魚符的真偽。魚符的使用方法類似于先秦時就已有之的虎符，但二者的作用還是有區別的：虎符是用來調兵的證明，相當于今天的調令；而魚符是官員人人持有，屬于個人的職業身份證明。

今天，如果誰家找了一個有錢有勢的女婿，我們常說這家人釣到了“金龜婿”。“金龜婿”這一說法，就是源于唐朝的魚符制度。武則天之前，唐朝的魚符是鯉魚形的。武則天稱帝后，怕人們看到鯉魚會睹物思人想起“李氏”江山，因為“鯉”和“李”同音，遂將魚符改成了龜形。龜在古代星宿崇拜中代表玄武，和武則天的“武”諧音。這樣，三品以上官員的魚符就變成了“龜符”，于是就有了“金龜婿”的說法。

唐代還將魚符制度推廣到了海外，當時番國使者也都會領到唐朝政府發放的符。這種符以雌雄來分，雄符留在唐朝政府，雌符（有十二塊之多）交給番國來使帶回去。該國再有來使，則以雌雄符相合來證明其真實身份。

到了宋代，魚符制度漸漸被廢除，官員的身份證變成了腰牌。明朝的腰牌也叫“牙牌”。牙牌的材質不再局限于金屬，還有用象牙、獸骨、木材等材料制作的。明朝的官方牙牌分五種，分別標記為勛、親、文、武、樂。《明史》記載：“牙牌之號五，以察朝參：公、侯、伯曰‘勛’，駙馬都尉曰‘親’，文官曰‘文’，武官曰‘武’，教坊司曰‘樂’。”明朝時，不僅官員持有牙牌，大戶人家的家眷仆從也攜帶腰牌以表明身份。清朝的腰牌不僅要有姓名、工作、官位等基本信息，還要寫上持有人的面部特征以防止別人冒用，已經有點類似于現在的身份證了。

古代還有一些特殊的身份證，用于特殊職業或臨時事務時使用。比如和尚的戒牒或度牒，用以證明其和尚身份，方便化齋和從事宗教事務。古代的娼妓也有身份證，以證明自己的正規娼妓身份，方便業務開展。前幾年，重慶發現了一枚疑似清代娼妓腰牌的東西，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古代商人行商或舉人趕考使用的“路引”等物，屬于一種臨時事務身份證，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它更像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的介紹信之物。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身份證制度，誕生于民國時期的寧夏。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大肆搜捕鎮壓共產黨人，并對所轄人口進行登記甄別。1936年的某一天，馬鴻逵無意中看到了《史記》里的《商君列傳》，眼睛頓時亮了！受到商鞅照身帖的啟發，馬鴻逵在寧夏開始推行身份證制度。當時的身份證叫作“居民證”，由白布制成，長7厘米，寬3厘米，上面寫著持有人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以及身高、面貌、手紋箕斗形狀等個人特征，以這種居民證來甄別“良民”身份。馬鴻逵的發明，也算是“以史為鑒”了。

65 古代的社會福利機構

社會福利機構主要是對孤兒、孤寡老人等弱勢群體提供救助服務的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的建立和普及，體現的是人性的關愛和社會的文明進步。盡管中國的社會福利機構是從近代西方傳入的。然而在古代，中國的社會福利事業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古代的社會福利事務最初多由民間承擔，比如漢代以來形成的世家大族、宗族組織以及宗教團體等。這些團體會救助身邊的弱勢群體。佛教傳入我國后，寺廟也能承擔一些社會救助職能，《西游記》里的唐僧就是一個由寺廟養大的孤兒。

到了宋朝，經濟繁榮，社會發展，迎來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巔峰時代，以至于有學者將宋朝視為中國近代之開端。宋朝的城市文明已經有了近代的模樣，完整的社會福利體系就是重要證明。可以說，宋代的社會福利體系在古代社會是空前絕后的。在宋代的諸多社會福利機構中，代表性的機構有施藥局、安濟坊、居養院、漏澤園等。

與今天以賺錢為根本目的的莆田系醫院不同，宋朝的施藥局為窮苦民眾提供醫療服務，不以盈利為目的，看病時只收本錢，對于特別貧困的窮人還免費發放藥物。

安濟坊和居養院是宋徽宗時普及完善的社會救助和養老機構。《宋史》記載，宋徽宗曾下詔：“置安濟坊養民之貧病者，仍令諸郡縣并置。”安濟坊主要給患病的窮苦民眾提供醫療服務，類似一個免費醫院。當時規定，凡是有1000戶以上的城鎮都必須設置安濟坊。居養院，主要是針對孤寡老人、窮人、孤兒的居養機構。其中，針對孤寡老人的居養院后來叫作安老坊、安懷坊等，名稱不同，性質一樣，類似今天的官辦免費養老院。在宋朝，凡是60歲以上的孤寡老人，都有權利進入居養院。居養院中，針對孤兒的部分叫作慈幼局，其性質相當于今天的兒童福利院。

通過名字我們很難猜到“漏澤園”這個機構的功能。實際上，它是一個福利性質的殯葬機構。在宋代，凡是無主的尸骨或者因家貧無法安葬的死者，都由政府負責安葬，安葬的墓地被稱為漏澤園。漏澤園的建立，不僅給了貧窮者最后的往生體面，還能有效地改善居住環境和防止疫病流行。

中國臺灣經濟史家侯家駒將宋代社會福利評價為“由胎養到祭祀”，堪比今天西方福利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體系。在宋代，中國人的生活水準與文明程度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這也是本書開篇之所以說宋代是最幸福時代的原因。

談及宋代的社會福利，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宋朝的社會福利體系大多是在宋徽宗時期完善的。其中，蔡京所推行的居養院、安濟坊和漏澤園制度“無疑是北宋社會救濟制度發展的高峰，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元明清三代之上”。這就有點諷刺了，因為宋徽宗時代被很多后人認為是宋朝最腐敗的時期，蔡京也被認為是大奸臣。按很多人的理解來看，這兩位老先生不應該干這么多好事啊！這一問題就是歷史學界有名的“蔡京悖論”。明清之際的大學者顧炎武在談及此問題時就說：“漏澤園之設，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

對于這一問題，王老師的看法與顧炎武一致。對待歷史，我們應該秉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應該把人物臉譜化，而是要將歷史人物全面還原——有則有之，無則無之，不能簡單扣帽子了事，更不能為了我們想要得到的價值觀而刻意回避歷史真相或制造歷史假象。宋徽宗和蔡京，可能算不得后世人眼中的“明君賢臣”，但其對古代社會福利事業所作的貢獻并不能因此被否定。

66 古代的孤兒院

上一篇我們講了古代的社會福利機構，這一篇我們將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兒童福利院詳細說一下。

宋代的兒童福利院叫作“慈幼局”。慈幼局可以視為世界上最早的官辦孤兒院。慈幼局的出現，與我國自古就有的一個陋習有關，這個陋習就是溺嬰。

溺嬰之風在中國由來已久，指的是孩子出生后大人不想養，就放在水里溺亡。古代的溺嬰行為多是針對女嬰，早在先秦時期就已有之。《韓非子》中就有“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的記載。宋代的溺嬰行為也很常見，蘇軾的《東坡志林》里記載：“鄂渚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殺之”。古人溺嬰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古代避孕措施欠缺，很多計劃外生子不想撫養；二是古代重男輕女觀念根深蒂固，生了女孩也不想養；三是一些窮苦的人家，經濟拮據，生了孩子養不起。針對溺嬰這種非人道行為，政府設立了“慈幼局”，用官方撫養的辦法減少溺嬰行為。

元明兩朝，官方的孤兒收養行為一度中斷，直到明朝末年有所恢復。到了清朝，脫胎于慈幼局的育嬰堂開始普及。我們可以通過清朝育嬰堂的運行方式來窺視一下中國古代的孤兒院。

育嬰堂接收嬰兒時會記錄到達時間，嬰兒的五官四肢狀況，還會詢問嬰兒的撿拾地點和撿拾狀態等相關信息，將這些都記錄在“收嬰冊”上。育嬰堂的嬰兒都是從哪兒來的呢？清朝的城市里有專門的“收嬰設施”，一般是在城門附近安置一個大木箱，人們見到被遺棄的嬰兒就會將其放入木箱中，看守者會將遺棄在木箱內的棄嬰送至育嬰堂，還能因此得到一些跑腿費。這套系統和今天城市里的“嬰兒安全島”非常類似。

棄嬰者也可以將嬰兒直接送至育嬰堂。棄嬰都是怕人知道的不恥行為，為了避免棄嬰者身份公開，育嬰堂設有一種保密的“收嬰設施”。在育嬰堂的外墻，會有一處墻體被掏空，墻體上安裝一個大抽屜。棄嬰者在墻外側將抽屜拉開，將嬰兒放入后關上抽屜。這種抽屜在墻的兩側都能拉開，聽見抽屜里嬰兒的哭聲后，育嬰堂的工作人員就會在墻內側把抽屜拉開，接收棄嬰。民國時期的畫家豐子愷就曾畫過一幅描繪育嬰堂接收棄嬰的畫作，叫《最后的吻》，畫上就有這種特殊的“收嬰設施”。

育嬰堂的開支來自于民間資助和政府撥款，屬于官民合辦的組織。育嬰堂里的孤兒長大后，育嬰堂還要負責給其安排出路。男孩長大，要為其找到愿意收為養子或雇工的家庭，且不準由娼妓家認養，也不準被領養去當奴仆。另外，還不允許育嬰堂向領養者索要錢款。女孩長大，則為其找到愿意收為養女或養媳的婆家。小說《紅樓夢》里的秦可卿就是孤兒出身，是由其養父秦邦業從養生堂抱回的。這里的養生堂和育嬰堂是一回事，但清朝叫育嬰堂的更多。

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循序漸進的，古代也不一定都是黑暗與落后。我們今天努力構建的社會福利體系，很多都能在中國古代找到影子或源頭。與漫長的人類歷史相比，我們現代只是短暫的一瞬。從更高的角度看，古代只是我們的上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