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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謙虛與虛偽

在倫理道德的范疇中，謙虛一向被認為是美德，應該揚；而虛偽則一向被認為是惡習，應該抑。

然而，究其實際，二者間有時并非涇渭分明，其區別間不容發。謙虛稍一過頭，就會成為虛偽。我想，每個人都會有這種體會的。

在世界文明古國中，中國是提倡謙虛最早的國家。在中國最古的經典之一的《尚書·大禹謨》中就已經有了“滿招損，謙受益，時（是）乃天道”這樣的教導，把自滿與謙虛提高到“天道”的水平，可謂高矣。從那以后，歷代的圣賢無不張皇謙虛，貶抑自滿。一直到今天，我們常用的詞匯中仍然有一大批與“謙”字有聯系的詞兒，比如“謙卑”“謙恭”“謙和”“謙謙君子”“謙讓”“謙順”“謙虛”“謙遜”等等，可見“謙”字之深入人心，久而愈彰。

我認為，我們應當提倡真誠的謙虛，而避免虛偽的謙虛，后者與虛偽間不容發矣。

可是在這里我們就遇到了一個攔路虎。什么叫“真誠的謙虛”？什么又叫“虛偽的謙虛”？兩者之間并非涇渭分明，簡直可以說是因人而異，因地而異，因時而異，掌握一個正確的分寸難于上青天。

最突出的是因地而異，“地”指的首先是東方和西方。在東方，比如說中國和日本，提到自己的文章或著作，必須說是“拙作”或“拙文”。在西方各國語言中是找不到相當的詞兒的。尤有甚者，甚至可能產生誤會。中國人請客，發請柬必須說“潔治菲酌”，不了解東方習慣的西方人就會滿腹疑團：為什么單單用“不豐盛的宴席”來請客呢？日本人送人禮品，往往寫上“粗品”二字，西方人又會問：為什么不用“精品”來送人呢？在西方，對老師，對朋友，必須說真話，會多少，就說多少。如果你說，這個只會一點點兒，那個只會一星星兒，他們就會信以為真；在東方則不會。這有時會很危險的。至于吹牛之流，則為東西方同樣所不齒，不在話下。

可是怎樣掌握這個分寸呢？我認為，在這里，真誠是第一標準。虛懷若谷，如果是真誠的話，它會促你永遠學習，永遠進步。有的人永遠“自我感覺良好”，這種人往往不能進步。康有為是一個著名的例子。他自稱，年屆而立，天下學問無不掌握。結果說康有為是一個革新家則可，說他是一個學問家則不可。較之乾嘉諸大師，甚至清末民初諸大師，包括他的弟子梁啟超在內，他在學術上是沒有建樹的。

總之，謙虛是美德，但必須掌握分寸，注意東西。在東方謙虛涵蓋的范圍廣，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意者。然而，不管東方或西方，必須出之以真誠。有意的過分的謙虛就等于虛偽。

1998年10月3日

辭“國學大師”

現在在某些比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頭頂上也出現“國學大師”這一燦爛輝煌的光環。這并非無中生有，其中有一段歷史淵源。

約莫十幾二十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見成效，經濟飛速發展。文化建設方面也相應地活躍起來。有一次在還沒有改建的大講堂里開了一個什么會，專門向同學們談國學，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畢竟是保留在所謂“國學”中的。當時在主席臺上共坐著五位教授，每個人都講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說了些什么話，現在已忘得干干凈凈。《人民日報》的一位資深記者是北大校友，“于無聲處聽驚雷”，在報上寫了一篇長文《國學熱悄悄在燕園興起》。從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內，就被稱為“國學大師”。他們三位的國學基礎都比我強得多。他們對這一頂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這一頂桂冠，卻是渾身起雞皮疙瘩。這情況引起了一位學者（或者別的什么“者”）的“義憤”，觸動了他的特異功能，在雜志上著文說，提供國學是對抗馬克思主義。這話真是石破天驚，匪夷所思，讓我目瞪口呆。一直到現在，我仍然沒有想通。

說到國學基礎，我從小學起就讀經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工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后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并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女角詞）！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

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的桂冠摘下來。

辭“學界（術）泰斗”

這要分兩層來講：一個是教育界，一個是人文社會科學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兩者都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東西。

光談教育界。我一生做教書匠，爬格子。在國外教書十年，在國內五十七年。人們常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天天運動，花樣翻新，總的目的就是讓你不得安閑，神經時時刻刻都處在萬分緊張的情況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我這個“泰斗”從哪里講起呢？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說我做出了極大的成績，那不是事實。說我一點成績都沒有，那也不符合實際情況。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里講起呢？

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學界（術）泰斗”的桂冠摘下來。

辭“國寶”

在中國，一提到“國寶”，人們一定會立刻想到人見人愛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這種動物數量極少，而且只有中國有，稱之為“國寶”，它是當之無愧的。

可是，大約在八九十來年前，在一次會議上，北京市的一位領導突然稱我為“國寶”，我極為驚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處，“國寶”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實在是大惑不解。當然，“國寶”這一頂桂冠并沒有為我一人所壟斷。其他幾位書畫名家也有此稱號。

我浮想聯翩，想探尋一下起名的來源。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十三億“國寶”嗎？

這種事情，癡想無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來一個急剎車。

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寶”的桂冠摘下來。

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露出了真面目，自己是不是就成了原來蒙著華貴的綢罩的朽木架子而今卻完全塌了架了呢？

也不是的。

我自己是喜歡而且習慣于講點實話的人。講別人，講自己，我都希望能夠講得實事求是，水分越少越好。我自己覺得，桂冠取掉，里面還不是一堆朽木，還是有頗為堅實的東西的。至于別人怎樣看我，我并不十分清楚。因為，正如我在上面說的那樣，別人寫我的文章我基本上是不讀的，我怕里面的溢美之詞。現在困居病房，長晝無聊，除了照樣舞筆弄墨之外，也常考慮一些與自己學術研究有關的問題，憑自己那一點自知之明，考慮自己學術上有否“功業”，有什么“功業”。我盡量保持客觀態度。過于謙虛是矯情，過于自吹自擂是老王，二者皆為我所不敢取。我在下面就“夫子自道”一番。

我常常戲稱自己為“雜家”。我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甚至科技領域內的許多方面都感興趣。我常說自己是“樣樣通，樣樣松”，這話并不確切。很多方面我不通，有一些方面也不松。合轍押韻，說著好玩而已。

我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已經有七十年的歷史。我這個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后知后覺。研究開始時并沒有顯露出什么奇才異能，連我自己都不滿意。后來逐漸似乎開了點竅，到了德國以后，才算是走上了正路。但一旦走上了正路，走的就是快車道。回國以后，受到了眾多的干擾，十年浩劫中完全停止。改革開放，新風吹起。我又重新上路，到現在已有二十多年了。

根據我自己的估算，我的學術研究的第一階段是德國十年。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原始佛教梵語。我的博士論文就是這方面的題目。在論文中，我論到了一個可以說是被我發現的新的語尾，據說在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上頗有重要意義，引起了比較語言學教授的極大關懷。到了1965年，我還在印度語言學會出版的lndian Linguistics Vol.II發表了一篇On the Ending-neatha for the First Person Rlunel Atm.in the Buddhist mixed Dialect，這是我博士論文的持續發展。當年除了博士論文外，我還寫了兩篇比較重要的論文，一篇是講不定過去時的，一篇講-am·＞o，u，都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在德國，科學院是最高學術機構，并不是每一個教授都能成為院士。德國規矩，一個系只有一個教授，無所謂系主任。每一個學科全國也不過有二三十個教授，比不了我們現在大學中一個系的教授數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再選院士，其難可知。科學院的院刊當然都是代表最高學術水平的。我以一個三十歲剛出頭的異國毛頭小伙子竟能在上面連續發表文章，要說不沾沾自喜，那就是純粹的謊話了。而且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結論至今仍能成立，還有新出現的材料來證明，足以自慰了。此時還寫了一篇關于解談吐火羅文的文章。

1946年回國以后，由于缺少最起碼的資料和書刊，原來做的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只能改行，我就轉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亞以及中國佛教史在內。在印度佛教史方面，我給與釋迦牟尼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提婆達多翻了案，平了反。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北天竺，西部是婆羅門的保守勢力，東部則興起了新興思潮，是前進的思潮，佛教代表的就是這種思潮。提婆達多同佛祖對著干，事實俱在，不容懷疑。但是，他的思想和學說的本質是什么，我一直沒弄清楚。我覺得，古今中外寫佛教史者可謂多矣，卻沒有一人提出這個問題，這對真正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是不利的。在中亞和中國的佛教信仰中，我發現了彌勒信仰的重要作用。也可以算是發前人未發之覆。我那兩篇關于“浮屠”與“佛”的文章，篇幅不長，卻解決了佛教傳入中國的道路的大問題，可惜沒引起重視。

我一向重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我是一個文化多元論者，我認為，文化一元論有點法西斯味道。在歷史上，世界民族，無論大小，大多數都對人類文化做出了貢獻。文化一產生，就必然會交流、互學、互補，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我們難以想象，如果沒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會是一個什么樣子。在這方面，我不但寫過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許多著作中也貫徹了這種精神。長達約八十萬字的《糖史》就是一個好例子。

提到了《糖史》，我就來講一講這一部書完成的情況。我發現，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語言中，“糖”這一個詞兒幾乎都是轉彎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arkarā這個字。我從而領悟到，在糖這種微末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隱含著一段人類文化交流史。于是我從很多年前就著手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在德國讀書時，我在漢學研究所曾翻閱過大量的中國筆記，記得里面頗有一些關于糖的資料。可惜當時我腦袋里還沒有這個問題，就視而不見，空空放過，而今再想彌補，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了。今天有了這個問題，只能從頭做起。最初，電子計算機還很少很少，而且技術大概也沒有過關。即使過了關，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古籍或今籍一下子都收入。留給我的只有一條笨辦法：自己查書。然而，群籍浩如煙海，窮我畢生之力，也是難以查遍的。幸而我所在的地方好，北大藏書甲上庠，查閱方便。即使這樣，我也要定一個范圍。我以善本部和樓上的教員閱覽室為基地，有必要時再走出基地。教員閱覽室有兩層樓的書庫，藏書十余萬冊。于是在我八十多歲后，正是古人“含飴弄孫”的時候，我卻開始向科研沖刺了。我每天走七八里路，從我家到大圖書館，除星期日大館善本部閉館外，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不管是刮風下雨，還是堅冰在地，我從未間斷過。如是者將及兩年，我終于翻遍了書庫，并且還翻閱了《四庫全書》中有關典籍，特別是醫書。我發現了一些規律。首先是，在中國最初只飲蔗漿，用蔗制糖的時間比較晚。其次，同在古代波斯一樣，糖最初是用來治病的，不是調味的。再次，從中國醫書上來看，使用糖的頻率越來越小，最后幾乎很少見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把原來是紅色的蔗汁熬成的糖漿提煉成潔白如雪的白糖的技術是中國發明的。到現在，世界上只有兩部大型的《糖史》，一為德文，算是世界名著；一為英文，材料比較新。在我寫《糖史》第二部分，國際部分時，曾引用過這兩部書中的一些資料。做學問，搜集資料，我一向主張要有一股“竭澤而漁”的勁頭，不能貪圖省力，打馬虎眼。

既然講到了耄耋之年向科學進軍的情況，我就講一講有關吐火羅文的研究。我在德國時，本來不想再學別的語言了，因為已經學了不少，超過了我這個小腦袋瓜的負荷能力。但是，那一位像自己祖父般的西克（E.Sieg）教授一定要把他畢生所掌握的絕招統統傳授給我。我只能向他那火一般的熱情屈服，學習了吐火羅文A焉耆語和吐火羅文B龜茲語。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講《福力太子因緣經》的諸異本，解決了吐火羅文本中的一些問題，確定了幾個過去無法認識的詞兒的含義。回國以后，也是由于缺乏資料，只好忍痛與吐火羅文告別，幾十年沒有碰過。20世紀70年代，在新疆焉耆縣七個星斷壁殘垣中發掘出來了吐火羅文A的《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新疆博物館的負責人親臨寒舍，要求我加以解讀。我由于沒有信心，堅決拒絕。但是他們苦求不已，我只能答應下來，試一試看。結果是，我的運氣好，翻了幾張，書名就赫然出現：《彌勒會見記劇本》。我大喜過望。于是在沖刺完了《糖史》以后，立即向吐火羅文進軍。我根據回鶻文同書的譯本，把吐火羅文本整理了一番，理出一個頭緒來。陸續翻譯了一些，有的用中文，有的用英文，譯文間有錯誤。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集中精力，把全部殘卷譯成了英文。我請了兩位國際上公認是吐火羅文權威的學者幫助我，一位德國學者，一位法國學者。法國學者補譯了一段，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工作都是我做的。即使我再謙虛，我也只能說，在當前國際上吐火羅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國已經有了位置。

下面談一談自己的散文創作。我從中學起就好舞筆弄墨。到了高中，受到了董秋芳老師的鼓勵。從那以后的七十年中，一直寫作不輟。我認為是純散文的也寫了幾十萬字之多，但我自己喜歡的卻為數極少。評論家也有評我的散文的，一般說來，我都是不看的。我覺得，文藝評論是一門獨立的科學，不必與創作掛鉤太親密。世界各國的偉大作品沒有哪一部是根據評論家的意見創作出來的。正相反，偉大作品倒是評論家的研究對象。目前的中國文壇上，散文又似乎是引起了一點小小的風波，有人認為散文處境尷尬等，皆為我所不解。中國是世界散文大國，兩千多年來出現了大量優秀作品，風格各異，至今還為人所誦讀，并不覺得不新鮮。今天的散文作家大可以盡量發揮自己的風格，只要作品好，有人讀，就算達到了目的，憑空作南冠之泣是極為無聊的。前幾天，病房里的一位小護士告訴我，她在回家的路上一氣讀了我五篇散文，她覺得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向上的感覺。這種天真無邪的評語是對我最高的鼓勵。

最后，還要說幾句關于翻譯的話。我從不同文字中翻譯了不少文學作品，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

以上是我根據我那一點自知之明對自己“功業”的評估，是我的“優勝紀略”。但是，我自己最滿意的還不是這些東西，而是自己胡思亂想關于“天人合一”的新解。至少在十幾年前，我就想到了一個問題。大自然中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生態平衡破壞、植物滅種、臭氧出洞、氣候變暖、淡水資源匱乏、新疾病產生等。哪一樣不遏制，人類發展前途都會受到影響。我認為，這些危害都是西方與大自然為敵，要征服自然的結果。西方哲人歌德、雪萊、恩格斯等早已提出了警告，可惜聽之者寡。情況越來越嚴重，各國政府，甚至聯合國才紛紛提出了環保問題。我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覺，只是感覺到了，不得不大聲疾呼而已。我的“天人合一”要求的是人與大自然要做朋友，不要成為敵人。我們要時刻記住恩格斯的話：大自然是會報復的。

以上就是我的“夫子自道”，“道”得準確與否，不敢說。但是，“道”的都是真話。

此外，在提倡新興學科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敦煌學，我在這方面沒有寫過多少文章；但對團結學者和推動這項研究工作，我卻做出了一些貢獻。又如比較文學，關于比較文學的理論問題，我幾乎沒有寫過文章，因為我沒有研究。但是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研究會卻是在北大成立的，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此外，我還主編了幾種大型的學術叢書，首先就是《東方文化集成》，準備出五百種，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向世界人民展示什么叫東方文化。我還幫助編纂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余幾種現在先不介紹了。我覺得有相當大意義的工作是我把印度學引進了中國，或者也可以說，在中國過去有光輝歷史的有上千年歷史的印度研究又重新恢復起來。現在已經有了幾代傳人，方興未艾。要說在我身上還有什么值得學習的東西，那就是勤奮。我一生不敢懈怠。

總而言之，我就是通過這一些“功業”獲得了名聲，大都是不虞之譽。政府、人民，以及學校給予我的待遇，同我對人民和學校所做的貢獻，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我心里始終感到愧疚不安。現在有了病，又以一個文職的教書匠硬是擠進了部隊軍長以上的高干療養的病房，冒充了四十五天的“首長”。政府與人民待我可謂厚矣。捫心自問，我何德何才，獲此殊遇！

就在進院以后，專家們都看出了我這一場病的嚴重性，是一場能致命的不大多見的病。我自己卻還糊里糊涂，掉以輕心，溜溜達達，走到閻王爺駕前去報到。大概由于文件上一百多塊圖章數目不夠，或者紅包不夠豐滿，被拒收，我才又走回來，再也不敢三心二意了，一住就是四十五天，撿了一條命。

我在醫院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病人，一般的情況是，病人住院專治一種病，至多兩種。我卻一氣治了四種病。我的重點是皮膚科，但借住在呼吸道科病房里，于是大夫也把我吸收為他們的病人。一次我偶爾提到，我的牙齦潰瘍了，院領導立刻安排到牙科去，由主任親自動手，把我的牙整治如新。眼科也是很偶然的。我們認識魏主任，他說要給我治眼睛。我的眼睛毛病很多，他作為專家，一眼就看出來了。細致地檢查，認真地觀察，在十分忙碌的情況下，最后他說了一句鏗鏘有力的話：“我放心了！”我聽了當然也放心了。他又說，今后五六年中沒有問題。最后還配了一副我生平最滿意的眼鏡。

上面講的主要是醫療方面的情況，我在這里還領略人情之美。我進院時，是病人對醫生的關系。雖然受到院長、政委、幾位副院長，以及一些科主任和大夫的禮遇，仍然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表現。

但是，悄沒聲地這種關系起了變化。我同幾位大夫逐漸從病人醫生的關系轉向朋友的關系，雖然還不能說無話不談，但卻能談得很深，講一些蘊藏在心靈中的真話。常言道：“對人只講三分話，不能閑拋一片心。”講點真話，也并不容易的。此外，我同本科的護士長、護士，甚至打掃衛生的外地來的小女孩，也都逐漸熟了起來，連給首長陪住的解放軍戰士也都成了我的忘年交，其樂融融。

我的七十年前的老學生三〇一原副院長牟善初，至今已到了望九之年，仍然每天穿上白大褂，巡視病房。他經常由周大夫陪著到我屋里來閑聊。七十年的漫長歲月并沒有隔斷我們的師生之情，不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嗎？

我的許多老少朋友，包括江牧岳先生在內，親臨醫院來看我。如果不是三〇一門禁極為森嚴，則每天探視的人將擠破大門。我真正感覺到了，人間畢竟是溫暖的，生命畢竟是可愛的，生活著畢竟是美麗的（我本來不喜歡某女作家的這一句話，現在姑借用之）。

我初入院時，陌生的感覺相當嚴重。但是，現在我要離開這里了，卻產生了濃烈的依依難舍的感情。“客房回看成樂園”，我不禁一步三回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