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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千萬不要誤將毛姆當成亨利·戴維·梭羅的信徒，他其實并不反對、甚至非常講究物質的舒適。因為幼失怙恃，毛姆早年的生活雖然談不上艱難，卻也相當清苦。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在倫敦和朋友合租一套每周租金僅需一英鎊的兩室戶公寓，而且經常陷于入不敷出的窘境。1907年聲名鵲起以后，日進斗金的他從此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經常在當年倫敦四大豪華酒店出沒，橫渡大西洋前往美國訪問時也非頭等艙不坐。三十六歲那年，他花八千英鎊（折合現在的人民幣約一千五百萬元）買下一座臨近海德公園的五層住宅，耗費巨資修葺一新，爾后聘請了廚師、女傭和管家，他的朋友休夫·瓦波爾參觀后艷羨地稱其為“最理想的寫作地點”。至于他晚年定居那座位于法國南部的海濱別墅，更是占地廣達九英畝、隨時可以欣賞地中海萬頃碧波的頂級豪宅。

這也是毛姆的小說非常難以準確理解的重要原因。有些作家文如其人，筆下抒發的是真實的胸臆；有些作家深藏不露，作品發出是杜撰的心聲。但毛姆總是游刃有余地在虛實之間來回切換，不經過細致考證和深入探求，你永遠不知道某段貌似簡單的文字，到底蘊藏著多少深意。比如小說第四十六章寫道：

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間某些男子必須過著單身的生活，但他們有些人由于自身的原因，或者由于他們無法抗拒的外部因素，竟然違背了這種旨意。世上再也沒有比這種結了婚的單身漢更值得同情的人。

這段文字看似慨嘆尼科爾斯船長的不幸，但又何曾不是毛姆的顧影自憐。寫下這段文字的一年之前，也就是1917年5月，與同性戀人杰拉德·赫克斯頓攜手同游的南太平洋之旅剛剛結束，毛姆屈服于良心的約束，勉強和離婚不久的西麗·貝納多共結連理。他們相識于1913年，有過幾次逢場作戲的露水姻緣。由于性情志趣迥然有別，最初的相見恨晚慢慢變成了同床異夢。但西麗使計兩次懷上毛姆的孩子，執意生下他們的女兒麗莎，最后如愿與前夫離婚，毛姆無奈之下只得就范。這段未曾開始便注定要破裂的婚姻持續到1928年，男方以兩處倫敦豪宅、一輛勞斯萊斯轎車和每年三千英鎊贍養費的代價恢復了自由身。“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間某些男子必須過著單身的生活”這句話也是意味深長。如今在歐美蔚為風尚的同性婚姻對毛姆那一代人來說不啻天方夜譚；當年同性戀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著名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即因為龍陽之癖敗露而聲名掃地。嗜好斷袖的毛姆畢生如履薄冰，結婚時曾被西麗用這個把柄要挾過，難免會覺得單身是最好的選擇。

但將毛姆登峰造極的文字藝術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的，莫過于前面已經引用過的一段文字，也就是《月亮和六便士》最后兩句話：

我的叔叔亨利做過二十七年惠特斯特布爾的教區牧師，要是遇到這種情況，他往往會說，魔鬼總是隨心所欲地引用經文。他記得從前一個先令就能買到十三只上等的牡蠣。

我相信絕大多數讀者和我一樣，從未見過還有哪部小說的結尾如此突兀。說其突兀，既因為亨利叔叔這個人物在前文只出現過一次，也因為這兩句話和上文貌似沒有任何關聯。我也相信，當你首次翻讀這部小說，一口氣看到最后這些文字時，很有可能會像我最初一樣熱淚盈眶，然而又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感動。秘密便埋藏在毛姆非常高明的小說技藝里。

1884年，毛姆的父親在巴黎亡故，年僅十歲的他隨即被其叔父亨利·毛姆接到惠特斯特布爾。惠特斯特布爾是倫敦東南肯特郡出產各種海鮮的小鎮，全盛時每年輸送往倫敦的牡蠣超過六千萬只，因而有“牡蠣之都”（Oysteropolis）的美譽。維多利亞時代初期的牡蠣很廉價，一打只賣四便士，是貧困工人階級補充蛋白質的重要來源。但1875年以后，產量下降促使其價格逐漸上升，每個售價漲至大約一便士。在毛姆撰寫《月亮和六便士》的1918年，倫敦市場的牡蠣零售價是每個四便士。“一個先令就能買到十三只上等牡蠣的日子”，就是1875年到1885年之間那段歲月。

亨利·毛姆早在1897年去世，在1918年“懷念”那段日子的只可能是作者本人。因而這個突如其來的結尾有著兩層重要的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呼應開篇；那十年恰恰是維多利亞文學如日中天的巔峰期，這段文字再次強調了毛姆對現實主義的珍重和堅持，從而為整部充滿懷舊氣息的小說劃上了完美的句號。第二層含義則是順應上文；前面幾段文字描繪了艾美·斯特里克蘭及其子女的天性是多么的涼薄，作者在同情斯特里克蘭缺乏家人關愛之余，不禁感懷自己的身世也幾乎同樣孤苦；他懷念一個先令就能買十三只上等牡蠣的日子，是因為當時他的父母尚在人世，那是他畢生中唯一享受到家庭幸福的光陰。也就是說，毛姆成功地將懷舊和凄涼灌注在這個奇峰突起的結尾里。最令人贊嘆不已的是，它和上文的結合極其巧妙，以至于敏感的讀者縱然不知究竟，也會深深受到感染。

從出版至今，《月亮和六便士》以其精彩的故事和出色的技巧感染了讀者將近百年；而毛姆當初的預言早已實現，曾經高舉火炬的現代主義勇士終究拱手讓出了他們的位子，他們的信條和現實主義一樣，也變成了歷史的陳跡。我想起在1940年，評論界普遍認為毛姆頂多算是個出色的通俗作家，西奧多·斯賓塞曾經說過：“毛姆能否永垂不朽，取決于批評家和公眾之間哪個是對的。”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親愛的讀者，你覺得呢？

李繼宏

2015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