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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壽潛笑道：“聽到百熙提及用勸業會、運動會、交流會、展覽會等凝聚人心，老夫倒是想起近來鬧得沸沸揚揚的另一個會來，他們同樣以‘維持國運，挽救人心’相號召，并在全國各地設立分會，吸引文人士紳數以萬計，不少人為之如癲似狂。”

孫元起馬上便反應過來：“蟄翁說的是孔教會吧？”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改良過的儒家雖然沒有躋居國教位置，但在思想、法律、選拔、制度等國家社會方方面面都烙上自己的印記，然后逐漸融為一體，孔孟之道也在國內享有至高無上的尊崇地位。然而隨著現代化過程而產生的制度變革，卻使得原來與傳統制度融為一體的儒家逐漸失去了原有的體制性支持。特別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科舉制度廢除，使得儒家的傳播渠道、儒家與權力之間的關聯都被一刀斬斷，造成儒家出現了“魂不附體”的狀況。

在清政府覆滅之后，儒家更是有如孤魂野鬼無處安頓。在儒學面臨如此困境的時候，自幼接受儒家經典熏陶、安身立命與孔孟之道高度契合的文人士紳眼見民主共和大行其道，而傳統的中華五千年政教卻跌落塵埃斯文掃地，一個個都不禁憂從中來，擔心儒學就此淪亡，中國文化也將隨之不保。而且他們覺得儒家對于維持中國當下社會秩序和文化認同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借鑒西方啟蒙運動后政教分離的方式。想把儒家教會化，為失去制度性支撐的儒家尋求一種超越于現實權力而對社會秩序和國民道德發生實質性作用的“孔教”。

在辛亥革命后，全國各地相繼出現“孔道會”、“孔社”、“尊孔會”、“孔圣會”等提倡尊孔讀經的儒學社團。但這些都是自發成立，不成規模。就在此時，此前一直有創立孔教會的康有為授意他的學生陳煥章模擬基督教建制，聯絡前清遺老沈曾植、朱祖謀、梁鼎芬等人于1912年孔子誕辰日(即10月7日)在上海成立了孔教會。

孔教會之所以剛一成立便產生巨大影響，迅速超過孔社、孔道維持會、孔道會、宗圣社等團體，不僅因為沈、朱、梁等人都是前清副部級高官(比如像沈曾植曾任安徽布政使，梁鼎芬曾署湖北布政使。朱祖謀則是禮部侍郎)，而且這些人都是聞名全國的大學者、大詞人(比如沈曾植碩學通儒蜚振中外，被譽為“中國大儒”；朱祖謀是晚清四大詞家之一。編有著名的《宋詞三百首》)，即便是年近三十出頭的陳煥章也蜚聲內外。

陳煥章15歲便進入廣州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23歲鄉試中舉，24歲聯捷甲辰恩科(1904)進士。25歲赴美留學。經過兩年語言學習后，入讀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31歲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所著《孔門理財學》由哥倫比亞大學收入“歷史、經濟和公共法律研究”叢書付梓問世，并先后得到宏觀經濟學鼻祖凱恩斯、社會學宗師韋伯等大牛的點評與肯定，于是他暴得大名，然后回國組建了孔教會。

而孔教會成功的另一方面原因便是陳煥章積極采用了西方組建社團的某些方法，不僅向教育部人員寄送自己所著的《孔教論》一書，以謀求教育部上下的支持。而且還組建事務所作為全國孔教總會機關，并在上海創辦出版了《孔教會雜志》。孔教會的影響隨雜志的發行日益擴大。直至遍及全國。

隨著孔教會在北方影響漸大，一場定孔教為國教的運動如火如荼開展起來。那時候正值國會召開，陳煥章便說動了幾位國會議員，請他們在參眾兩院提出定孔教為國教的議案。消息傳出，南北函電交馳，各種社會力量紛紛請愿或反對在憲法中規定孔教為國教，尤其是蒙、藏、維邊區代表反應尤甚激烈。盡管袁世凱心中頗為贊同該項提案，不過當時面臨著南方革命黨的巨大壓力，又唯恐蒙藏維代表因此會在大總統選舉中投他的反對票，只好使用一個“拖”字訣，拖到最后不了了之。

哥倫比亞大學不僅盛產同妻，其經濟學同樣遠近聞名。作為哥大經濟學博士，陳煥章絕對明白投入產出之間的關系，所以他創辦孔教會自然不會滿足于只推廣孔孟之道。與他抱有同樣心思的是全國孔教會長、有“孔教之馬丁路得”(梁啟超評價)“孔教巨子”(陳煥章評價)美譽的南海圣人康有為。

康有為這么些年一直鼓吹孔教，廣為國人所知，但他為什么要鼓吹孔教并且自任教主呢？在他給陳煥章的信中清晰地勾勒出他設想中的曲線救國道路，并且對此信心滿滿：

首先創建孔教會并積極宣傳，爭取遍及全國各地各階層；

其次向國會滲透，國會都是三四十歲以上的士紳，對孔孟之道都抱有一定的好感，只要公關得法，“則國會議員十九吾黨”；

再次掌控國會后，則向組閣發起總攻，爭取建立孔教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