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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阮常生在京城主稿辦事，皆有能名，想來逐步升遷應該不難，雖說阮常生出身恩蔭，功名與進士相比略有不足，但有清一朝，以恩蔭入仕顯名，終至疆臣樞輔之人亦多有實例，所以阮元對這個長子還是頗為放心。而這時的廣州，阮元卻也遇到了另一個難題。方東樹經過數月準備，這日在督院幕中，正式開始了他對江藩的挑戰。

“江鄭堂，你且與我說清楚，你這《宋學淵源記》，是不是你有意貶抑宋學之言？”方東樹率先發言道：“你這書中所載宋學諸人，就算在我等研習宋學同好之中，大多也是聲名不著，國朝精于宋學的前輩，如李文貞公、熊文端公、湯文正公，俱有宋學著作流傳，可你這書中，為何對他三人竟不予列傳？”方東樹所言三人，乃是清初康熙朝理學名家李光地、熊賜履和湯斌，三人各有專著，又是清初身居高位之重臣，是以方東樹率先以其三人之事發問。

“植之，你且看我這漢學一書與宋學一書，其間所錄之人，身份大體相同，不都是官位不足，潛心治學之人嗎？你所言李文貞公、湯文正公諸人，本身在國朝便已經位列卿相，他們自然會有國史為之作傳，又何須我多此一舉呢？難道國史對他三人的評價，不比我這一冊私史更加公允嗎？所以植之，你以此三公之事詰難于我，有何意義啊？”江藩對此早有準備，當即向方東樹反駁道。

“那我再問你，我同郡望溪先生，他為官僅至侍郎，以后國朝未必便有國史作傳，海峰先生僅為副榜，惜抱先生只做過司官，他三人并非你所言卿相，正需要國朝精研宋學之人為之成傳，可你這一書之中，對他三人又是全無一語。你書中錢大昕任官已至四品，高于惜抱先生，錢大昕尚有列傳，為何惜抱先生之傳，你竟全然不屑一顧？！”方東樹依然不屈不撓，繼續向江藩質問道。

“厚民先生，這方先生所言之人，我……我怎么都沒聽說過啊？之前聽各位先生講論經學，也沒有人提及他所言之人啊？”二人辯論之際，臺下也已是議論紛紛，蕭令裕聽著方東樹所言之人，竟似全然與己無干，便向一旁的嚴杰問道。

“這……其實我初次見到植之的時候，也是這種感覺。他名氣在江南確實不小，可是和我們卻從來沒有干系。如今想來，這當是漢學與宋學之別了。”嚴杰也只得向蕭令裕解釋道：“乾隆之中，松崖先生，東原先生昌明漢學，有了后日所謂‘吳派’、‘皖派’之分，阮宮保與皖派中的次仲先生是舊友，和揚州早年的前輩汪容甫先生是同學，所以學行近于皖派。當然了，宮保與京中伯申先生，多有推陳出新之舉，所以也有人說，宮保乃是‘揚派’之首。鄭堂先生和淵如先生，學問則近于吳派。總之無論吳派、皖派還是揚派，都認為通經之道，在于訓詁，由訓詁入經典，方能求圣賢本意，這就是所謂‘漢學’了。”

“但你也應該清楚，國朝所標榜之學，其實一直并非漢學，乃是程朱之學啊？而國朝自李文貞、湯文正以下，也同樣有許多人堅守宋學之道，植之方才說的望溪先生名為方苞，海峰先生名為劉大櫆，惜抱先生就是植之恩師，姚鼐姚先生了。正因為他們治學之法與我們全然不同，所以即便我先前已聞其名，卻依然覺得……有些陌生。他們幾個都是宋學后進，多有著述不說，于文論之上，與宮保、鄭堂先生亦有不同，他們行文之道，仍是以散文為本，外人稱之為‘桐城派’。但宮保近日之文卻言及，六朝駢文沉思翰藻，韻律悠長，實為真正的‘文’，而八家散文，多平直無韻，便只可稱之為‘筆’。你看，這文筆之辨，漢宋之別，可是個難題啊？我不擔心植之與鄭堂辯論，卻只擔心，植之他一旦氣盛，竟連宮保的面子都不顧了啊？”

“也就是說……宮保與植之先生，治學行文之道，是完全相反的不成？”蕭令裕不禁向嚴杰問道。

“也不能說完全相反，但是基礎不同。宮保散文之作一樣不少，哪一篇寫得差了？宮保治經之語，一樣多有義理之辨，這不是宋學之所長嗎？只是宮保一向認為，文筆有高下，訓詁義理有先后，而方植之所認定的高下先后，和宮保不一樣啊。”嚴杰一邊解釋著，一邊也不禁憂心道：“只是植之這個脾氣，你現在讓他怎么和宮保講理呢？”

只聽得這時江藩繼續向方東樹辯道：“植之，你所言望溪先生，多有治國論世之言，國史怎能沒有列傳？至于你所言劉海峰、姚惜抱，他們書作我沒見過，妄自定論，豈不是主觀臆斷啊？”

“妄自定論？借口，你這些都是借口！”方東樹聽著江藩之語，當即向他反駁道：“你漢學之書成書八卷，自亭林梨洲而至江永錢大昕，俱有論述，你那時候不擔心主觀臆斷，到了宋學這里，開始說什么主觀臆斷？你就是瞧不起我等宋學前輩，是以有意貶抑我桐城先賢，究其根本，你這是在褻瀆先圣，你是想毀滅濂洛關閩以來，千載復振之圣道！”

“方植之，所謂圣道本在孔孟，與濂洛關閩之學何干？若是兩宋沒有濂洛關閩之言，而是直接承繼亭林、梨洲、松崖、東原各位前輩，儒學只會比今日更加昌盛！”江藩素來瞧不起宋學諸家，便當即反駁道：“濂洛關閩，徒言性理之學，可究其根本，這性字與理字，他五人竟是全然不知其本意。最終以儒入釋，顛倒儒家先賢原意，終致圣學淪為空言，束書不讀者往往大行其是，你所言如此顛倒之圣道，縱使興盛，又有何益？！”

“一派胡言，濂洛關閩性理之言，乃是萬世不易之至論！卻如何到了你口中，竟成了顛倒先賢之意了？”方東樹素來景仰宋學前賢，這時聽江藩言語處處針對，當即向他斥道。

“植之啊，這件事若是多能研讀古籍，辨別源流，你應該看得清楚啊？”方東樹卻沒有想到，這時竟是阮元主動開口，為江藩解釋道：“就以這‘性’之一字而言，秦漢古籍言性者甚多，總而言之，當是‘血氣心智’四個字。可佛典之中，卻另有一物，概括而言，此物成于人未生之初，虛靈圓凈，光明寂照，人受之以生，若為嗜欲所昏，則需靜身養心，方可見其本來面目。彼時初譯佛典，晉宋姚秦之人不知如何翻譯此物，方才借用了古籍中的‘性’字代指此事。如此可見，儒家之性，與佛家之性截然不同，儒家之性，乃是人生后所具，不在人出生之前，自然也不需要再去見什么本來面目。佛家言性，則曰虛靈寂照之語，必靜身養心方可求得，進而論之，便是天理人欲之辨。由此可見，程朱宋學言性，其實是將佛家之性錯當成了儒家之性，既然如此，那我等漢學之人，將儒家之性回歸本源，不是正好彰顯了‘性’之一字的本意嗎？是以于性字而言，但言節性便可，卻并非絕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