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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燕王的決定，陳韡和李直都感到有些憂慮。

陳韡權衡再三，還是勸諫道，“殿下，老臣以為，用嚴刑重典治亂，在短時間內，確實能起到良好的震懾作用，從而快速平定本次亂事，不過卻也極可能埋下隱患，不利于長久啊。”

或許是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和忠心，李直也跟著說道，“此番亂事，多有形勢戶參與支持，給予一定懲戒也是理所應當，但過猶不及，不管怎么說，鄉間治理還是要靠這些人來維持，過于嚴酷難免會讓他們對朝廷離心離德，漸行漸遠，甚至越發背道而馳，那么廣闊鄉村就會陷入長久動蕩與無序……”

等李直說了一大堆，陳韡又接著道，“老臣了解過殿下所創的田莊制，對底層治理上的確有很大的提升，但前提卻是需要對土地集中經營，可福建千山萬壑，田地分布支離破碎，根本沒有集中經營之可能，這種情況下，還是只能依靠形勢戶來協助朝廷治理底層鄉間。”

聽了這些話，趙孟啟深鎖眉頭，陷入深思。

這基層治理絕對不容忽視，否則上層建筑再精美，也只不過是沙碉，隨時都會垮塌。

古代華夏的官僚體系通常都以州縣為最低一級，所以縣官成為‘親民之官’，也就是所謂的‘皇權不下縣’。

但是僅靠有限的幾個縣級官吏，怎么可能親自管理好轄境內所有百姓呢？

因此必然要有一個更加基層的行政組織，來完成各種稅賦徭役、治安等差事。

在宋代，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基層治理體系，根據不同地區和不同群體的實際情況，具體模式會有差別，大致可歸納為保甲和鄉約。

總體來說，都是由一群不拿或者少拿官俸的鄉里民眾來擔任各種職務，也就是職役制，以實行‘以民治民’政策。

雖然鄉里行政組織的性質偏向于自治，但履行這些差事也是需要能力及相關資源的，而貧民顯然是不具備這些的。

于是，這基層權力就由居鄉官戶形勢戶、士人、地主、財主、大宗族大家族等‘富民’所壟斷。

以富民治理鄉村基層，在對國家助益及維持基層社會秩序的作用上，確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因此兩宋社會內部相對穩定。

但是其中的消極影響也很多，諸如轉嫁賦役、巧取豪奪、欺凌貧弱、違法犯禁等等屢見不鮮，朝廷對地方的掌控越來越無力。

朝廷不是沒有發現這點，但內憂外患不斷，導致財政入不敷出，已經沒有足夠經濟資源來加強基層治理，只能聽之任之。

并且此時的士大夫，不再像以前那樣把精力和目光關注于治國平天下，而是將修身齊家放在了首位，開始越來越多地經營與自己利益密切的地方事務了。

他們大量的生活在鄉間，把持基層政權成為‘土皇帝’，一旦朝廷為了國家利益而要損害他們的私人利益，他們就會陽奉陰違，阻撓反抗。

如果不是趙孟啟折騰，他們還能和朝廷保持著相對平和的相處，拖著整個國家慢慢腐爛下去。

現在因為趙孟啟的不識趣，非要割他們的肉，于是他們采取了更為激烈的方式來對抗。

趙孟啟也不打算慣著他們，可目前來看，純粹以武力手段只能治標，還是得設法收回基層治理權力才是根本。

思考了良久之后，他看著陳韡李直二人說道，“我認為，原本的鄉里制度雖然還能勉強維持，可其實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了，而此時恰恰是改制的最好良機。”

陳韡感到疑惑，“殿下此話是何意思？朝廷也曾經有過加強控制鄉村的意向，奈何……”

趙孟啟擺擺手道，“無非就是朝廷權威不足，財政困頓，又缺乏有效監控機制罷了，但如今有足夠的武力震懾，權威已經不是問題，而財政問題我也正在逐步解決，最后也就是需要設計一個新的機制，我有個還不成熟的想法，或許可以在古田縣試行。”

陳韡和李直都來了興趣，“不知殿下有何妙策，臣洗耳恭聽。”

趙孟啟理了理思路，“大致上，就是將鄉約、保甲、社學、社倉四者進行有機結合，具體做法就是在每一里設置一所社學，由社學老師甚至學生按新訂鄉約對鄉村事務進行管理。”

“以往的鄉約其實主要是道德教化，而且由百姓自由入約退約，缺乏強制性，而新鄉約則要把民間糾紛的化解、奸佞賊盜的懲治、官差錢糧的收繳、經濟農桑的種植統統融入其中。”

“尤其要對經濟生產進行重視，比如說，每年先由社學在春耕之前張貼告示講明某日省耕，進而在該日派出相關人員分赴農田監督耕作，發現有荒蕪農田、消極怠耕者即施以訓誡，夏日谷熟之時再如法炮制、外出省稼，發現同樣土質的田地上禾苗長勢旺盛者即加以獎賞……”

“朝廷也會分類收集古今農書，詳解各種作物的生長規律，再編為簡明易懂的書冊下發到社學，由社學向鄉民推廣，同時，社學也要將民間出現的優良農作之法收集起來，如此相互促進農業技術的發展。”

“如此一來，通過幫助農民提高收入，社學自然就會慢慢在民間建立威信，有利于履行鄉約上的其他職能，至于稅賦錢糧以及社倉則依然由富民繼續負責，社學進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