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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周易》性質說

一、先秦時期對《周易》一書性質的不同認識

1.《左傳》一書里記載春秋時期對《周易》一書進行“筮之”與“引用”的兩種不同性質的運用

從歷史上的文獻來看，是《左傳》這部最早的史書里記載了《周易》事例。而從地下出土的考古資料至目前，還沒有發現有超出《左傳》里記載《周易》一書的時間。這是說從目前地下出土的資料來看都沒有發現比《左傳》一書更早有記載《周易》一書內容了。在前章里已涉及到《左傳》里所記錄《周易》這一名稱，也已知《周易》一書最早出現是在公元前671年，那一年發生的事情，是追記陳侯的兒子，小時候被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進行了一次筮卜。這是史書里記載《周易》一書最早出現的時間了。并且通過那次筮卜的筮例里所出現的繇辭與現在通行本《周易》里的爻辭，是一字不差。已知《周易》就是一本書。也不可否認，有史書里所記第一次出現在世人面前的《周易》，是以筮卜的面目出現。在《左傳》一書里與《周易》一書有關的筮例，不下十幾例。雖然《左傳》一書里記錄的筮例運用《周易》一書里的句子內容來聯想、比類人事吉兇。這是春秋時期出現的事情，也只是春秋時期筮卜上的一個環節。而更重要的步驟是不能離開六十四畫符號派生出的八個“三畫組合”的八卦符號，而取象八種自然物象來比類、附會人事吉兇。這八卦取象及一套符號工具才是筮卜的核心。而八卦卦術，是從“六十四畫符號”中派生出的東西。而這些內容本不是《周易》一書里的內容。只是史巫借《周易》里的文辭當占辭，成為八卦取象、比類、聯想人事吉兇時的解讀工具了。那不過是史巫的錯誤認識而已，并不因史巫使用《周易》一書的文章句子作占辭解讀人事吉兇，而就要扼殺《周易》的哲學性質。《周易》一書里的文句，春秋史巫用在筮卜上是事實，但春秋時期的史巫在筮卜時，起筮，解筮，主要是運用六十四卦畫及《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稱和幾種取象來聯想、類比、附會人事吉兇。而從“六十四畫符號”中派生出的卦畫符號和八卦取象，這才是筮卜上離不開的兩大內容，才是八卦筮術的運用工具。而這兩大內容不是《周易》一書里始創與發明出來的東西，《周易》一書里雖有“六十四畫符號”，但從現代的考古上，已發現了這些符號，早在商朝就已出現了這些“六聯體”的符號，并且其淵源可能更早。這說明“六十四畫符號”（或后人所稱的“六十四卦符號”）并不是《周易》一書里始創的東西。而《周易》一書是西周后期才產生出來，可那一套畫符號，早在《周易》一書出現之前就產生了。如同甲子六十符號，在商朝甲骨上就已有完整的記錄。后來甲子符號，不是同樣演變成筮卜與八字算命里不可缺少的推演工具嗎？若離開“甲子”符號，算卦與批八字等數術就無法煞有介事的騙人。難道“甲子”符號起初的創立，就是為筮卜設計的嗎？顯然不是。正如“六十四畫符號”（后稱“卦畫符號或八卦符號”）那樣，起初同樣不是為筮卜設計的，是人類早期符號文字的使用。對于“六十四畫符號”的起源到演變成筮卜工具，本處就不多說，本書里的“《周易》與符號說”里有詳論。

在對《周易》一書的最早認識上，史巫當成筮卜并改編使用，是史巫首先看到《周易》里的六十四畫符號，又有文辭，就改編為“繇式”結構，用于筮卜人事吉兇。那是史巫的錯誤認識，不等于《周易》本初就是為筮卜而創作。也不等于《周易》就是講筮卜的。得看《周易》一書里說了什么？要看內容思想。而不應被《周易》里有“六十四畫符號”就拋開《周易》一書里的思想內容，而認為是筮卜之書。更不能被今本《周易》的數字爻題所迷惑。我們在《周易》符號與筮卜說都講到了《左傳》里的筮卜例子，看到那時的史巫，是如何用“《周易》筮之”的。有了《左傳》里的那些筮例，就證明《周易》一書是筮書了嗎？那正是被《左傳》里的筮例所庶蔽了《周易》一書的真象，可另一面也正是由《左傳》一書記載了“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而印證了《周易》文本被篡改的歷史真相。

《左傳》里記述的筮卜例子，所運用的八種自然現象（即后來稱作“八卦取象”）聯想比類附會人事吉兇。而這八種物象，在《周易》原創文章里是根本看不到的，是沒有這一說法的。那八種取象運用到筮卜上，本是筮術上的東西與《周易》無關。而后來出現的陰陽，五行，都套在《周易》一書的頭上，可后人也就認為是《周易》里的東西了。

《左傳》里雖然出現的以《周易》一書的文辭當占辭以解筮，但不等于說《周易》就是一部筮卜書。這與史巫的認知能力有關，不是《周易》的錯。而在《周易》里同樣又有另一面的記載，即把《周易》當作如《詩》、《書》那樣的性質來看待，來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做為引經據典來闡明事物的道理，是與史巫筮卜完全是不同的認識，這應是不爭的事實。

如《左傳·宣公十二年》“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藏兇。’執事順成為藏。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兇也。”

這里的“《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藏兇’”。正是引用《周易》一書里的《師》篇中的句子。而現通行本《周易》“師”篇中還有這句話：“師出以律，否藏兇”，這是一字不差的。《宣公十二年》里記載的事情是知莊子引用《周易》一書的文章是用來闡明事理，可不是筮卜的。《左傳》記載，在宣公十二年春季發生了楚莊王進攻鄭國，到夏季，晉國派軍隊去救鄭國。這支救鄭的軍隊的主帥是荀林父和輔佐的先榖，還有將領荀首，趙朔等，這支軍隊到達黃河聽說鄭已和楚講和，主帥要帶兵返回。而經過一番討論，先榖卻反對退兵，要自帶領所屬的軍隊渡過黃河，這就出現荀首引經據典，真對先榖的行為認為是錯誤的。

這里引用了《周易·師》篇中的內容，如同引用《詩》、《書》里的文章句子那樣，來闡明事理。

“《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藏兇。’”這在歷史上也是記錄的最早引用《周易》一書里的內容用來闡明事物的道理。這“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90年，距離《左傳》記載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筮卜已過去75年。即《左傳》一書里記錄的第一筮列75年后，在晉國的上層卿大夫人物是引用《周易》里文章內容作為引經據典來闡明事理的。而《周易》“師”篇的內容就是圍繞著用兵而講述的政治道理。在春秋時，諸侯國的上層人士，看來是讀懂了《周易》。所遇到軍事問題，就引用《周易》一書里講述戰爭的理論文章來闡述道理。所引用的句子內容與闡明的事理是恰到好處。《左傳》里這段文章大致意思是：“荀首說：‘先榖這些軍隊危險了。《周易》里有這些說法，是在《師》之＂臨＂里說：‘軍隊出征全憑紀律，如果治軍不好，就兇險了’。執行順當而成功就是‘藏’，反其道就是‘否’。大眾離散是弱，河川阻塞就成為沼澤。有了軍律，如同律已那樣，所以叫律。執行不善，而且紀律枯竭了。從充盈到竭盡，阻塞而且不整齊，就是兇險征兆了。”wap..OrG

這里引用《周易》一書里的文章句子是在于說理，完全不同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是用于筮卜人事吉兇。這就是春秋時期兩派對《周易》一書不同的認識。這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時，又不同于像引用《詩》里句子那樣，直接稱《詩》曰，或《詩》云。而在《左傳》里凡引用《周易》一書的句子，則出現的是：“《周易》有之，某之某曰”這種用法格式，而不是《周易》曰；或《周易》云。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所用的稱法與史巫筮卜時的稱法有點相同，如《左傳》里第一筮例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觀，利用賓于王’。”而荀首引用《周易》時說的是：“《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藏兇。’”可這文章句子內容是出自《師》篇里，而不是《臨》里的句子。這種引用時的稱法與筮卜時的稱法則基本相同，這是什么道理呢？這決不是后人說的是筮卜是產生了變卦的那種臆測的說法，這應是一種固定的對《周易》稱法，這只因是當時的《周易》文本結構所決定的了。前面在《周易》文本里，已講述過這是春秋《周易》文本的結構形式所致。即使這種結構形式的《周易》，只要看懂《周易》里文辭內容的含義，豈能認為是一部卜筮之書呢？

再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記載鄭國的游吉，從楚復命回國，告訴子展說楚王將要死了。認為楚王不修德政，反而在諸侯那里貪圖進奉。游吉為闡明楚王快死的說法，就引用《周易》的句子做為引經據典為論證的依據。原文是這樣記載的：“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臨＂曰：‘迷復兇’。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愿，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兇乎。”

這里的“《周易》有之，在《復》之＂臨＂曰：‘迷復，兇。’”正是引用《周易》一書里的“復”篇中的句子內容，來闡明“楚子將死”道理。《周易》里的“迷復兇”，是指“迷途，不返，就兇險了。”也可解釋為：“迷失方向，而不改正，就兇險了。”意思是在錯誤的道路上，不悔改，就是兇險的后果。游吉引用這《周易》里的話，隱喻楚王有錯不知改悔，不就是快死亡了嗎？這引用的句子再恰當不過了，增強了論事的說服力。這與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類、聯想、附會人事吉兇可是兩碼子的事。這游吉可是鄭國卿大夫級的人物，是代表鄭國出使它國的外交使者。這也反映了《周易》一書在春秋時期的上層卿大夫眼里，是與史巫的認識不同，是被看作一部理論書籍，這在《左傳》里是個涇渭分明的事情，這應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周易歸來的周易哲學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