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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結構形式及內容，這種結構形式，正是以《周易》一書里的符號及名稱來排序《周易》每篇里的句子題目，也可稱為“句題”或“句稱”。是作為義理之書引用時區別于卜筮上的“繇題”稱法。當然，《左傳》里記載的“以《周易》筮之”，出現過“其繇曰”，說明那時把《周易》里的句子看成“繇辭”了，即使引用時也沒有出現“其文曰”。無論是筮卜，還是引用，都出現的是“某之某曰”這種稱謂，我們在論述“春秋《周易》文本”的結構形式時，還是以“繇題”或“繇稱”這種稱法。從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結構形式來看，《乾》里是用《周易》一書里的畫符號及名稱來排序其繇辭的繇題，反過來說，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一書里的畫符號及名稱來排序每篇里的繇題。從春秋《周易》文本《乾》里的“繇題”排序方法來看，是有《乾》的本位符號（即“—”這種畫道的六聯體）為基準，通過初畫變起（即“—”變為“－－”），由此可變出六個不同的六聯體“畫符號”，來作為六句繇辭的繇題（唯春秋《周易》文本里六十四篇里的《乾》與《坤》各多出一句繇辭，自然也各多出一個“繇題”，其它均是六句繇辭與六個“繇題”。

我們再把《乾》里取得“繇題”的排列方式演示如下:《乾》里的畫符號是“”(因打不出這種符號，故空去)，通過《乾》符號的初畫“—”變“－－”（不過這種符號在春秋時候是這樣寫的“∧”），那么，就會得出另一個“畫符號”來，通過對《乾》的“畫符號”初畫的改變，就變成了這樣的一個畫符號“”，即《姤》的符號(見下面圖例符號)。再通過對第二“畫道”進行改變，就又變出一個不與相同的六聯體“畫符號”來，以此類推可通過《乾》符號里的六個劃道的改變，就會變出六個屬于“六十四畫符號”里的六個不相同的“畫符號”來（這種符號是以兩個基礎符號即“—”與“－－”來組合為六聯體，以“六聯體”的組合，可組合出不相同的六十四個符號來。我們給它命名為“畫符號”，或稱“六十四畫符號”。因為這種“畫符號”在《周易》成書之前早已出現，只是《周易》一書原初所用其作為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已。正如《周易》一書里把這個符合“”，寫在《乾》的前面，成為《乾》文的序目而已，如同一、二、三里的“一”，還如同甲、乙、丙、丁里的“甲”，作為排序作用而已。但后來這一套符號，逐步被演變成八卦筮術工具。

《周易》一書用了這一套符號，由此這一套符合與《周易》一書里的六十四篇名稱不可分割了，人們看到六十四畫符號里的某一“畫符號”，就知道這一符號的名稱。后來筮術上把六十四畫符號，變成“卦”符號，如看到“”這個符號，就知道是《乾》卦符號，這個符合也就代表的是《乾》卦。對這一套符號，人們已經是約定成俗的認為了。

我們把春秋《周易》文本《乾》的結構形式，是通過《乾》符號的下端逐劃道的改變，所變出六個不相同的畫符號及名稱做為繇題的排序列舉如下：

()乾

()姤

()同人

()履

()小蓄

()大有

()夬

(因“劃符號”打不出，用()代替)

我們通過以上的符號所看到，《乾》之后的“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是通過《乾》符號的六劃道逐次改變的方法，得出《周易》里六十四畫符號中的六個“畫符號”，也就得出六個名稱。來作為《乾》里的“繇題”。

從《乾》里看到的“繇題”排列方法，由此推而廣之，整個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六十四文章，均是這種排列方法。即春秋時期對《周易》六十四篇文章改造成“繇題”文本時，是以每篇里的“畫符號”作基準，如《乾》里的那種排列方法（當然，《周易》六十四篇里，唯有《乾》與《坤》被多分割出一句“繇辭”。《乾》里的最后一句“繇題”為“坤”，《坤》里最后的一句“繇題”為“乾”）。而且這種“繇題”是固定不變的。即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畫符號及名稱作為“繇題”的排列結構形式。所以，無論《左傳》里的“以《周易》筮之”，還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才會出現那種相同的稱謂，即“×之×曰”。如，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進行卜筮，剛好筮出的是《乾》里的“姤”繇辭，就要以這一句“繇辭”來‘解讀’所問的人事吉兇。史巫就先會把這一句“繇辭”說出來，史巫就會說“以《周易》筮之，遇《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如何如何。”

而若是某一人士，正想引用這種《周易》文本《乾》里的這句話，來闡明事理時，就會說“《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如何如何。”顯然，《左傳》里出現的，無論以《周易》筮之，還是引用《周易》的例子，使用的是一種《周易》文本，即以《周易》里的畫符號及名稱作繇題的《周易》文本。

無論從《左傳》一書里記載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還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闡明事理的例子，通過它們的稱謂，明確的看到是以《周易》一書里的名稱及符號，作為每篇里的“繇題”排序，并由此可推演出春秋《周易》文本的結構形式。我們還可從《左傳》里記載卜筮中的兩個例子里，所涉及《周易》里的一篇內容，以此推演出這種文本的結構形式。我們先把《左傳》里記載的，以《周易》筮之所涉及《周易》同一篇內容的兩筮例摘錄如下：

⑴《左傳·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⑵《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以上兩筮例中涉及的是《周易》“大有”里的內容，我們已知春秋時期的《周易》文本里每一篇里的“繇題”是以《周易》里的符號及名稱充當的，也知道是如何的排序規則與方法。那么，我們先把作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篇抄錄于此：

《大有》：元亨。

鼎：無交害。匪咎，艱則無咎。

離：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

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畜：匪其彭，無咎。

乾：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壯：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是以“鼎”、“離”、“睽”、“大畜”、“乾”、“大壯”做繇題。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筮例中說“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

這里說的“《大有》之"睽"”的“睽”，正是《大有》里的第三“繇題”。而《左傳·閔公二年》里的筮例中說“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這一筮例中說的“《大有》之"乾"”的“乾”，正是《大有》里的第五“繇題”。這兩筮例中，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辭，另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辭。《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記載的筮例中，所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辭時，卜史偃要以此‘解讀’“勤王”之事的吉兇。卜史偃就引出《大有》里第三繇辭內容，即“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這“公用亨于天子”，正是《大有》里第三繇辭的一部分內容，只是卜史偃沒有引述“小人弗克”來‘解讀’他卜問事情的吉兇，而是找有利的繇辭‘解讀’他認為的吉兇。我們所要看到的是這一筮例中出現的“《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說的正是春秋文本《周易》里的《大有》第三繇題與繇辭。而《左傳·閔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只出現了《大有》中的第五“繇題”，即“《大有》之"乾"”，而并無引出以“乾”做繇題里的繇辭來，而這一筮例中“曰”之后的“同復于父，敬如君所”，不能理解成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辭，還認為是與今本《大有》里不同的繇辭，這樣認為就錯了。這里的“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內容，是史巫的解卦（因這里的筮例，已把《周易》看成“卦”）的話語，這種方式，即“某之某曰”后出現的內容，而不是《周易》里的文辭，并不是僅此一例。正如此筮例里出現的“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這種說法格式，是史巫點明某筮卦某繇題后，跟著出現的是史巫解卦的語言，這種“解卦”語言，一般是通過所筮出某卦的卦符號取象或通過得出的某繇辭來解卦，并不引出某繇辭，而是變成自己的對所問事項的吉兇，說出一套說語來，所以就不能一概認為“某之某曰”之后的話，就是《周易》里“某之某”里的繇辭。這一筮例出現的“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正是史巫通過《大有》里的第五繇題“乾”的取象（“乾”的取象為“天”、“父”、“君”等）做出的“解卦”語。我們這里只是要看的是，《左傳·閔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出現的“《大有》之"乾"”，正是通過《大有》卦名和《大有》里排第五的繇題“乾”名，出現的這種稱謂。由此從這兩筮例中，也完全能夠印證春秋《周易》文本的每篇里的結構形式來。.ZWwx.ORG

《左傳》里的以《周易》筮例說法與引用例子里的說法是吻合的，也由此證明了，兩者所用的是一種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也由此而知，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符號及名稱來編排每篇里的“繇題”。周易歸來的周易哲學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