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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孤信和伽羅、明敬兩個女兒商議了絕地反擊的大事件。政變的地點，伽羅認為驪山是八柱國所控制的特區，不宜在驪山發難，非還京不可，必須迅速啟鑾回京。

確定政變擬旨的人選，這個人既要絕對可靠，又要筆力雄健，雙方一致的意見是獨孤陀，他是明敬的弟弟。

獨孤伽羅還對回鑾時間、抵京的時間及車駕與梓宮護衛人員之間的聯系等細節，以及京中如何迎接梓宮、捉拿八柱國等過程都與伽羅進行了詳細的商議。

經過此番過招，自詡為文武雙全、又歷經百戰的北塞俊郎，不得不對自己僅有十六歲的女兒刮目相看，獨孤伽羅的聰慧機敏、工于心計、敢作敢為的品性，使他相信這個丫頭將來一定可以完成這一扭轉乾坤的大業。

獨孤信與獨孤明敬商議了政變的整體計劃以后，就要啟程回京著手準備，而宇文護一黨一直緊盯著這次“父女會”。卻沒有合適的理由阻撓。

但是宇文護沒有想到他嚴密控制的驪山，一個旨在推翻宇文護一黨的政變計劃就在他們的眼皮子底下商議完成。八月初七日，獨孤信啟程回京。政變計劃在了無痕跡的操作下啟動了。

獨孤明敬知道，按周朝祖制就有先例，后妃、宮監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參與國家大事。而宇文毓遺詔給予她代小皇帝掌管“同道堂”印璽的機會，使她有了參與朝政的正當理由。

而以宇文護為首的八柱國，他們是欽定輔佐新帝的集體，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除非到新皇帝有了獨自處理政事的能力，八柱國仍然貪戀權力，不歸政于皇帝，那才是過街的老鼠，“人人得而誅之”。

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剝奪八柱國的輔政權力，都是抗旨犯上，應當視為“亂臣賊子”。然而，政治是骯臟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強者往往主宰政局的發展走向。

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正當性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隨時賦予的。成王敗寇的原則，不但適用于改朝換代，也適用于宮廷政變。獨孤明敬明白她必須成功，才能改寫歷史。

可是此時，獨孤明敬所能夠控制的唯一的力量，也是最大的王牌卻只有皇太子宇文赟。要實現“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能夠依賴的同盟力量只有衛國公獨孤信，而這是不夠的。

雖然獨孤信可以借助掌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全面負責外交事務的機會，調動與之相關的一些文武大臣，但要想與勢力強大的宇文護等八柱國進行殊死的較量，獨孤明敬還必須擴大群眾基礎。

那些不鮮卑宇文護“鐵腕”統治的“苦大仇深”的漢官員很自然地成為獨孤明敬要爭取的同盟力量，這樣，大學士趙貴就進入了獨孤明敬的視線。

趙貴從西魏時期就進入翰林院，不僅勤于政事，尤其擅于文墨。歷經西魏到北周三朝，由于筆墨出眾，曾被委以《魏史》副主編的重任。

趙貴也曾出任戶部漢尚書，掌管天下錢糧賦稅。在他就任戶部副尚書時，宇文護為戶部正尚書。

周朝開國以后，為保證鮮卑族具有絕對的統治地位和足夠的統治力量與統治基礎，在各個政府部門的職位中，都安排鮮卑漢兩個官員，以鮮卑族官員為先。

他與宇文護是同僚，且年長宇文護二十多歲，可宇文護專橫跋扈，根本沒有把他這個漢尚書放在眼里。為政敵打造小鞋是宇文護信手拈來的好戲，工作中不失時機地奚落與排擠更是家常便飯。

某日，僚屬將漢尚書趙貴已經批閱過的部分文件交宇文護審核時，宇文護佯做不知，故意問道：“是誰批閱的文件呀？”部下小聲告知：“是趙大人批閱的”宇文護破口大罵：“呸！這幫混混，就會吃干飯，哪里懂得公事！”

于是將公文擬稿用紅筆涂抹不合適的文句，嚴厲批評，連趙貴的畫“同意”的批示也一并加上“紅勒帛”。

宇文護是個不愛讀書的人，對漢學造詣頗深的趙貴他也敢如此粗野的奚落，足以證明宇文護為人的跋扈。

懾于宇文護的淫威，趙貴“默然忍受，不敢校正”，終日提心吊膽，難安于位。后來終于找了個機會，跑到內閣躲避起來，寧肯放棄有權有利的肥缺，甘愿做一個有名無實的大學士。

獨孤伽羅知道，歷朝歷代都很忌諱女主臨朝的“垂簾”。姐姐要由幕后走到臺前，代新皇帝臨朝執政，首先，必須有吹鼓手為姐姐鼓噪，作好輿論上的準備，讓朝野上下形成一種太后垂簾的輿論氣氛。

由誰來帶頭制造這種輿論是至關重要的，這個人既能體會權力爭奪的微妙之處，又能不露聲色地引導輿論，還要不暴露奪權計劃。毫無疑問，選擇合適的人是對獨孤明敬運籌能力的嚴峻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