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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遺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區，是以良渚古城為核心的經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良渚文化遺址。良渚遺址于1936年被原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職員（現為浙江省博物館）施昕更先生[ 施昕更（1912-1939），杭縣良渚（今杭州市余杭區良渚街道）人。他自幼聰穎，中學畢業后考入浙江省高級工業學校藝徒班學習繪圖。畢業后，在西湖博物館擔任繪圖員。1936年參加古蕩遺址考古發掘后，他開始了良渚遺址的調查工作，隨后在三次考古發掘以及整理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考古發掘報告《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打破了他繼續發掘研究的計劃。同年12月，杭州淪陷，《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一書的印刷被迫中斷，他攜帶原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往浙南，不久即投筆從戎，在瑞安縣抗日自衛會工作。1938年，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幾經周折，《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一書才得以在上海出版。1939年5月，施昕更因患猩紅熱而英年早逝。]發現，杭州人何天行先生[ 何天行（1913-1986），浙江杭州人。1935年，何天行先生正在復旦大學就讀中國文學系四年級，在開設的課程中，有一門就是考古學課，他極有興趣。因此，他經常利用假期到民間探訪，這其中就包括了良渚，采集到了各種古器物。憑著自己掌握的古文化知識、濃厚的考古學興趣，他敏銳地意識到那些散落在杭縣良渚民間的石器、玉器和陶器絕非一般器物，良渚一帶是一個優秀的古文化遺址。1937年4月，何天行先生出版了《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一書，被作為“吳越史地研究會叢書之第一種”，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評價，蔡元培先生為該書題寫了書名。]也為良渚遺址的發現與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1959年由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正式命名為“良渚文化”。80多年的考古研究證明，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的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時代我國長江下游環太湖流域最重要、最發達的考古學文化。它是杭州、浙江乃至長三角地區的文化根脈。良渚古城遺址是良渚遺址的核心遺址，于2019年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使良渚遺址成為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在新時代，發掘良渚遺址的價值內涵，保護利用良渚遺址，傳承良渚文化，對于增強國家和地方的文化軟實力與競爭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力量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

一、撰寫本著作的原因與意義

撰寫本著作主要基于以下幾點原因：

（一）“良渚學”越來越成為一門顯學

從1936年良渚遺址被發現以來，“良渚學”研究經歷了“高潮-低潮-高潮”的發展階段。當前，由于良渚古城遺址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良渚古城遺址公園精彩亮相，國內外專家、學者、公眾紛至沓來，良渚遺址享譽中外，“良渚學”研究正處于新的高潮。作為良渚遺址保護管理的工作者，我有責任把良渚遺址正在經歷的歷史性成就記錄下來，傳承下去，使之流傳后世，讓今人和后人都能認識良渚遺址、感受良渚文化、傳承良渚文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

（二）個人興趣使然

我小時候就非常喜歡閱讀歷史書籍、觀看歷史影片和電視劇。上學后，歷史學課程的學習成績也一直不錯，報考大學時，我就填報了歷史學（師范）專業，在校學習也比較努力。大學畢業后，我順其自然地報考了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讀研期間，我翻閱了大量專業書籍，做了很多讀書筆記，積累了畢業論文寫作的豐富資料。研究生畢業后，我考取了杭州市公務員，成為一名良渚遺址的保護管理工作者，并一直工作至今。一路走來，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興趣對學習和工作的推動作用是非常大的。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抽出時間專門從事良渚遺址的價值與保護利用傳承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個人興趣讓我堅持下來。

（三）事業和生活的“助推劑”

有人曾經問我，作為一名公務員，你不用評聘職稱，也不用出科研成果，為什么還要這么努力地撰寫著作呢？我說，終身學習是社會和個人全面發展的必要條件，撰寫著作其實就是為了使自己時刻保持一種奮進的學習狀態，有目標、有計劃、有平臺、有載體地學習，讓學習成為自身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結合工作實踐和專業領域的學習，有助于事業的發展，推動自身總結經驗、反思不足、開拓未來，使事業發展始終走在光明大道上。

撰寫本著作既有學術意義，又有現實意義。從學術意義上來說，過去，良渚遺址研究主要聚焦于良渚遺址考古學、文物與博物館學，對良渚遺址的價值內涵和良渚遺址保護利用傳承工作實踐的研究相對較為薄弱。而良渚遺址的價值內涵是良渚文化的精髓，是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重要條件，是良渚遺址自身魅力之所在。在認清良渚遺址價值內涵的基礎上，集公眾之力，多層次多渠道多類型地保護利用傳承良渚遺址，使它融入時代、融入公眾、融入生活，為世人所知曉、所熱愛、所體悟，是當代良渚遺址保護研究傳承利用事業的著力點。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更應該總結80年多來良渚遺址保護管理研究利用的歷史經驗，提出促進“后申遺時代”良渚遺址保護研究傳承利用事業的對策建議，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基礎研究，善做針對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強的應用研究，為后人積累豐富的資料，提供今后研究的目標和方向。從現實意義上來說，本著作是在“后申遺時代”，當好良渚遺址的“保管員”、“研究員”和“推廣員”，做好“深化”“聯動”“激活”“互鑒”四篇文章的有益探索，有利于促進良渚古城遺址申報《世界遺產名錄》工作經驗的成果轉化，有利于為推進良渚遺址和良渚文化的保護研究傳承利用事業提供理論支持和決策參考，有利于推動良渚遺址和良渚文化走向公眾、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為延續浙江和杭州文脈、增強中華文化自信和中華民族凝聚力、推動杭州建設獨特韻味別樣精彩世界名城貢獻力量。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簡述

良渚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下游太湖流域考古大遺址，是良渚文化的發現地和核心區。隨著良渚遺址的考古研究和保護利用工作的不斷推進，特別是良渚古城遺址成功申報2019年《世界遺產名錄》，這些工作的開展已經逐漸改變了人們對中華文明起源方式和地區的認識，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的搖籃，良渚古國是中國之前中華大地上最早的國家。借此良機，良渚遺址和良渚文化研究事業日益繁榮。

目前，良渚遺址研究論著以良渚遺址考古研究成果為基礎，從地理環境、城市規劃、社會發展、生產生活、精神信仰等多角度探究了良渚遺址與良渚文化的發展狀況、興衰原因，對于我們認識良渚遺址與良渚文化的歷史文化價值有重要意義。

良渚文化發現人施昕更先生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發表于1938年，是施昕更先生的嘔心瀝血之作，開辟了良渚遺址研究的學術領域，值得我們認真地學習、體悟和繼承。

林華東先生的《良渚文化研究》是第一部全面系統探討良渚文化的學術著作。該書論述全面，內容包括良渚文化的發現與命名、遺址的分布和分期、文化的界定，陶器、玉器的工藝及特征， 還兼及生活環境、經濟模式、精神世界、社會形態, 并對良渚文化的去向和影響，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之七》是研究良渚遺址的重要基礎性資料，這些考古報告系統記錄了良渚遺址群重要遺址點的考古發掘背景、發掘過程、發掘成果，并對有關問題作了一定的研究論述。

《良渚文化刻畫符號》一書收集整理了良渚文化器物上的656個刻畫符號，符號種類超過340種，填補了良渚文化刻畫符號研究的空白，為研究我國文字起源提供了豐富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