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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皇帝對甘肅捐監一事起疑心之前，王亶望已經因為其他事情失去了乾隆的信任。乾隆四十五年（1780），號稱中國歷史上最能花錢的乾隆皇帝再次南巡。時任浙江巡撫的王亶望知道皇帝性好揮霍，喜歡講排場，為了討好乾隆，不惜花費巨資大修特修樓臺殿閣，張燈結彩，備極方物。其奢侈程度，就連乾隆皇帝看了后也覺得實在過分，特意說：“省方問俗，非為游觀計。今乃添建屋宇，點綴燈彩，華縟繁費，朕實所不取。”（《清史稿卷三三九》）意思是說我巡視地方是為了來了解風俗，不是來游覽觀賞的，但卻因此而添建房屋，點綴彩燈，如此繁華的裝飾，這是我實在不能接受的。王亶望見到皇帝斥責，急忙說這是嘉興知府陳虞盛所為，陳虞盛為此被免職。

然而，千萬不要以為乾隆皇帝真的就是希望節儉，他表面上訓斥告誡了王亶望，內心其實很高興，以王母鄧氏年逾八旬為由，下諭賞賜御書匾額及大緞二匹、貂皮四張。不巧的是，鄧氏剛好在這年八月病逝。按照清朝制度，王亶望該回家鄉山西丁母憂三年，但他不甘心就此離開浙江巡撫的肥差，于是借口要督建海塘工程，上疏請求治喪百日后留在杭州海塘效力。乾隆皇帝允準，但王亶望也因此去職，浙江巡撫改由李質穎擔任。不久，李質穎與王亶望在海塘事上意見不一，李質穎便上書彈劾王亶望“有家眷不回原籍守孝”，意思是王不讓妻、子還鄉奔母喪，同時還揭發了王亶望辦理海船事務時大肆收受商人賄賂并接受他人饋送婢妾一事。乾隆皇帝得知后甚為重視，派大學士阿桂等人調查。王亶望當然矢口否認，而李質穎拿不出真憑實據，承認所奏不過是得自傳聞。于是，乾隆皇帝對此案最后的結論是“王亶望尚無情弊”，不過是李質穎與王亶望不和，有意滋事。李質穎也由此被召回京城，浙江巡撫改由閩浙總督陳輝祖兼任。顯然，此時此刻，乾隆皇帝還是信任和偏袒王亶望的。

轉眼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乾隆皇帝派大學士阿桂赴浙江查勘海塘工程。阿桂發現了杭嘉湖道王燧和原嘉興知府陳虞盛貪縱不法、虛報經費的情況，立即上疏揭發。因為王亶望任浙江巡撫時，王燧、陳虞盛均為其親信，乾隆皇帝敏銳地意識到王亶望也脫離不了干系，下令逮捕王燧嚴審，尤其要查清王亶望與王燧有無“交通情事”。王亶望得知后十分恐慌，急忙自請罰銀五十萬兩，充做修建海塘公費之用。乾隆皇帝答應了王亶望所認罰銀，但對如此巨額銀兩的來源十分懷疑，密令阿桂嚴加查訪。阿桂自然想不到這些銀子大多是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時貪污的贓款，只在浙江調查，因而查來查去，始終找不到有力的證據。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甘肅發生了回民蘇四十三的起義，天下人包括天子的視線立即轉向了甘肅，王亶望的危機暫時解除了。只是這位能事之藩司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甘肅連日的大雨以及甘肅布政使王廷贊捐四萬兩白銀做軍餉將會將他連帶扯出。

乾隆皇帝看出破綻后，立即傳諭當時正在甘肅的大學士阿桂和署理陜甘總督李侍堯暗中調查甘肅捐監一事，據實匯報。阿桂和李侍堯很快就查出了甘肅捐監從一開始就是改收糧為折色收銀的事實。時在承德避暑山莊的乾隆得知后，感覺長期受到了蒙蔽，十分震怒。精明的和珅見甘肅捐監即將出大案，便搶先向乾隆皇帝奏稱說：“王廷贊蒞任甘省藩司（即布政使）有年，其家計充裕，即使再加捐數倍，亦屬從容。”意思是說，王廷贊擔任甘肅布政使有幾年了，別說捐四萬兩軍餉，就是再多幾倍，也能輕松拿出來。此話十分陰險，前面提到過，清朝官員俸祿微薄，四萬兩白銀已經是巨額錢財，和珅的潛臺詞自然就是王廷贊有偏門撈快錢。乾隆皇帝聽了，竟然沒有凜然發作，而是一面派人到甘肅召王廷贊到行在熱河晉見，再命阿桂和李侍堯務必嚴查甘肅捐監一案；另一方面，又命閩浙總督陳輝祖查訊時在浙江的王亶望。

此時，因甘肅回民起義被革職的前任陜甘總督勒爾謹已經被押解到京師，留守京師的大學士英廉奉旨提訊甘肅收捐監糧一事。不料勒爾謹早有一套說辭，稱：“我最初奏請恢復捐監糧時，并無折色收銀一事。后來風聞有折色之說，也問過當時的布政使王亶望，但王稱并無其事，于是我信以為真，沒有再過問。一直到王廷贊繼任，發現了問題，才告訴我王亶望在任時一直是私收折色。后來大家公議繼續折色收銀，每名監生收銀五十五兩。我也擔心各州縣不將捐銀拿去買糧，王廷贊提議交給蘭州府專辦，我也同意這樣做。這樣，這筆款項即從首府（蘭州府是甘肅首府）分發，各州縣并不解交經手。”雖然勒爾謹的供詞極力為自己開脫，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改收捐糧為折色是在王亶望任內開始的，后來冒賑更是成了他分肥的手段。

再說甘肅蘭州這邊，甘肅布政使王廷贊接到皇帝召自己去承德避暑山莊晉見的諭令后，已經意識到此行兇險難料，但圣意難違，他不得不遵命行事。但王廷贊也不是沒有絲毫行動，而是飛快寫了一封機密信件，派心腹王亮侯緊急送往位于關外盛京（即沈陽）的源有通號帽鋪，這才開始準備啟程。

前往熱河，必須要經過北京。在到達北京后的當夜，王廷贊不帶隨從，一個人秘密趕去一家客棧與一個名叫王誨之的人見面。王誨之就是源有通號帽鋪的老掌柜，接到王廷贊的密信后，便率領何萬有、張謙益、王汝輯、孫士基、曹國林五名伙計（清代“伙計”意思很廣，包括合伙人、經營者等）火速從盛京趕來北京，已經恭候多時了。王廷贊身為朝廷大員，怎么會與這些普通商人扯上關系呢？

原來，王廷贊不但與王誨之有聯宗之誼，本人還是源有通號的大股東，王誨之是應王廷贊之請，任掌柜經營源有通號帽鋪。而何萬有等五人也并非普通的雇傭伙計，均是王廷贊心腹王亮侯的臨榆（今河北秦皇島）同鄉，由王亮侯引薦，成為王廷贊生意上的合股人。

七個人在房中商議了很久很久，一直到天快亮時，王廷贊才從房中出來，獨自離開。

外面，東方的天空已經露出了魚肚白。王廷贊凝視著，忍不住長嘆了一聲。此時，他已經知道跟隨自己多年的王亮侯在送信到盛京后即不告而別的消息。唉，果然是大難臨頭各自飛。不過，在他內心深處，并沒有怨恨王亮侯的背叛，而是有一種“樹倒猢猻散”的悲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初，王廷贊終于到達熱河，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立即遵旨訊問。王廷贊的供詞與勒爾謹如出一轍：改收折色是自王亶望任內開始，他到任后發現收銀不合體制，立即下令停止收銀，重新按收糧處理，但之后一直無人報捐，無奈之下，只得依舊延續前任的做法。至于每名監生收銀五十五兩，則是因為考慮到各州縣辦理捐銀數多寡不齊，又擔心各州縣有短價勒買糧石之事發生，有個統一規定的數額而已。甘肅糧價比較便宜，此數足敷定額。而之所以要將辦理捐銀交給蘭州府專辦，是因為其他各省到甘肅捐監的商民通常都是聚集在省城蘭州，改歸首府更方便報捐。蘭州府統一收捐后，會將收銀發給各州縣，購買糧食補還倉庫，再按季申報，道府并加結于上。

乾隆皇帝看到王廷贊的供詞后，拍案怒斥：“所供殊不足信。”（《清高宗實錄》）特意于六月初十下諭駁斥王廷贊供詞，大意是說：甘肅收納監糧，原本是為了倉儲賑濟的目的，理當收取本色糧食，怎么能公然定數私收折色，而且此等嚴重違反朝廷例禁之事從無一字奏聞？如果說甘肅糧價便宜，五十五兩銀買的糧食已符定額，那么當地必然是收成豐稔，糧源充足，怎么還需要每年賑濟呢？如果賑災是實情，糧食必定昂貴，五十五兩銀子又怎么能買足所定的糧數？這兩者自相矛盾，必有一方是假。

乾隆皇帝此諭詰問得十分透徹而高明，王廷贊再也無法掩飾回辯。他本來還寄轉機于接受過他賄賂的和珅，不料和大人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甚至還多次在公開場合威脅要對他用刑。王廷贊心頭又恨又氣，但卻不敢揭發出和珅受己賄賂一事，一來于事無補，二來心中總還存了一絲僥幸，盼望和珅在最后關頭能伸出援手。

在同一時間，閩浙總督陳輝祖封存了王亶望的所有財物，但審問卻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王亶望供稱：“風聞有折色之事，當即責成道府查禁結報，且意在捐多谷多，以致一任通融。”意思是說，他在辦捐過程中，確實聽說過有捐監改收糧為收銀一事，但這是其下屬私自所為，他曾經就此事責備過下屬，但后來考慮到收銀后可以補購糧食，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王亶望此供，不但不承認冒賑貪污，而且將改收折色的責任全部推到其屬員身上。他還特意強調他的本意在于捐多糧多，至于分肥入己之情弊絕對沒有。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弟弟陳嚴祖時為甘肅環縣知縣，也牽涉進甘肅冒賑案，因而陳輝祖本人也有心庇護，決定就此放一放王亶望，便推辭說要等朝廷欽差工部侍郎楊魁到后，再一起嚴審王亶望。

當年六月十三日，陳輝祖關于王亶望供詞的奏折送到北京。到了這個時候，乾隆皇帝已經肯定甘肅捐監“有竟不買補，虛開賑濟，冒銷情弊”，自然對陳輝祖的作為很是不滿，但又想不出陳輝祖有什么維護王亶望的理由（皇帝無論如何沒有想到身為知縣的陳輝祖弟弟陳嚴祖也卷入了甘肅捐監案），認為是一直沒有找到真憑實據，所以王廷贊、王亶望等人才會不斷地狡辯、搪塞、推諉，于是傳諭阿桂、李侍堯，盛贊二人是“中外最能辦事之人”，要求二人將甘肅捐監案的內在情形迅速查明，務必水落石出。

而就在這個時候，京城發生了本篇開頭提到的六十根金條案。由于王廷贊是源有通號帽鋪東家的事眾所周知，眾人均懷疑這是他在刻意轉移財產。但由于直接當事人何萬有一直沒有被官府抓獲，旁人也無從得知真正內情，只能是猜測而已。

六十根金條的事很快就傳到了熱河。訊問王廷贊時，王廷贊卻說這金條是他在甘肅以高價銀換的，現在看到甘肅軍需緊張，特意帶到北京來換成銀子，打算捐做軍費用的。至于何萬有，不過是他熟識的一個人，因他本人換銀不便，所以將金條托其代為兌換。

一個月后，薊州激餾客棧發現了被通緝的何萬有的尸體。他是自殺而死，并留下一封遺書。遺書徹底拆穿了王廷贊的謊言：原來這六十根金條是王廷贊自甘肅帶來，在北京交給了王誨之，王誨之又托何萬有代為保管。何萬有因風聲緊，又想到將金條藏在衣褡中，轉存到聯興帽鋪內。

除何萬有之外，幫助王廷贊轉移財產的還有張謙益、王汝輯、孫士基、曹國林四人，后來均被抓獲。通過這些人，又追查到他們的同鄉——之前為王廷贊心腹長隨的王亮侯身上。后來進一步追查才發現，王亮侯也事前參與轉移了資產，僅轉移到他家鄉臨榆的王廷贊財產就有金葉子四封（重四百余兩）、銀一百余封（重六千七百兩）。果然應驗了和珅在乾隆皇帝面前揭發王廷贊“家計充裕，即使再加捐數倍，亦屬從容”的話。

再說蘭州這邊，阿桂、李侍堯接到乾隆皇帝六百里加急廷寄后，自然不敢怠慢。可甘肅捐監積弊已久，冒賑也已歷經數年，堪稱驚天大案，甘肅各級官員卻從無一人對朝廷提及，可見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人人有份。面對這樣一個密不透風的集團，到底要從哪里下手呢？

幸好對此難題，精明過人的乾隆皇帝早有明確指示，要二人重點清查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時道府結報監糧系屬何人，以及私收捏報的經過。很快，阿桂、李侍堯就理出了一份王亶望任內時歷任道府及直隸州官員名單。下一步就是要尋找突破口，對此，乾隆皇帝進一步諭示：“臬司（按察使）即系局外人。”一語驚醒了夢中人。

當年六月二十七日，阿桂和李侍堯派人將甘肅按察使福寧“請”到總督府來。福寧進來時，阿桂和李侍堯正端坐堂上，一臉肅色，這讓本來已經很緊張的福寧更加惴惴不安。見禮后，李侍堯也不寒暄，單刀直入地問道：“臬臺大人，你應該知道今天我們請你來是為了什么事吧？”福寧用袖子擦了一把額頭的汗：“福寧不知，還請李相國明示。”李侍堯虎起了臉，冷笑道：“你是臬司，主管一省司法大權，還需要我明示么？”福寧更加緊張，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直冷眼旁觀的阿桂這才開口，溫言安慰道：“福大人，你也不必過于緊張。我們都知道，你是臬司，完全是局外人，這也是皇上的原話。”福寧大感意外，愣了一下，還有些不相信地問道：“皇上真這么說？”阿桂肯定地點點頭，道：“對，皇上英明。福大人，你只需要將你所知道的甘肅省捐監一事如實告訴我們，就完全脫離了干系。”

福寧又驚又喜，當即將他所知道的甘省捐監內幕和盤托出：甘肅自開捐之始，便是收銀，而不是收糧。具體的做法是：王亶望將實收靠（空白的捐監執照收據）和所收銀兩全部交給蘭州府存貯，當時的蘭州知府就是他的親信蔣全迪（現任浙江寧紹臺道），因而給發各州縣捐銀的多少全由王亶望一人說了算，旁人無權過問。外省捐生全部到省城蘭州報捐，省內各州縣也在蘭州向報捐之人辦理捐監手續，頒發監生執照。各州縣領回的折色銀兩，也沒有用來買糧補還倉庫。放賑時，王亶望從未親往災區察看，各地的受災分數均由他一口決議，放賑時也不派官員監視。即使事后盤查，各州縣具文申報，道府按季出結，也全是弄虛作假、虛應了事。

福寧的交代有力地指證了王亶望是私收折色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如王所供稱的那樣是其下屬所為。不過福寧所知有限，具體到王亶望是如何用冒賑開銷情弊一節，也無法提供更多的線索，只是說甘肅省各地方報災數目全部由布政使司決定，如果要了解更多，只能去查閱王亶望任內時各屬報捐實收及開銷賑糧的原始賬簿。

福寧走后，阿桂與李侍堯又提訊了鞏昌府知府宗開煌。乾隆四十一年（1776）時，宗開煌任安西知府，安西下轄敦煌、玉門兩縣，正是所謂的“賑災重地”。他供稱說：“我任內敦煌、玉門兩縣冊結時，因王亶望要求，不得不在省城出具假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