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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期間，不斷有捐監案冒出，大多是地方官員為了中飽私囊，在經辦捐監時私收規禮（舊時官吏﹑差役憑借便利，巧立名目的慣例性收費）。比如乾隆七年（1742）福建捐監“經收各員于部定倉費飯食之外，每名索取規禮二三十兩至四五十兩不等。查每名監生，統計捐費不過百十金，今公家收其二，官吏取其一，雖曰減價，其實加價”（《清高宗實錄卷二百二十九》）。最后查明涉案官員共收規禮一萬五千九百三十六兩。地方官員大收規禮，無疑大大提高了報捐的標準和門檻，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導致報捐人數的減少。

更有甚者，還有地方官員私自將征收本色改為折色。比如乾隆五年（1740），潮州府海陽、潮陽二縣縣令私收折色案發。當時海陽縣報捐四萬三千八百石，實儲倉谷三萬一千三百余石，潮陽縣的倉儲則只有報捐的十之二三。兩廣總督馬爾泰認為二縣縣令改本色為折色情有可原，“多有先收折色為將來買補地步，以避霉變，以冀余平之意”，因此只下令二縣縣令補足倉儲即可。乾隆皇帝得知后，對馬爾泰的處理大為不滿，認為：“各省納粟準做監生，原為豫籌積貯，以裕民食起見。若地方有司私收折色，是巧開捐納之例矣。在州縣之私意，不過目前希得余平，將來又可免于折耗。不知年歲豐歉，難以豫定，一有緩急，倉廩空虛，何所倚賴？彼時若欲購買，價值必致昂貴，其弊不可勝言。然此猶其善者，若遇不肖州縣，收銀在庫，易致侵挪，從前虧空之弊，大率由此，豈可又蹈前轍？”（《清高宗實錄卷一百一十六》）顯然對地方私改征收本色為折銀一事深惡痛絕，海陽、潮陽縣令均因此被革職，所缺倉谷被勒令各自掏腰包賠補，兩廣總督馬爾泰也因處理不當被交部議處。

盡管乾隆對捐監案進行了嚴厲處理，但各省地方官員在執行時照舊趨利避害，捐監收糧成效并不顯著。數年后，僅得糧食二百五十余萬石，可謂步履維艱，甚至有大學士認為：“各省納本色，有名無實，請停止，專由部收折色。”（《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二》）但乾隆皇帝沒有同意，為了彌補各省收糧不足，又下令戶部重新恢復收捐折色。但收捐政策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儲備問題，積弊照生。尤其是自本色捐監推行以來，各省糧價普遍上漲，乾隆皇帝開始考慮捐監政策的存廢問題。不過，誰也沒有想到的是，最先被廢除捐監的竟然是最貧瘠的甘肅。

甘肅地處西北，本來就土瘠民窮，名列全國最窮的省份之中。加上清朝初年蒙古準噶爾為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次對西北用兵，乾隆即位以來，又有平準定回之戰，甘肅連年需供應前線所需役夫、軍糧，當地人的生活由此更加困苦。雍正皇帝在位時，曾經將甘肅的地丁錢糧賦稅全免，并特別準許甘肅開捐納糧，所收捐糧用來紓解軍需或民困。由于甘肅開捐門檻較低，每人只需捐麥豆四十石（一般省份需捐米一千石），不僅甘肅當地稍有積蓄的人家爭相捐監，就連外省商民也趨之若鶩。但正如前面所提，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官員的地方就有貪污，捐監很快變成地方官員撈取外快的捷徑，即使是以“貧瘠”著稱的甘肅也不能例外。乾隆三十一年（1766），陜西、甘肅捐監舞弊一案浮出水面，地方官員在捐監中行折色、浮收、包捐、侵占、勒收之實，乾隆皇帝斷然停止了這兩省的捐監，不久后又對安徽、直隸、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的本色捐監予以叫停，全國只剩下云南、福建、廣東三省收本色如舊。

甘肅停捐之后，為了解決當地軍民的吃飯問題，戶部每年均需撥銀一百數十萬兩。但即便如此，全省仍然缺糧，糧價奇高。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陜甘總督勒爾謹、陜西巡撫畢沅聯名上奏，聲稱甘肅地瘠民貧，時有災荒發生，百姓經常需要朝廷的救濟度日，而甘肅官倉糧食儲備素來不足，希望皇帝能夠準許在肅州（轄境相當于今甘肅酒泉、高臺兩縣）、安西（轄境相當于今甘肅玉門市及安西、敦煌兩縣）二州恢復捐監舊例，通過捐納的方式來增加官倉糧食儲備。

當時，管理戶部的是大學士兼首席軍機大臣于敏中，他認為勒爾謹、畢沅所奏確為實情，如果能恢復甘肅的捐監，讓有財力的人交納豆麥捐為監生，于國于民都是一件好事，因此力勸乾隆皇帝同意勒爾謹等人的奏請。

于敏中，字叔子，一字仲常，號耐圃，江蘇金壇（今屬江蘇）人。其兄于振是雍正元年（1723）狀元，于敏中本人則是乾隆二年（1737）的狀元，時年才二十四歲，為清朝歷史上最年輕的狀元。其人少年得志，聰慧敏捷，有著驚人的記憶力。乾隆皇帝喜歡吟詩作文，往往是口誦之后，由近臣代筆。于敏中陪侍在皇帝身邊時，只聽一遍，就能一字不差地默寫出來。正因為才干超群，于敏中長期受乾隆皇帝的寵愛，仕途一帆風順，官越做越大。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擔任軍機大臣，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去世時，在軍機處任職近二十年，堪稱乾隆時力秉鈞軸的重臣之一。他一生中最大的貢獻，是擔任《四庫全正總裁，親自領導了《四庫全的編纂工作。

不過，于敏中文才出眾，官高位顯，為官卻并不廉潔，是當時有名的貪官。乾隆是清朝第一個靠秘密建儲制度登上皇位的皇帝，上臺伊始，尚無自己的勢力和親信，執政初期為坐穩皇位費盡了心思，因而大權在握后，喜歡乾綱獨斷。又自詡“明君”，公然宣稱“本朝無名臣，也不需要名臣”，因而朝廷上下均“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鉆營為進取之階，以茍且為服官之計”。其身邊重臣也多是品行操守不良之輩。有人評價說：“訥親橫，于敏中貪，傅桓奢，和珅兼而有之。余皆旋進旋逼，緘默取容而已。”可見于敏中的貪名是何等顯著。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共有三十五個兒子。在圍繞皇位繼承人的問題上，皇子們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奪和傾軋，造成了諸多骨肉相殘的悲劇。機變狡詐的皇四子胤禛終于在殘酷的斗爭中勝出，是為著名的雍正皇帝。雍正登極后，為了避免康熙一朝爭奪儲位的廝殺再次出現，想出了一種“秘密建儲”制度——即皇帝在世時，既立太子，又不宣布，只由皇帝親自將所立儲君寫成諭旨，密緘于特制的匣內，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后。這一秘密與公開相結合的制度為清朝所獨有，對于緩和皇權斗爭、鞏固時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乾隆皇帝弘歷為雍正第四子，是清朝秘密建儲制度后第一個接位的皇帝。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雍正皇帝在乾清宮西暖閣召見王公大臣及文武官員，宣布說：“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加審慎，此事雖不可舉行，然不得不預為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于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清朝入關后的第一個皇帝順治，“正大光明”匾系其親筆御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后，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東華錄》）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在圓明園暴斃。莊親王允祿等王公大臣從“正大光明”匾額后取出密詔啟開，密詔上寫著弘歷的名字，即由弘歷繼位，是為乾隆皇帝。］

由于軍機處地處中樞，于敏中長期把握軍機處要職，其交結內侍、收受賄賂、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給朝中風氣帶來極壞的影響。前面提過，乾隆時期捐納盛行，于敏中趁機以權謀私，想要捐官者送給他的紅包多，便能辦得快，且謀到實缺，不然門檻重重。他還在辦理過程中大肆訛詐，向捐官者索要好處。有人變盡家產，也無法捐得個一官半職。由于于敏中長期得到乾隆皇帝的器重，朝中竟然無人敢在皇帝面前揭發他的所作所為。他從中積極斡旋甘肅捐監一事，想來也必然事出有因。正因為乾隆皇帝對于敏中極為倚重，因而經過慎重考慮后，便欣然同意了陜甘總督勒爾謹、陜西巡撫畢沅的奏請，批準在甘肅肅州、安西二州恢復捐監。

當時甘肅布政使為尹嘉銓（后因請準其父隨祭孔廟惹怒乾隆皇帝，被羅織文字獄處死），是當時頗有名望的道學家。乾隆皇帝顧慮到之前甘肅捐監屢有積弊發生，認為重開捐監“必須能事之藩司，實力經理，方為有益”，特意將“謹厚有余，而整飭不足”的尹嘉銓調回京城，另外選派自己素來賞識的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專門負責捐監事宜。

為了防止地方官員舞弊，保證捐監的正常進行，乾隆皇帝還在諭旨中預先警示說：“董飭稽查，乃總督專責，著嚴切傳諭勒爾謹，于王亶望到任后，務率同實心查辦，剔除諸弊，如仍有濫收折色，致缺倉儲，及濫索科派等弊，一經發覺，唯勒爾謹是問。”（《清高宗實錄卷九五七》）

陜甘總督勒爾謹原先確實是出于為官倉增糧的考慮才奏請在有限的范圍內恢復捐監，本來就沒有要從捐監中漁利的念頭，此刻又受到皇帝的嚴厲警告，自然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而問題的關鍵，就出在被乾隆皇帝譽為“能事之藩司”的王亶望身上。

王亶望，山西臨汾人。其父王師進士出身，曾任江蘇巡撫，在任上時勤政愛民，很有政績，是頗有名氣的清官。王亶望本人步入仕途也并非是走科舉正途，而是由舉人身份捐納，也就是出錢買官做，而且很快得到了知縣的實缺，曾到甘肅山丹、皋蘭（甘肅首府首縣）上任。此人精明能干，又善于鉆營，很快就被吏部選授為云南武定知府。但在朝見乾隆皇帝時，天子對王亶望甚是賞識器重，不讓他到偏遠的云南上任，而是命他回到甘肅等待補缺，意思是留有大用。后王亶望授為寧夏知府。不久，即升為浙江布政使。

浙江為一方大省，富得流油，賦稅收入在全國總是名列前茅。乾隆皇帝將這樣一個重省的財政完全交給了王亶望，可見對其之重視。當時，浙江巡撫空缺，浙江巡撫的職務也一并交由王亶望代理。此時的王亶望，已經儼然有封疆大吏的派頭。誰都不會懷疑，這位極得皇帝信任的布政使步入督撫行列，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就連王亶望自己也深信不疑，相當自得。

正因為如此，當乾隆皇帝下令王亶望由浙江布政使調任甘肅布政使時，他不但意外、吃驚，而且內心深處相當失望。浙江布政使與甘肅布政使在級別上并沒有什么不同，都是從二品的官員，但浙江省跟甘肅省卻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一個滿地黃金，一個一貧如洗。王亶望不能理解乾隆皇帝的殷殷期望和重托，反倒以為朝廷有意貶斥自己到邊遠之地，心中怨恨頓生。當他得知圣意不可挽回時，一個惡毒的逆反念頭悄然涌上了心頭——既然皇上非得派我去那個鳥不生蛋的地方，那我就想方設法地從那個戶鮮蓋藏的不毛之地弄出一大筆錢，那才叫真正的能事之藩司。

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王亶望到達蘭州，正式上任甘肅布政使一職。他一到任，便借口官倉糧食儲備遠遠不足，找到陜甘總督勒爾謹商議，要求在甘肅省下轄各州縣收捐監糧，不僅僅局限于朝廷規定的肅州、安西二州。勒爾謹此時還沒有意識到王亶望的險惡用心，對這位皇帝欽派的布政使，他當然不敢輕易得罪，于是立即同意。

按照甘肅省慣例，捐監收取的監糧不限于谷物，還可以為大豆和麥子。但即使收捐的范圍由肅州、安西二州擴大到全省后，報捐的人數依然不多。這倒是在王亶望的意料之中。他又去總督府找勒爾謹，以甘肅貧瘠、買糧困難為由，要求改本色捐糧為折色捐銀，即由捐糧四十石改為捐白銀五十五兩。勒爾謹之前曾經得到乾隆皇帝的警告，一旦發現有“濫收折色”的問題，要唯他是問。一聽說王亶望要折色捐銀，立即大驚失色，堅決不肯同意。但王亶望堅持認為改收本色為折色后，一定能使報捐的人數大為增加，且折色與本色是殊途同歸，捐銀最終還是要用來買糧歸倉。

勒爾謹雖為總督，官品在王亶望之上，但畢竟不是王亶望的頂頭上司。且一省財政、民政向來由布政使主持，總督無權插手，王亶望更是為皇帝欽派來全權主持捐監一事。勒爾謹雖然十分不情愿，但在王亶望表示愿意一力承擔全部后果的保證下，最后也只能同意按照王亶望的意思來辦。

很快，王亶望將自己的親信蔣全迪奏調首府蘭州任知府，專門承辦捐監事務。按照清朝制度，每名監生捐監時除了要繳納規定的糧食外，還需繳四兩公倉費銀（簡稱公費銀，即貯糧耗倉之費用），其中二兩上繳戶部，剩下二兩作為各衙門書吏公費所需，分支時，每人大概能分到二錢至五錢不等。而王亶望一上任，又在四兩公費銀外加收一兩雜費銀，歸為首府衙錢，實際上是他早打算在捐監上貪污作弊，因此有意讓衙門中分錢時多一兩銀子，以多分肥的好處來取悅眾人，塞住官吏之口，為其日后的貪污打下基礎。

這樣，甘肅省各州縣按照王亶望的指示開始折色收銀充抵監糧，收捐的銀兩也沒有用來買糧歸倉，但各地申報的倉廒數目卻在不斷增加。以王亶望之精明，當然明白這是地方官員在借添建倉廒為名貪污，卻也不加理會。

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王亶望還對朝廷重臣于敏中等人大肆行賄。當時上下交結、官官相護是官場的風氣，加上于敏中素有貪名，一向廣收地方官員賄賂，多有貪贓枉法的行為，當然也來者不拒。也正是從這個時候，王亶望與于敏中結成了一種穩固的聯盟。凡朝中有任何風吹草動，于敏中都及時派人向王亶望通風報信，這點成了后來王亶望久貪不敗、屢次化險為夷的關鍵。

巧的是，就在當年七月，宮廷太監高云從泄露乾隆皇帝在首府記載上機密批示事發，乾隆皇帝震怒，下令將高云從交刑部嚴辦。高云從供認是應于敏中所求，才打探首府記載批示一事。之前，高云從家人因強買土地吃了官司，是于敏中出面，找舜天府尹蔣賜啟疏通，高家才打贏了官司，因而當于敏中來找高云從時，高云從處于報恩的目的答應了。乾隆皇帝立即召來于敏中詢問，于敏中不得不自責認罪。部議決定，革除于敏中所任職務。但乾隆皇帝依舊恩寵不衰，親下詔書從寬處理，于敏中繼續留任原職，成為乾隆一朝擔任軍機處首席大臣時間最長的漢人官員。而高云從則沒有那么好的運氣，因泄露宮中機密被砍了頭。

自古以來，皇帝最忌外臣交結內廷，于敏中這件事也不是對乾隆全無觸動。試想想看，于敏中身為軍機大臣，在外朝深孚眾望，現在竟然連眼線都伸到了內宮，豈不是一種有力的威脅？乾隆皇帝認為該是加強對軍機處控制的時候了，不然將來難免尾大不掉，他開始著意物色新的心腹人選。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年輕的和珅進入了他的視線，開始走上了政治舞臺。

當年十月，王亶望上任半年后，上奏說甘肅安西州、肅州及內外各屬六個月內捐監生員一萬九千零一十七名，收監糧八十二萬七千五百余石。因為數目太大，乾隆皇帝接到奏報后當即起了疑心，特意下了一道諭旨，一方面表揚王亶望辦事認真，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所謂的“四不可解”：第一，甘肅百姓貧窮窘困，怎么會有多達二萬人捐監？如果是外省商民到甘肅報捐，京城現有捐監之例，眾人為什么會舍近而求遠呢？第二，甘肅省素稱土地貧瘠，本地糧產尚不夠百姓食用，又怎么會有這么多余糧供人采買呢？如果說是商賈從別省搬運到甘肅捐監，也不合常理，因為加上運費，花費巨大，商人怎肯為此重費捐納呢？第三，現在半年收捐監糧八十余萬石，一年則應有一百六十余萬石，如此下去，年復一年，糧食越來越多，不免因時間長久而變質，將來如何食用？第四，每年開春時出借種子口糧需費甚多，如不開捐，則不得不采買，歲需價銀一百余萬兩，但是，此谷畢竟系購自民間，與其斂余糧歸之于官倉，再出借給百姓，何不多留米谷于民間，任其自行流通？

這“四不可解”，實際上是乾隆皇帝擔心地方捐監再次發生舞弊，因此他要求總督勒爾謹將此“四不可解”查實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