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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事情都還要從頭說起。

在中國的大西北，有一塊號稱“西北明珠”的黃河沖積平原，地勢平坦，土層深厚。這里地處干旱區，年降水量不足二百毫米，但卻因為有黃河過境，當地人挖掘溝渠，引黃河之水灌溉土地，“歲無旱潦之虞”，因而造就了極為富庶的農業，享有“塞上江南”的美名。這塊神奇的土地，就是寧夏平原。

自秦漢開始，寧夏平原就開始了引用黃河水灌溉的歷史。這里溝渠縱橫，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唐來渠。唐來渠渠口開在青銅峽旁，自甘肅寧朔縣南分黃河北流，經寧夏、平羅會大清渠，北注黃河。根據明朝萬歷年間的《朔方新志》記載，唐來渠源遠流長，本是漢朝故渠，唐朝武則天年間曾對舊渠大加疏浚延長，并招徠戶民墾種，因此得名唐來渠，又名唐徠渠、唐渠。如此一條歷史悠久的古老溝渠，在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時，也經歷著歲月的侵蝕、風雨的洗禮以及兵燹的破壞，因而歷朝歷代均對其進行過大規模的修繕。主持修繕工程的歷史名人先后有唐朝名將郭子儀、西夏開國之君李元昊、元朝水利名家郭守敬等人。

入清以來，先后有寧夏巡撫黃圖安于順治十五年（1658）、兵部侍郎通智于雍正九年（1731）、寧夏道鈕廷彩于乾隆四年（1739）三次大修過此渠。轉眼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寧夏道（治所寧夏府，今寧夏吳忠）道員（地方行政長官，正四品，低于巡撫，一般尊稱為道臺）王廷贊（部分史籍記作王廷瓚）得知唐來渠年久失修，多有潰決之處。而唐來渠又剛好經過府城西面，王廷贊擔心渠水危害府城中百姓，便決意效法古人，大修唐來渠。

由于清朝沒有專門的經費撥給地方行政，而地方財政又沒有法定的收入，也沒有相應的經費預算和決算制度，地方長官一個人的收入不但要支付整個衙門的行政開支及部分屬吏的薪水，還需應付上級各種名目繁多的攤捐。在這樣的局面下，一個地方道員要拿出一筆不菲的款子來修復唐來渠，實際上是相當困難的。王廷贊卻表現出了非凡的決心，親自出面，四處借了一筆錢，為此費盡心思，才得以重修了唐來渠。

這位王廷贊，說起來也是個人物。他長年在西北為地方官，廉潔奉公，為百姓做了不少實事，因而在當地深孚眾望，是位頗有名望的好官。舉例而言，乾隆二十四年（1759），王廷贊時任張掖（今甘肅張掖）縣令，拿出帑藏，花巨資重修了自明朝嘉靖以來便已經廢棄的甘泉書院。此后，甘泉書院成為河西的教育中心，學風嚴謹，人才輩出。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廷贊時任鞏昌府（府治鞏昌，今陜西隴西）知府，出資在西鞏釋來家溝修建一座石橋，時人稱為“王公橋”（同治年間左宗棠西征時重修此橋，改名“永定橋”，當地人稱為“神橋”，至今猶存），這是老百姓對王廷贊的衷心贊譽。

就在大修唐來渠的這一年，王廷贊被提拔為甘肅布政使（治所蘭州，今甘肅蘭州）。他的前任王亶望則由于捐監賑災“有功”，“成效卓著”，被乾隆皇帝提升為浙江巡撫，前往油水更多更肥的浙江一地赴任。

清朝的地方行政機構采取省、府（直隸州、直隸廳）、縣（散州、散廳）三級制。省最高軍政長官為總督、巡撫。總督一般管轄兩省至三省（四川總督只管一省），同時兼任兵部尚書和都察院右都御史銜，又稱“制軍”、“制臺”。巡撫之制始于明朝，但當時無固定轄區，一直到清朝時，巡撫才成為一省的最高軍政長官，并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又稱“撫軍”、“撫臺”。總督、巡撫之下設布政使，簡稱為“藩臺”或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行政和財賦之出納，以及省內官員的升遷調動。國家政令均由其向府州縣宣布，權力很大，品級與巡撫同，是從二品官。另有按察使一職，簡稱為“臬臺”或是“臬司”，掌管一省的司法、監察以及驛傳事務，為正三品官。督撫、布政使、按察使合稱為三大憲。省之下設道（道是監察區，并非行政區），置道員。道以下設府，知府為行政長官，掌管一府的政務及所屬州、縣的賦役、訴訟等事。順天府和奉天府因為分別是京師和陪都，地位較一般府要高，設府尹為其長官。府之下設縣，置知縣。

清朝初年，全國共有十八個行省。甘肅當時屬于陜西省右布政使司（府治鞏昌，今陜西隴西）管轄，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省份。康熙年間，改陜西右布政使司為鞏昌布政使司，不久又改為甘肅布政使司，并將治所從鞏昌移至蘭州。乾隆年間，裁甘肅巡撫，改以陜北總督行巡撫事，稱陜甘總督，并遷陜甘總督府至蘭州。當時的甘肅下轄區域不但囊括今甘肅境域，還包括今新疆、青海、寧夏的一部分。

對于常人而言，從正四品的道員一躍為從二品的布政使，絕對是件大喜事，但王廷贊卻是且喜且憂。在從寧夏趕往蘭州的路上，他一會兒憂心忡忡，一會兒眉頭緊鎖，全然沒有升官的喜悅，倒讓跟隨他多年的王長隨著實困惑了。

王長隨名叫王亮侯，長隨是他的職業。不過，雖然長隨號稱“官之仆隸”，還是與“契買家奴”有著本質的區別。舉例而言，《紅樓夢》第九十九回講到賈政上任江西糧道之初，一心想做好官，嚴禁地方折收糧米勒索鄉愚。跟隨賈政上任的長隨都說：“我們才冤，花了若干的銀子打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于是一起向賈政告假，請求離去。賈政還不明白究竟，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里不好，就都請便。”于是長隨們怨聲載道地離去。只剩下些家奴聚在一起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才好。”奴婢一經契買，便完完全全成為主人的附屬品，終身服役不說，飲食衣服也均仰之于主人，這就是賈政家奴所說的“去不了”。而長隨只與主人有雇傭和隸屬關系，或是松散或是緊密，相當于“雇傭工人”，有活兒干就來當差，沒活兒則可以離開，即所謂“忽去忽來，事無常主”。長隨的“長”字，其實是名不副實。

長隨一詞，最初起源于宋朝。當年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與宰相趙普為布衣之交，私人關系親密。趙匡胤經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趙普家，點名要吃趙普妻子做的烤肉，并親切地稱呼趙妻為“嫂子”。所以，趙普下朝后都不敢輕易換下朝服，以免趙匡胤突然到來，不及換衣而失儀。有一夜，大雪紛飛，趙普認為積雪太深，皇帝肯定不會出門，不料剛把朝服換下，趙匡胤就到了。趙普急忙喚堂官（一、二品文官家人稱“堂官”，又稱“內使”。一、二品武官家人稱“家將”，又稱“內丁”）伺候換衣。趙匡胤見此堂官不離左右，舉止恭敬至誠，便打趣說：“這是愛卿的長隨吧？”天子金口一開，“長隨”的稱呼從此傳揚開去，成為堂官的別名。趙普的這位長隨，后來還出任指揮之職，“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說法便是來源于此。

到了清朝，長隨開始興盛，大小官員普遍自己掏腰包蓄養長隨。長隨不但成為一種正式的職業，還出現了《長隨論》等多種職業書籍。正是在清朝，長隨的功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們不但協助官員處理一切雜務，還成為官員與下屬吏役之間的一個重要行政環節。這是因為清朝地方官員采取籍貫回避制度：自順治開始，總督、巡撫以下地方官員均回避在本省任職，即必須易地為官。到康熙時，回避制度更加嚴格，官員任職之地應與其本人籍貫相去五百里以外，而不出五百里者均應回避。官員除非罷官或去職，才能回到家鄉原籍，這就是所謂的“宦游”。這樣，官員到陌生地方上任之初，必然要面臨人生地不熟的局面，而衙門里的辦事吏役則大多由當地人把持，自成一股勢力，根深蒂固，難以動搖。這個時候，長隨作為官員帶來的親信，就自然而然地在衙門中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尤其在地方州縣衙門，長隨更是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行政力量，被老百姓稱為“二爺”。而在地方衙門里，只有地方長官被稱為“老爺”，地方長官的幕友被稱為“師爺”，書吏、衙役等都不能稱爺。長隨與長官、師爺并為衙門里的“爺們”，可見其地位和作用。

最初，官員一般任用自己的親戚朋友來擔任長隨，但隨著長隨的職業化，在官場中以此為業謀生的人便成為長隨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到了乾隆時期，捐納開始盛行，更是出現了與長隨相關的獨特的“帶馱子”現象。

捐納，又稱貲選、開納，有時也稱捐輸、捐例。說白了就是賣官鬻爵，由朝廷將官職明碼標價，公開出售，賣官得來的錢財統一入庫，以解決財政上的不足。在清朝，捐納制度是一項很重要的制度，與科舉制度互相補充，一部分人通過科舉考試做官，一部分人則通過捐納制度做官。康熙時期，捐納官只到知縣。到雍正年間，道府以下各官均可捐納。再到乾隆時，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則可捐至游擊。

捐納官職的盛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導致仕途競爭更加激烈，因為官員的職位、名額始終是有一定額度的。捐官的人很多，職位的實缺卻是很少，這樣，真正落實到上任的就少了。官員從候選到候補，再到補實上任，往往要等待相當長一段時期。一些家底不厚的官員通常在候補階段就已經用盡了錢財，陷入了生活無著的困境。在這個緊要關頭，專門從事長隨行當的人會主動伸出援助之手，借錢給這些官員。當然，這些人不會白白借錢，投資一定要有所回報。一旦官員補實，長隨則跟隨他一同上任，并要求派以重任，以此作為對之前借錢的報答。這就是所謂的“帶馱子”，又稱“帶肚子”。

長隨們之所以寧可倒貼錢給官員也要謀取這份“下三爛”的差事，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謂“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衙門中多有“陋規常例”，凡長隨經手之事都可以撈一份外快。《官場現形記》中說一個州衙門里的長隨每年紅包“好幾千的拿”。前面提到《紅樓夢》中賈政上任江西糧道，跟他的長隨都是花了錢給介紹人作為“薦資”的，賈政卻一心要當清官，長隨們撈不到外快，僅憑薪資肯定要血本無歸，這才各自離去。

職業化后的長隨，種類繁多，有按出身劃分的，但更多的是按職能劃分。負責把門的叫做“司閽”或“門上”；負責文書簽轉的叫做“簽押”或“稿案”；在公堂值勤的叫做“值堂”；負責通訊的叫做“書啟”；掌管印信的叫做“用印”；管倉庫的叫做“司倉”；負責稅收的叫做“錢漕”；還有“管監”、“管廚”、“管號”、“跟班”等等眾多名目。

這里花這么多筆墨來講長隨，是因為這些編外的長隨將在下面講到的案件中起到極為關鍵的紐帶作用。

王長隨見到王廷贊如此神色，尋思新的藩臺大人可能是在擔心甘肅布政使不如寧夏道道員好做。當時甘肅地處邊陲，地廣人稀，加上天災不斷，朝廷還經常用兵，因而全省十分貧瘠。布政使要管好這一省財賦和民政，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而寧夏道只管轄“塞上江南”寧夏平原，為甘肅下轄地域中最豐腴之處，土地肥沃，灌水充裕，一方百姓富足，地方官百無憂慮。真可謂官大有官大的難處，官小有官小的優越。

王長隨十分機靈，當即安慰道：“藩臺大人不必太過憂慮。甘肅雖然全省土地貧瘠，時有災荒發生，但朝廷卻恩準甘肅捐監。這可是一件大好事！想那王中丞（指王亶望，中丞是清代對巡撫的稱呼）在甘肅布政使任上成績斐然，全靠捐納籌集糧食呢。”

［捐監，即捐納監生，屬于捐納制度中“常捐”的一種，民間生員只要捐米一千石，就可以獲得監生的資格。最初捐監只限于生員，后來范圍擴大，無出身的平民也可以靠捐納成為監生，稱為例監。捐監所收的糧食稱為“監糧”，納入地方糧庫，以備荒年賑濟。捐監不像前面提到的捐納實職那樣直接獲得官職，但有了監生的身份后，便可以直接取得參加鄉試或會試的資格。而且在清朝，要想捐納實職，必須先有監生、貢生的資格。捐監制度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地方財政危機，但也成為有錢人攫取富貴的終南捷徑，對科舉制度和社會風氣都產生了不良影響。］

王廷贊長嘆了一聲，哀嘆道：“我擔心的正是這個呢。”原來他發愁的并非其他，而是此次上任布政使是否能有所作為。他的前任王亶望精明能干，連乾隆皇帝都稱贊他為“能事之藩司”，在甘肅任布政使三年，報捐的糧食已經多達六百多萬石，報捐人數和所收糧食數不僅在甘肅省是空前的，就是在全國也名列榜首。僅報捐這一項的收入，已經是甘肅省全年賦稅的七八倍。正因為成績卓越，王亶望才被升為浙江巡撫。

有如此能干的前任，自然給王廷贊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他雖然對王亶望捐賑所取得的成績感到不可思議，卻也十分佩服。他是一個一心想做好官的人，希圖在其位謀其職，能夠大有作為。然而前任王亶望如此能耐，他自認為望塵莫及，欷感慨之下，竟然有些灰心喪氣，覺得前途渺茫了起來。